两个陌生的卖刀人出现在扬州的街头巷尾，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把制作精美的匕首玩来玩去，一再设法吸引旁人留意。一天，有个七八岁的孩子仔细端详卖刀人手上的匕首，过一会，不禁大声叫道：“这把刀是我们家的，我认得，我爹让我玩过！”卖刀人十分和气地哄住孩子，说愿意和他一起把刀送还他家。孩子高兴地把两个缉事的公人领进了门，可他的父亲一见匕首到家，顿时脸色大变，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公人不由分说，马上将他带进县衙，不须多费工夫，他就招了杀人的事。
《明史·刘季摴传》
刘台为公不计私恩
刘台是张居正主持会试时取中的进士，又是张居正把他从刑部主事推荐为御史，张居正对他的私恩，是非常深厚的。但是，在万历四年初，正在巡按辽东的刘台，毅然上了一封奏疏，洋洋数千言，弹劾大学士张居正肆意专权，擅作威福。他列举了张居正与宦官冯保同谋，逐走大学士高拱；私赠成国公朱希忠以王爵；不经廷推而引用张四维为大学士、张瀚为吏部尚书；摧折言官余懋学、傅应祯等；献白莲、白燕以固宠；以升官收买有关人员，为子弟谋举乡试；罔上行私，横黩无厌，富甲湖广，大建违禁宫室等等。
张居正非常愤慨，马上到明神宗那里反击刘台，并以辞职不干要挟皇帝采取行动。他声称，刘台弹劾他，是由于刘台巡按辽东时，违反制度，妄报军功，根据法律应当降谪，我只请旨予以戒谕，他就无比愤恨。再加以傅应祯下狱，追究党羽，当时并不知道他与傅是同县至友，来往密切，而且确实参与谋议。刘台自己觉得有所牵连，深自恐惧，因此他就不顾一切地以攻为守，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在我的身上了。张居正说：“臣十分清楚，臣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弹劾臣的言官们，说臣擅作威福，臣受命执政，自然有威有福。从今以后，倘若臣改途易辙，只一味柔顺，讨好下级，那么臣就会有负国家，有负陛下；倘若臣竭尽心力为国为君，那又无法逃避专擅的骂名。臣不得已，只有请求去职。况且，刘台、傅应祯都是臣主持会试取中的门生，国朝二百年来，从未出现过门生弹劾师长的怪事。臣只有负谗去位，别无它途。”说罢，伏地哭泣，久久不肯立起。明神宗只得亲自走下御座，将他扶起来，再三婉言安慰他说：“先生休说去职的话，朕一定痛责刘台，以报谢先生。”
神宗下令将刘台逮到京师，发下镇抚司审讯，初拟廷杖100，发远处充军。这时朝中议论纷纷，都为刘台不平，张居正也极不自安，只好表面上上疏解救，这才免了廷杖，夺职为民。但张居正的内心忿恚并未平息，他又暗中派御史于应昌巡按辽东，派王宗载巡抚江西，深入访查刘台在辽东和江西老家的作为。不久，于应昌、王宗载以及原任辽东巡抚张学颜，迎合张居正的旨意，罗织不少刘台的罪行上奏。因此，刘台到底还是被发往广西充军。他的父亲和兄弟，也被牵连获罪。刘台到了浔州不久，就病死了。据说刘台死的那天，碰巧也是张居正寿终之日。
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御史江东之上疏为刘台讼冤，并弹劾王宗载、于应昌迎合权相，朋比为奸，对刘台进行诬陷。皇帝下诏给刘台复官、赠官，并以“故入”罪。罢王宗载、于应昌官，分别遣戍、降黜。
《明史·刘台传》
冯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神宗死后，太监冯保与大学士张居正合谋，端掉了首辅高拱。张居正如愿当上了首辅，但仍不甘心，还想进一步致高拱于死地。
神宗万历元年正月的一个早朝时，10岁的小皇帝刚走出乾清宫，随从们就看见有个无须男子，穿着宦官的服饰，腰挂佩刀，急急忙忙向前赶来。宫中卫士立即将他拿下，司礼监冯保马上对这人进行了审问。那人说名叫王大臣，在总兵戚继光处当兵，由于不如意，才逃跑出来，在京城流浪。
冯保将此事密报了张居正，张居正说：“戚将军掌握南北重兵，千万不要无端攀扯他，倒可以借此清除高某。”冯保就派他的家人辛儒去对王大臣进行威胁利诱。给他好吃好穿，又给金钱，让他招认说，是由于高拱心怀不满，才支使他前来行刺皇帝，而且还指定一个家人同他联系，共同谋划。冯保和张居正又分别将王大臣的伪供上奏皇帝，皇帝就命冯保负责严讯。
冯保和张居正的图谋，朝中大小官吏心里都明白，也引起了不少反对。朝中两位大臣，吏部尚书杨博和都御史葛守礼，一同去劝说张居正。张居正冷冷地说：“东厂已经审问清楚了，只等捉到同谋人后，就上疏请旨定案。”葛守礼说：“我葛守礼不是曲附乱臣贼党的人，我敢以全家百口担保高公并无逆谋。”杨博也说：“高公尽管粗暴一些，但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我们是想请相公主持公道，那些东厂宦官哪里是有良心的人？倘若株连开来，事情就不好收拾了。”张居正不承认自己想陷害高拱。葛、杨二人又反复讲了嘉靖年间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递相倾轧，彼此都大损名望的历史教训，望张居正引以为鉴。张居正愤愤地说：“二公以为我是有意与高公过不去吗？”说罢就起身入内，拿出东厂的揭帖扔给杨博说：“你们看看，这与我有什么关系？”谁知那份揭帖上正好有他亲笔修改的“历历有据”四字，可被他偶尔忘掉了。杨、葛都认识张居正的字体，他们彼此相对一笑，将揭帖装进袖中。张居正这才发觉露了馅，他表情尴尬地解嘲说：“他们不懂法理，我顺便改了几个字。”葛守礼严肃地说：“如此严重的机密大事，东厂不马上报告皇上，却先通知内阁，这不妥吧？我们两人并不是说相公故意与高公为难，我们以为事到如今，非您无人有回天之力。”张居正也觉得事情弄得有些过分了，便说：“倘若有我效力之处，岂敢不出力？只是事已至此，怎样善后？”杨博说：“就怕相公不肯出力，您只要愿出力，善后又有何难？可以请出一位有力的勋贵大臣出面审理就行了。”张居正只得答应审慎收拾事态。
因为张居正方面有了松动，皇帝这才下诏命冯保与左都御史葛守礼、锦衣卫都督朱希孝共同审理此案。朱希孝听说让他去审理这桩要命的大案，吓得与他的哥哥、成国公朱希忠相对大哭，他骂道：“是谁那么缺德，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让我去干灭门大祸的事！”哥俩马上去找张居正诉说苦衷。张居正冷笑说：“你们去找杨大冢宰和葛大中丞吧。”朱希孝又哭着去见杨博，杨博安慰他说：“朝廷是想借重您的勋戚威望，以保全朝廷的尊严和宰相的体面，哪里会忍心陷害您的身家！其实审问这案子也并非难事，您只要先派一个能说会道的校尉，去监牢里同王大臣好好谈谈，摸清他的底细，谁指使他那么说的，刀从何来。再把被称为他的同谋的高家仆人杂入一群人中，让他去指认，与高家有无牵连不就清楚了吗？然后再问他在哪里见到高公？高公什么样子？高公有没有指使他，不就明白了吗？”朱希孝破涕为笑，点头称是，回去照办了。
朱希孝派去秘密询问王大臣的校尉，果然弄清了王大臣的口供是冯保的教诲。校尉告诉他：“进宫行刺是全家该斩的勾当，这样的事，你怎敢答应？如今你原原本本说出实情，或许还可以免罪。”王大臣哭道：“他们哄我说，主使者才是死罪，我只要自首就没有事，而且还有官有赏。我哪里知道有那么厉害？”高家仆人押到后，混入诸校尉中，王大臣哪里认识！
到会审时，冯保问王大臣：“谁主使你进宫行刺？”王大臣睁大眼睛，仰头答道。“是你叫我干的，还问我？”冯保一下子泄了气，勉强再问道：“你先说是高相国，为何又变了？”王大臣说：“这是你教我说的，我一个下贱小人，怎能认识高相国？”朱希孝问他的蟒袴刀剑从何而来，他说：“是冯家仆人辛儒给我的。”朱希孝怒斥他说：“你想诬枉审问官吗？”
冯保看见他的谋划全部败露，审问不下去了，只得派人暗中给王大臣喝了生漆酒，将他害成了哑巴，让他说不成话。然后再将他移送刑部拟罪，将他斩了完事。就这样，一场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以杀掉一个可怜的小工具而告结束。高拱总算是逃脱了这场陷害，但他从此也只得闭门独居，官僚们来往河南，都不敢经过新郑，怕被猜忌惹祸。冯保、张居正尽管未能如愿，但他们的权势更为煊赫，即使有人不满，也不敢多说。
《明史·冯保传》
平海卫之战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由日本国亡命政客、失意武士、流氓无赖、无业游民组成的海盗组织——倭寇大举进犯福建，围攻兴化府城，明将刘显率军赴援，预先派人与城中联络，不料其联络人员在途中被倭寇杀死。倭寇竟穿上明兵之衣，谎称刘显之使者，入城欺骗明军守将放松戒备，倭寇大军遂乘夜入城。
倭寇攻克兴化，朝野为之震动。明廷急任参政谭纶为福建巡抚，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官，前往福建平倭。
第二年(1563年)二月，倭寇闻知明军南下，乃弃兴化城，进攻峙头。明军都指挥欧阳深误中倭寇埋伏，与所部数百人皆战死，倭寇于是乘胜攻克平海卫。
四月，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率部先后赶到福建平海卫。倭寇自知不敌，想从海道逃跑，谭纶乃令士兵设栅栏截断倭寇入海之路，又令明将许朝光在倭寇入海路口截击，倭寇见退路已断，只得又退回平海卫城，烧掉舟船，不敢再出。
谭纶分兵三路，以戚继光所部为中路，以刘显所部为左路，以俞大猷所部为右路，分进合击，水陆夹攻，志在全歼倭寇于平海卫。
戚继光
戚继光进军前，先在军中找了一个平海卫籍的士兵为向导，从间道出敌不意，登上了城北的高地，并马上发起进攻。倭寇未想到明军会从背后突然出现，军心惶惑，明军乘势登城。
这时，俞大猷也率部从海上进攻平海卫的南门，配合戚继光夹击城中的倭寇；都督刘显亦率军队猛攻崎头的倭寇，使倭寇各不相顾，明军遂一举收复平海卫。盘踞于崎头的倭寇听说平海卫已被攻克，大恐，无心恋战，遂被刘显击溃。平海卫之战是明军平定福建倭寇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共杀死倭寇2200百人，夺回被掠夺的福建居民3000人。
戚继光部因首先登上平海卫城，功最高，受上赏，升为都督同知，代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世荫千户；俞大猷调为广东总兵，赐以银币，以旌其功。
戚继光与俞大猷均为抗倭名将，史载“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一年后，即嘉靖四十三年，戚继光又败倭寇于仙游，追至王仓坪，复大败之。倭寇残余掠渔船出海逃走，福建倭寇乃告平定。
(《明史·戚继光传》《明史·日本传》)
沈有容收复台湾
嘉靖年间的倭寇之祸，是明朝最主要的外患之一，为时竟达20余年之久，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广遭荼毒。直至嘉靖末年，倭寇才被明军驱逐出闽、粤地区，可仍流窜到台湾及附近海域为非作歹。
1601年，倭寇又向福建沿海一带进犯，福建都司沈有容与铜山把总张万纪奋起反击，大败倭寇。倭寇残部退回台湾。
台湾向来都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时称之为“东番”，又叫“大员”、“大圆”、“大湾”(为当时平埔族番社之名，闽南话音译为“大员”)，后衍化为“台湾”。沈有容击退倭寇后，便计划主动出击，收复台湾。当时沈有容部屯驻于石湖，要渡过台湾海峡攻击倭寇，至为不易。沈有容不畏艰险，毅然率战舰21艘出海，打算突然袭击倭寇，出奇制胜。
明代的战舰，不过是大木船而已。沈有容的船队航行不久，天气突变，狂风怒号，巨浪排空，有7艘战船竟被巨浪掀翻，沉于海中。沈有容率幸存的14艘战船历尽艰险，终于横渡海峡，迫近台湾西南海岸。
倭寇发觉后，大恐，急忙驾船应战，明军此时有进无退，皆殊死战，终于击败倭寇，击沉其舟6艘，斩首15级，夺回被倭寇掳掠的中国百姓370余人。明军在台湾登陆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台湾于是得以光复。
捷报传至明廷，没有参战的一些文武将官皆叙功受封，真正的大功臣沈有容仅被赏赐了一点银子而已。
沈有容字士弘，宣城(今属安徽)人，史载他小时“走马击剑，好兵略”，考中万历七年武举人。他是我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夺回台湾的第一个大功臣。
还值得一提的是，沈有容收复台湾的3年后，即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荷兰侵略者企图侵占澎湖岛，沈有容率兵前往荷兰军营中，申以大义，辞气慷慨，凛然难犯。荷兰军首领为其胆略所慑服，率船队离开了澎湖岛。
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日将村山秋安率战舰13艘、士兵3000余人进攻台湾，途中遇风，舰队被吹散，村山秋安率三艘退回日本，其部将明石道友率三艘在台湾北部登陆，马上遭到台湾兵民的围攻，被迫全部自杀。还有7艘战舰被吹到福建海域，在进犯金门岛时，又被沈有容击败，两艘战舰被击沉，其余五艘仓皇退回日本。这是沈有容抗击外侮、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所立的又一功勋。
世人皆知民族英雄郑成功，却多不知郑成功之前还有一个收复台湾，保卫台湾、金门、澎湖诸宝岛安全的民族功臣沈有容，惜哉！
(《明史·沈有容传》《明史·和兰传》)
徐达大败扩廓
1367年九月，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十月即开始麾军北伐元朝。第二年正月，朱元璋派人溺死小明王韩林儿，在应天登极，国号明，建元洪武，以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
此时，徐达正以讨虏大将军之衔在山东与元兵激战。至是年七月，徐达和副将军常遇春已占领山东、河南等地，直逼元都大都。
元顺帝大惊，急忙复封丞相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命其率军迎战。扩廓遂率军自晋宁至太原，徘徊不进，打听大都方面的消息。
八月二日，徐达攻大都，元顺帝弃城逃到上都，明军遂进占大都。
朱元璋闻知明军已克大都后，马上命徐达和常遇春进军山西，消灭扩廓所部。元顺帝逃出大都时，曾遣使令扩廓率军经居庸关反攻大都，因此扩廓率众离开太原北上，欲与明军争夺大都。
徐达闻讯，对众将说：“扩廓远出雁门，太原必虚。北平有孙都督在，足以御之。今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所谓批亢捣虚者也。彼若西还自救，此成擒耳！”众将齐声称善，徐达遂率军自井陉进袭太原。
正如徐达所言，扩廓北上进攻大都，山西守备非常空虚，明军连克数城，长驱直入。
扩廓北上，与明军杨璟、张彬等部战于韩店，击败明军，乘胜至居庸关。正当扩廓准备出关收复大都之际，忽得谍报，言明军欲乘虚进攻太原。扩廓顿时惊慌失措，生怕太原失陷，退无所归，若攻大都不克，势必陷入走投无路、进退维谷之境。
因此，扩廓率其精骑倍道兼行，飞驰还救太原。明军刚刚进抵太原城下，扩廓也率军赶到了，双方遂在城下列阵对峙。常遇春见状，向徐达建议道：“我骑兵虽集，步卒未至，骤与战，必多杀伤，夜劫之，可得志。”
徐达深以为然，便挑选骑兵，计划夜袭敌营。
恰好，扩廓部将割鼻马派人来约降，并称愿为内应。徐达不管其是真是假，当即应允，仍按常遇春之策而行。先遣精骑50埋伏于城东10里处，以举火鸣炮为号，届时则突出进袭敌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