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朱厚熄1522年至1566年在位，在明代不是皇帝的儿子做了皇帝的只有他一人。朱厚熄即位，礼部制定世宗即皇位的礼仪，一是遵循皇太子嗣位旧例，遭到朱厚熄的反对曰二是以尊孝宗为皇考继承皇位，朱厚熄三次驳回。新进士张璁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说，继嗣必须是父子，继统不一定是父子，这场争论历史上把它叫做议大礼”。“议大礼”的直接后果是官僚队伍的改组，首辅杨廷和无法与朱厚熄相处。嘉靖三年上疏离任，随后又有两个阁臣离任，这次变故是对老的官僚集团的打击和新的官僚集团的培植。
壬寅宫变
“壬寅宫变”是嘉靖时发生的宫女叛乱。嘉靖崇尚道教，力求长生，1523年，他在乾清宫等处祷祀，曰夜不绝，从此开始道教活动。道家追求长生，主要手段是炼丹，为炼丹药，要取少女多人选用，1542年嘉靖选8至14岁少女300人入宫，这些宫女都是嘉靖宗教活动的受害者。10月21日，朱厚熄宿于他宠爱的妃子曹氏宫内，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个宫女密谋趁机把他勒死，杨金英用绳子套住朱厚熄的脖子，用抹布蒙住脸，按住身子，两个宫女各拉一端，但由于过分紧张，绳套系成死结，朱厚熄得以不死。一宫女见事不成，报告了皇后，杨金英等16名参与此事的宫女都死于酷刑。经审讯，此案与端妃曹氏、宁嫔王氏有关，曹氏、王氏被处死，是年为壬寅年，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壬寅宫变”。宫女造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严嵩专权
严嵩专权是明朝嘉靖帝时的大臣专权事件。严嵩在嘉靖朝为官40年，入阁20年，担任首辅15年。1528年，严嵩担任礼部右侍郎。1542年，严嵩入阁，两年后严嵩担任首辅。严嵩子严世蕃任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父子操纵国事，吞没军饷，致使东南倭寇和北方鞑靼骚扰更加严重。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锦衣卫经历沈炼批评严嵩最严厉，两人先后被处死。1562年，严嵩年过80，日益昏聩。直接导致严嵩倒台的是一个叫蓝道行的道士，自称能请神仙，借神仙附体列举严嵩罪状，朱厚熄不放过代仙行道的机会，把严嵩罢官，严世蕃下大理司狱讯问，最后被处死，严嵩倒台。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前提条件。明朝中期以后，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农产品产量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普遍推广。农业经济作物的推广，一方面为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市场，另一方面缩小了粮食的种植面积，扩大了粮食商品化的范围。同时，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都有很大发展，突出表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如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脚踏纺车和轧棉搅车，其产量相当于元朝的几倍。有些地方纺织业已不是作为副业，如松江地区，所产棉布衣被天下”，棉纺织业已成为农家的主业。家庭手工业品已经不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商品化。其次，民间独立的手工业发展。明朝手工业在冶炼、纺织、造船等方面都有提高。明朝中期以后，政府规定工匠征银，许多工匠可以不再服徭役，其技术和产品更多地投入市场。江南地区丝织业很发达，有些地区丝织业与原料生产业分化，丝织品和原料都已成为商品。再次，工商业城市繁荣。明朝的工商业城市，除北京和南京等大城市外，出现了许多以某种行业著称的市镇，如江西景德镇的制瓷、铅山的造纸、湖北汉口的商业等。特别是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府地区，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更多。另外，商业资本也十分活跃。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商人数量增加，于是商人们便在各地设立会馆，组成各种商帮，从事转运贩卖各种农产品，出现了徽商和晋商。因为当时手工业作坊的产品要靠商人进行推销，商业资本的发达，标志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地区一部分雇佣工人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也开始以白银计价。这一切变化说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萌芽的转化。
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明朝中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地区尤为突出，这就为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一方面必须出现较大的作坊主和商人，即拥有较多资金积累的最早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要有和生产资料脱离，并在人身上比较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即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一方是把别人的劳动力当商品来购买，另一方是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去出卖，两者在市场上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产生了。当时在苏州地区有许多机户，有些机户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就要购买织机，并雇佣更多的工人。有的机户已有几十张织机，雇佣几十个工人从事生产，像这样的机户就是最初的资本家。同时，在苏州还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工人，如在当时苏州就有几千个技工和几千个染工。他们多数是因为贫困破产，失去生产资料，自己没有织机，受雇于人‘《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说明他们完全与生产资料脱离，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了。他们与机户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技工出力”，所得报酬是计日受值”。这说明机户与技工的关系已经是商品货币关系了，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总之，明朝资本主义萌芽还是比较脆弱的，同时资本主义萌芽本身也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气息，雇佣工人一般不能摆脱封建行会和封建国家的控制。另外，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也很缓慢。因为它要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和摧残，而且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发展，只是参天大树下的幼苗”对社会影响不大，更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使中国富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几乎同时，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迅速长成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形成浩瀚的森林”，这就是欧洲近代后来居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近代则逐渐落后的主要原因。
张居正改革和明朝中期的农民起义
张居正改革和一条鞭法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场重要的改革。张居正1567年入阁，1572年任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由他主持，前后当政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在历史上的作用超过明朝任何一位阁臣。政治上主张以尊主权，得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借此加强君主权力。他强调用人唯才”，官吏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裁减了许多冗官。用名将戚继光驻守蓟门，用杰出的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颇见成效。
“一条鞭法”是明朝中《实行的一种赋役制度。当时赋役繁苛，豪门大户隐丁瞒丁，权贵享受优免，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激化，国家税源枯竭，为稳定封建统治，保证财政收入，有些地方开始改革赋税制度‘《一条鞭法”是这些改革的总结。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内容是：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将均徭（杂役）、里甲正役）与两税夏粮和秋粮）合而为一征收，改按户丁派役为按地丁和丁粮派役，把一部分差役摊到地亩里征收，这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无论田赋和徭役一律改为征银。“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均平了赋役，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作为交换货币在明中《越来越重要，简化了赋役征收程序。“一条鞭法”，上承唐两税法，下启清摊丁入亩”制，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
土地失额，人口脱籍
“土地失额”人口脱籍”是指农民失去土地和人口脱离国家掌握的户口，封建国家是否强大，中央集权是否巩固，最重要的因素是对土地和人口的掌握。从英宗正统到宪宗成化的50年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使朝廷掌握的土地失额”《‘人口脱籍”，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物质基础。土地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生产手段和财产形态‘《土地失额”使封建国家失去对土地的控制，土地被大地主占有，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成为大地主的佃户，脱离了封建国家的统治，造成人口脱籍”。由于国家控制的人口减少，在籍人口受到的赋役剥削日益加重，他们无法忍受，继续逃亡，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叶宗留起义
叶宗留起义是明朝中期的矿工起义。1442年，叶宗留聚众千余人，潜入福建境内的仙霞岭地段封禁”山区采掘银矿，遭官府追捕。1444年，福建参谋竺渊追捕矿工，反被矿工们抓住打死，这样矿工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叶宗留聚众商议，起义造反，《宗留称王，率领起义队伍进攻江西永丰镇。明朝调集一卫两所的官军和六县地主武装前去镇压，被起义者打败，但是叶宗留队伍中出现了叛徒，损失很大。1447年，叶宗留再次起义，队伍很快壮大，起义军转战各地，控制了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叶宗留与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军相呼应，兵分两路，一路复入福建，一路攻占车盘岭今江西铅山东南），并以此为根据地，从者益众，浙、闽震动。1448年，官军镇压福建邓茂七起义，叶宗留部在黄柏铺阻击官军，展开激战，官军死伤过半，叶宗留冲锋在前，在作战中牺牲，部众由《希八率领，继续战斗。
邓茂七起义
邓茂七起义是明朝中期发生在福建的一次农民起义。1448年，邓茂七在福建领导农民起义，队伍万余人，又与尤溪炉主蒋福成率领的起义军会合，攻克沙县，在陈山寨建立政权，邓茂七称铲平王”。官军分两路镇压，一支由江西入闽，一支由浙江入闽，由江西入闽的官军，遭到叶宗留起义军的阻击而失败，郑茂七乘机打到泉州，活捉了泉州知府，数月之间队伍发展到几十万。1449年正月，官军加大了镇压力度，起义军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投降，并引诱起义军下山，邓茂七在进攻延平时，被官军伏击，起义军大败，邓茂七被流矢射死。失去首领的起义军余部拥邓茂七侄子邓伯孙为盟主，邓伯孙在沙县附近被俘，起义失败。
刘通、李原起义
刘通、李原起义是明朝中期在荆襄山区爆发的一次流民起义。1464年，荆襄流民在刘通领导下在湖北房县起义，自称汉王”，以石龙为参谋，建年号德胜”，起义军攻打襄阳、邓州、汉中等地，各地流民群起相应，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1465年，朝廷发动军事围剿，但刘通看到官军势大，打算突围进入陕西，由于官军阻击，没有成功，刘通等将领被捕，起义军遭到重大损失。石龙率领1000多人突围西走，转入四川开县以北、陕西紫阳以南的大巴山区，最后被镇压下去，荆襄流民第一次起义失败。1470年10月，以李原为首的荆襄流民再次起义，自称太平王”，依附起义军的流民达百万。地方官府多次派兵围剿都未能奏效，朝廷派项忠主持湖广、河南及荆襄地区军务，项忠采取招抚政策，李原起义军逐渐孤立，然后，项忠以二十五万大军分八路发起进攻，李原在竹山县与官军作战时因山洪暴发不幸被俘，起义失败。
杨虎、刘六起义
杨虎、刘六起义是明朝中期发生的一次农民起义。1509年，杨虎在北京以南霸州、文安等地领导农民起义，第二年10月，文安人刘六、刘七兄弟也在霸州领导农民起义，他们与杨虎领导的起义军联合，推杨虎为首领，把明朝中《农民起义推向了高潮。起义军得到贫苦农民的响应，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他们组成以骑兵为主的队伍，一昼夜行军数百里，势如疾风，迅速攻占北直隶和山东二十多个州县。1511年，起义军兵分两路，西路由杨虎率领挺进河南、山西，杨虎在河南东部牺牲。东路由刘六、刘七率领在直隶、山东与明军激战，曾三次进逼北京，威胁明朝统治中心，使统治者发出丧乱之惨，乃百十年来所未有者”的哀鸣。次年5月，刘六死于湖广。7月，刘七牺牲，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因发生在京城附近，对明朝统治者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海盗之患
海盗之患是海盗勾结倭寇在中国沿海武装走私形成的祸患。1540年，福州人王直等占据浙江东南海面的双屿岛，引日本人走私，在海上抢掠，发展成名副其实的海盗。倭寇和海盗勾结在一起，成为明朝的一大祸患。1547年，朱汍巡视浙江、福建，严令禁海，朱汍心怀禁海决心，在浙江、福建沿海地区打了几次胜仗，一次就杀海盗头子96人，结果，他却被指控擅杀，嘉靖也相信这一指控，朱汍感伤之极，后服毒自杀。朱纨死，对朝廷内外大臣震动极大，不敢言海禁事。总督兼江浙巡抚胡宗宪指挥官军平定海盗，海盗徐海战败，投海死，王直被海盗奉为盟主，离开双屿山后，聚众松江附近，松江成为倭寇、海盗最主要的据点。胡宗宪招抚王直，王直投诚，但有人诬告胡宗宪接受海盗贿赂，胡宗宪自顾不暇，王直被处死。1563年，胡宗宪被罢官自杀，成为江南总督任上第二个死难者。
戚继光抗倭
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豪言壮语来表达自己决心消除倭寇之患的志向。1555年，戚继光被调到浙江任参将，抗击倭寇，他深感明军战斗力缺乏，在浙江金华府义乌招募3000多人，加紧训练，加强部队的纪律，这支军队被人们称为戚家军”，成为抗倭斗争的劲旅。1561年，倭寇一两万人乘几百艘船进犯浙江，戚家军在浙江九战九捷，倭寇惨败，闻风丧胆，扫清了浙江境内的倭寇。1562年，福建告急，戚继光率军赴援，先攻横屿，破倭寇老巢，全歼倭寇2600多，再攻牛田、兴化倭寇，戚继光连夜追击，一连攻下60营，此役，扫平三处倭寇，斩首4000多，福建倭寇所剩不多。1563年，又一批倭寇到达福建，攻占兴华城，总兵俞大猷和戚继光共救兴化，戚继光首先破城，斩杀倭寇2200多人，戚继光升任福建总兵。1564年，福建境内的倭寇都被戚继光消灭和驱逐。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在广州潮州歼灭准备逃往海外的倭寇。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大小80余战，杀倭万余人，基本上荡平倭寇之患。
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