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亡奔波中，蒋介石心境黯然，上帝似乎成了他心中主要的精神依托。然而，万能的上帝并不能保佑他不再遭受失败。
10月底，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攻打大西南的战役。
蒋介石对解放军攻打大西南并不感到意外，令他头痛的是解放军声东击西的战术，让他判断不清对方的主攻方向在哪儿。
11月9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发来密电报告：“李宗仁由滇回桂林，不敢回渝主政；必待总裁来渝后，彼再来渝。”
蒋介石不知李宗仁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疑心重重，决定再一次亲赴重庆，挽救残局。
11月14日上午10时许，一溜小轿车驶进了台北松山机场。蒋介石从第三辆汽车里钻出来，然后在一些将领和侍卫人员的簇拥下登上了中美号专机。
下午3时1刻，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除众人瞩目的蒋介石外，还有郑彦棻、黄少谷、谷正纲、沈昌焕、俞济时、蒋经国、曹圣芬、周宏涛等人。
赶来机场迎接的国民党党军政要员有张群、朱家骅、陈立夫、顾祝同、钱大钧、杨森、孙镇等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在机场发表了简单的演说。接着，蒋介石在张群的陪同下，乘车离开机场，往山洞林园官邸荷屋驶去。
这时，国民党军队的川东防线很糟糕，宋希濂部节节败退。蒋介石刚到重庆，一封又一封紧急电报就送到他手上。
11月15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议防御和迟滞共军进攻的策略。
顾祝同和萧毅肃等“国防部”官员简要介绍了一下前线的紧急情况。接着，蒋介石板起一张阴脸，说：“前方的情况大家已知道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共军今日要攻我贵州省会贵阳了，共军真是太狡猾了。”众将领都明白，上次蒋介石来重庆开军事会议，大家都认定共军要从北线进攻四川，而现在共军却从川东和川东南方面发起攻击，真是失算了。蒋介石不好怪罪众将领，只怪共军狡猾，自己又上了其“声东击西”计谋的大当。蒋介石讲完后，见谁也不愿先发言，便说：“其他什么问题都不要去说了，今天开会的目的就是商议阻敌谋略。大家有什么随便说吧。”
会上，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直到下午，才议定出几条措施：一是急令44军陈春霖部、贵州保安第1旅，分别沿乌江布防，协同宋希濂部，凭借乌江天险，阻止共军前进。二是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发布命令，让陈春霖军长派人迅速将乌江大桥彻底破坏，以阻止共军渡江北上；命令110师师长雷鸣，指派专人，组织力量，马上将大巴山通往陕南共军方面的道路予以完全破坏。三是命令西南补给区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炸器材备用。
会议还规定，上述命令和所需要的炸药及其他爆破器材，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派高参或分配在该署工作的“国防部”官员乘专车送达各部队，并在所派高参或部员监督下迅速执行，待完成任务后再回重庆报告。
由于贵阳情况紧急，会议特别要求陈春霖在破坏桥梁后，马上到乌江北岸向贵阳方向派出前哨部队。
可以看出，蒋介石召集的这次会议，并没有议出什么高招。除了消极防守外，就是炸。以破坏道路来阻滞人民解放军攻势，实在是穷途末路者的绝望举动。
16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亲自到川东前线去找宋希濂部了解军情。临行时，他给宋希濂、钟彬、陈克非、龚传文、刘平、顾保裕等6位将领各写了一封信。
11月20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到川东重要门户白马山附近，重庆已十分危急。
随着前线不断失败的消息传来，重庆的情况一天天紧张起来。
大小旅馆里，住满了由外地逃来的国民党大小官员和逃亡的地主、恶霸。
自国民党广州“中央政府”变成了重庆“中央政府”后，“政府”各部门和“国防部”各厅局全部搬到重庆。
蒋介行从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分析，重庆很快会被人民解放军攻占。于是，便令毛人凤派人先到西昌去进行布置，以便四川不保时，逃到西康去。
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攻击前锋离重庆已越来越近，蒋介石决定放弃重庆，逃往成都。他一面命令毛人凤赶紧派人进行爆炸和屠杀，一面让阎锡山把“行政院”办事机构迁往成都。
11月27日，国民党重庆“政府”各衙门乱成一团糟。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已停止办公，长官张群被蒋介石派到成都，让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做好接纳重庆撤退官员的一切食宿准备。11月28日，阎锡山率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由重庆逃迁成都。同日下午，侍从人员陪着蒋介石最后一次巡视重庆市区。满街一派慌乱景象，人们步履匆匆。
蒋介石首先来到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交汇处的路口，仰视着高达275米的抗战胜利纪功碑许久。然后，驱车来到杨森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这里只剩下两名副官和几名卫士看守办公室。最后，又来到抗战时期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地址。
这一幕在蒋经国的记忆中也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父亲在自己从前的办公室里走了一遍，这间办公室里面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无一不是在抗战期间曾经陪伴父亲六个年头的东西。睹物伤情，在这一行将离开的时候，父亲对室内的每一物件，都显露出深切的眷恋。最后，看到壁上挂着一幅军用地图，就命我把它取下烧毁，然后才安心登车回去。当坐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
29日，重庆市区内更加混乱不堪。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往成都逃去。由于各人地位不同，逃跑时的待遇也就不一样。高级行政官员和高级将领坐着飞机逃往成都；大多数中下级官吏和将领则乘坐汽车拼命逃窜；还有不少人只好徒步向成都逃去。从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挤满了逃跑的车辆和人群。
蒋经国怕又出现什么危险，急忙请蒋介石在晚上10点赶赴机场。这时，山洞林园前的公路上汽车拥挤，交通堵塞，混乱不堪。蒋介石的坐车也被堵了3次，不得已下车走了一段路。后又改乘吉普车往前赶，午夜才到机场，随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于白市驿机场。
这时，重庆市区的爆炸声连成一片，这是国民党特务在启爆一批又一批重要目标。
30日早晨6时，蒋介石逃离了重庆这座曾让他心醉神怡的山城。
四、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日子
1949年11月30日夜晚，成都平原上雨雪霏霏，寒意袭人。
一架巨型客机，在两架侍卫机保护下，掠过黑沉沉的天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降落。
机舱里坐着蒋介石、阎锡山、张群、顾祝同、蒋经国、俞济时、黄少谷、陶希圣等人。他们在重庆的炮火中，仓皇逃遁到成都。
站立在机场寒风中迎接的，有四川军阀王陵基、邓锡侯等人。
12月4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成都北校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楼单独召见美联社记者慕沙，大谈国事，并借人之口公开向世界表露了心中的苦处和政见与许诺。
这一次讲话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长篇阔论。从这次谈话中，人们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痛苦反思总结他这十年反共战争生涯的，又是怎样从此立下“卧薪尝胆”之决心和将打算如何在台湾进行社会改革。
他说，他自从年初以来在溪口、台湾、重庆等地久久思索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弄到今天这个离心离德的地步，共产党为什么会得到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拥护。他的结论是：共产党靠的是搞土地革命才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这一点本来就是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早就提出的“平均地权”之中心内容，只是共产党把这一政治纲领的落实抢先在国民党的前头。
……
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既有说给美国人听、盼望能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也明显反映出了他在兵败大陆之时较客观的反思。
在讲完话后，蒋介石和蒋经国等人仔细审查了慕沙欲发稿的记录件，蒋介石在上面签了字，然后才去吃晚饭。
蒋介石送走慕沙后，已是很晚。他仍打开日记本，记下了当天他认为十分重要的事。
他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从不间断，无论再忙，在临睡前总也要写好日记，并聘请了两位有文学素养、字也写得好的老夫子，为他誊写日记，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上这两位老夫子。
今晚，蒋介石对慕沙的谈话感到高兴，写完日记后，当即吩咐侍卫官把日记拿给老夫子誊写出。
蒋介石总算为大陆的丢失，立下了一个他自认为还很满意的政治遗嘱，这一夜，他一定睡得很香。
成都是蒋介石在大陆直接指挥残兵败将负隅顽抗的最后一站。
初冬的成都，已经充满了一种萧瑟之气。
12月1日出版的成都报纸上，头版头条一律以赫然醒目的大字，报道了蒋介石“莅临”成都的消息：中央社30日电：蒋总裁今日晨9时许，乘中美号专机由两架驱逐机护卫，自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来蓉，降落新津机场，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等随行……
为了鼓舞士气，消除连日失败的烦恼，蒋介石决定组织阅兵，检阅陆军学校的全体官兵。
12月5日，阅兵式在成都北校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操场举行。蒋介石要为他的学生们再鼓一次劲，当然，他意识到，这是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阅兵。哪知，这最后一次的阅兵，又出现了令蒋介石难堪的场面。
上午9时半，蒋介石在张群、王陵基等人陪同下，来到了大操场。检阅台就设在操场南端正中的中正台上。为了装点一下气氛，校长张耀明命人将操场周围插上了彩旗。
9时45分，蒋介石在众人陪同下，登上检阅台。此时，操场内的学生们，已经排成了整齐的方队，等待着“领袖”的检阅，多少呈现出热烈的情绪。只是老天不作美，阴沉沉的天空，浓云密布，连日的阴雨，操场上显得泥泞肮脏，遍地都是水洼洼的。
10时整，检阅开始。
首先举行升旗仪式。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乐声中，一面青天白日旗在全场人员众目注视之下，慢慢地由旗杆下部升起，缓缓地向空中爬去。
也许因为阴雨生锈的关系，也许是有人暗中安排，旗杆顶头的滑轮显得特别吃力，在吱吱呀呀的呻吟声中，仿佛是再也载不动这“国旗”了。为了在“国歌”乐声结束之前将“国旗”升至顶端，升旗的士兵不由得加大了拽拉的力度……
突然，“啪”的一声，牵引滑轮的绳子断了。那面刚刚升至旗杆三分之二处的“国旗”，连同滑轮与绳索，一块儿掉了下来，落在了泥水之中。
沉默了几分钟后，在检阅总指挥张耀明的安排下，学生们七手八脚地放倒旗杆，重新装好滑轮，使升旗仪式得以完成。
这一突发“事件”，给原本还算热烈的检阅仪式泼了一盆凉水，触景生情，众人的心目中陡然生出许多惆怅。
在阴郁的气氛中，蒋介石开始发表讲话了。由于受到升旗“事件”的刺激，加上几个月来军事惨败打击，他在说了“同学们”几句话后，一时语塞，嘶哑的嗓子干咳了几声，一副难以名状的样子，讲不下去了。
12月上旬，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川西大决战”还未开场，人民解放军2野、4野和1野的数十万大军便从东、北、南三个方向直逼过来，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滇境的逃路。
12月6日，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统一指挥下，各路劲旅直趋川西平原。
2野5兵团主力第16、第18及第10军由富顺、南溪向乐山、井研、荣昌前进；
2野3兵团及4野第47军向西疾进，由川东前出铜梁、大足、内江，控制邻水、广安，第50军集结垫江；
1野18兵团兵分三路跨越秦岭，由陕南、陇南出川北，直扑江油、绵阳、罗江、巴中一线。
此刻，对国民党来讲，成都已经是危在旦夕，人心惶惶。
12月6日这一天，蒋介石居住的北校场中央陆军学校内，可谓是一日数惊。这天一大早，蒋介石的卫士进厕所时，把解下的佩有两支日本式手枪的腰带随手搭在便所木门上，竟转眼间不翼而飞。军校怀疑内部有人图谋不轨，矛头指向总裁，全校立即进行了紧急搜查，却毫无结果。
对于此事，蒋介石很是介意，发了一顿火，神情很紧张。直到晚饭后，各方消息证明一切都还正常，蒋介石那张绷紧的脸才稍有松弛。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半夜时分，军校内黄埔楼楼下门边，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顿时，蒋介石的卫队倾巢而出，如临大敌。
刚睡下的蒋介石也被这枪声惊醒，他或许想起了白天刚丢失的卫士手枪：是否有人早就预谋要在今晚重演“西安事变”一幕呢？他慌慌张张跳下床来。
枪声响后，军校内一片吆喝声，却再也没有听到后续枪响。
后经查实，原来是一位名叫张宗禹的军校第23期学生，在站岗时抱着枪睡着了，糊里糊涂地把已打开保险的枪机压了下去，子弹穿过岗楼顶板，冲向天空。
知道枪声的原委后，穿着拖鞋跑到楼下的蒋介石，在侍从人员的搀扶下，把上气不接下气跑到黄埔楼下的张耀明叫到面前，大发了一顿脾气。张耀明转身跑出黄埔楼，怒气冲冲地一摆手，示意把还呆在那里的张宗禹押起来。
由于受到接二连三的惊吓，蒋介石情绪十分低落。12月7日上午，整整半天，他都将自己关在卧室内，不让其他人进来。
现在，蒋介石还要办两件重要的事：去台湾和安排走后的事宜。
去台湾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那架“中美号”专机就停在机场上，随时准备起飞。
12月7日下午4时，蒋介石接见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后，和王陵基一起吃了晚饭，又接见18兵团司令官李振。
李振原是余汉谋部下，后来才归到胡宗南手下的，他管辖的65军、38军、90军，实力还很大。守在绵阳，成都的北大门。所以蒋介石要亲自慰勉一下。李振在蒋介石唯唯诺诺，但心中已有了主意，决心不跟蒋介石干了。
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着成都凤凰山机场平展的跑道，中美号专机已发动，螺旋桨切割着寒风，发出阵阵轰鸣声。蒋介石最后看了一眼冬日的川西大地，流连的目光停在成都市区黛色的雾霭中。他与站在弦楼旁的胡宗南等人匆匆握了一下手，迅速钻进了机舱。飞机腾空而起，向台北飞去。
这是1949年12月10日下午2点，从此蒋介石的双脚再没有踏上大陆。
蒋介石虽然已逃离了大陆，但他还有几十万残兵败将留在了大西南。他企图用这几十万部队做最后一搏，顽强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以待一段时日后再反攻。然而，他的残部就如他一样，贪生怕死，如同秋风落叶，溃堤洪水，慌不择路，竞相逃命，其景其象印证了千年古语：兵败如山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