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败局一个接着一个，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在两年半时间内损失兵力达495万余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115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其中40多万恃长江据守。长江是一道天然屏障，历史上曾有多个以长江南北分治的朝代。蒋介石在穷途末路、大厦将倾的时刻也想划江而治，并玩起了“下野”、“和谈”的把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为其所动，发出了“打过长江去，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渡江，青天白日旗轰然落地，43万守江之兵迅速被歼，蒋介石如丧考妣，蒋家王朝就这样覆灭了。
一、渡江战役前国共两党两军形势
三大战役决战后，即到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下降到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共146万人。
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100多万正规军中，位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19个军64个师约41万余人；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和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17个军57个师36万余人；位于陕西地区的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13个军33个师约20万人；位于陕、甘、宁、青、新地区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6个军28个师17万余人；位于太原地区的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6个军14个师7万余人；位于川、康、黔、滇等省的重庆绥靖公署张群部，以及青岛、新乡等孤立据点和绥远西部之敌共10个军31个师约24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一些军以及马步芳部未受我军严重打击，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多系新组成的，或者是多次被歼又多次补充起来的，战斗力很弱。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已出现了总崩溃的局面。财政枯竭，物价飞涨，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上海市的物价，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上涨了83万余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及其控制下的湖北省参议会，提出了“和平解决国是”的主张，以此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后，1949年2月5日，孙科自行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整个国民党政府，已陷入“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境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宣称：这个政府已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解放军经过两年半作战，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同时还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的38%。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至1949年1月，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余万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共218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中共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武装，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至1949年1月，总兵力已达5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200多个县境。
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
在军事战线上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共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中共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些国民党军的爱国官兵，也积极寻求新的出路，准备投向人民解放军。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大巡洋舰“重庆号”官兵570余人，在舰长邓兆祥等率领下毅然宣布起义。国民党的不少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也纷纷与中共联系，准备走和平解决的道路。
整个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亳无疑义的了。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决定再度打出“和平谈判”这张牌。
二、蒋介石“划江而治”的企图和部署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水位在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50余厘米，如遇大海潮，则入海地段江水倒流。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
防守长江下游地段的汤恩伯集团，以一部兵力控制江北沿岸若干据点，作为警戒阵地，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长江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机动兵力，企图在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配合下，大量杀伤解放军于半渡之时，或消灭解放军于滩头阵地；如江防被解放军突破，则分别撤至上海及浙赣铁路组织新的防御。
其具体部署是：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第37、第52、第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地区；第1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以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部所属第28、第45、第99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段，第7绥靖区所属第20、第66、第88军防守马鞍山至铜陵段，另以第17兵团所属第106军位于泾县、宁国地区为该防御地段预备队；第8兵团所属第55、第68、第96军防守铜陵至湖口段。此外，还以第18、第67、第73、第74、第85、第87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及浙东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直接担任江防，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地区，其中，白部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之九江、安庆地区。
隐在幕后的蒋介石，对依靠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南下寄予厚望。1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国防部长何应钦、总参谋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共商长江防务。
蒋介石对三人说：“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指挥，湖口以东由汤恩伯指挥。”3月31日，即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汤恩伯、宋希濂等人举行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长江防务，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剿总”各部队严密防范解放军南渡，并决定了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同时，考虑到长江以南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会议同意国防部的建议，将驻新疆近10万军队东调。会后，国防部多次电催新疆驻军加速东调。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项计划最后未能实现，但从中可看出李宗仁“和平”的真正目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江曾让无数的兵家吃过败仗，使中华大地数度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曹操赤壁惨败，于是三国鼎足；由于长江的阻隔，“南北朝”对峙将近百年；唐、宋、元、明、清，每一次改朝换代，长江都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来说，这种历史已不会再重演，长江已不能成为永久的分界线。但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和军队来说，长江却成了最后一条防线，胜败在此一举。3月，李宗仁还多次到汤恩伯在上海举办的“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上讲话，他说，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则没有，共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地区长久作战，因此，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到1年是不成问题的。又说，国际局势最迟到明年这时，在远东必有大变化。我们的作战不是单独进行的，我们的胜败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白崇禧也曾对黄绍竑说：共产党如果逼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挥下，加紧进行战争准备。汤恩伯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江防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封锁长江水面交通；增筑沿江公路。同时派部队不断“清剿”苏南、皖南地区的人民游击队，以消除江防心腹之患。1月间，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所谓“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实施构筑上海地区的现代化防御设施。3月间在上海举办“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汤恩伯自兼主任，研讨作战计划、军队指挥、工事利用、诸军兵种协同以及其他有关战术战斗等问题。2月22日，重庆绥靖公署在重庆召开西南四省（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及重庆市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18个军，加紧扩军备战。3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200万。
编练部队，是国民党军队“划江而治”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蒋介石1月25日在溪口对顾祝同和汤恩伯说：“长江防务和新兵编练是当前两项最重要的工作，望抓紧进行。长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险，绝不能让共军过江，这对党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大事。目前战局虽然对我不利，但只要守住长江，我们手里再有二三百万军队，就可以和共军进行新的决战，就有信心收复江北的失地。”为加紧编练部队，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闽、浙、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区，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负责组训新兵，企图将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
三、蒋介石、李宗仁等求和的目的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在纪念孙中山大会上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后，面临着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亟待处理：
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
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人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
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此时的国民党当局，无论是蜇居溪口幕后指挥的蒋介石，还是在台前操办和谈的南京李宗仁、汉口白崇禧，对此次国共和谈均无把握，亦各有打算，他们通过和谈所想达到的目的，只是实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分裂格局，而最终利用江南丰厚的民力、财力资源卷土重来，再与共产党人中原逐鹿。
当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人称“和平将军”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往溪口晋见蒋介石，请示和谈方略。张氏提出，希望通过和谈，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蒋当即首肯。
此时的李宗仁，虽以求和为己任，但他也深知，以目前国内局势、国共双方力量对比而论，战既不能，和亦非易，且名居中共所列战犯之前列，惊恐自不待言。故总想讨价还价，保住东南半壁江山，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拖延办法。李宗仁的这种犹豫于战和之间，实为备战谋和的态度，使主战派的气焰益炽，这就形成了国民党一面北上谋和，一面扬言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的拒和怪现象。
中国共产党既未被国民党的和谈烟幕所迷惑，也未被国民党穷兵黩武、负隅顽抗的气焰所吓倒。和谈无论是否成功，人民解放军都是要渡江南进的，而并不理会国民党方面以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为条件（国民党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已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4月，人民解放军东、西、中集团军，三路大军云集江北，渡江战役之箭已在弦上。
尽管中共对国民党当局内部对国共和谈态度分歧看得很清楚，在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军事上也有完全把握实现渡江战役的一举成功，但以民族大义为重，减轻战患损失，给和平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和环境，也为使更多善良的热爱和平的人们看清，究竟是谁要坚持将内战打下去，因此在充分准备之后，并未立即向国民党军队的江防攻击，而是给国民党当局以足够的时间考虑得失。为此，人民解放军放弃了发起渡江战役的最佳时机，克服了大军云集造成的粮草不继、交通不畅等严重困难，一再耐心等待。
四、汤恩伯的具体江防部署
根据上述作战指导要领，汤恩伯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所辖的兵力做了如下的部署：（一）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陈大庆，下辖罗泽闿第37军、刘玉章第52军、吴仲直第75军、朱致一第95师和马志超交警总队4个团。防区为白茆口、昆山、青浦、嘉兴、嘉善、浦东之线，任务是以有力一部守备金山卫、奉贤、南汇，特别警戒上海市区。
（二）第1绥靖区，司令长官丁治磐，下辖顾锡九第123军、王克俊第21军、王秉钺第51军、王作华第4军、董继陶暂编第1军。其主要任务是以有力部队确保八圩港至仪征各桥头堡阵地，以一部守备白茆口至沙头峰之江防，并确保浒浦、福山、鹿苑镇、杨舍、江阴，孟河、大港、镇江、高资、桥头各据点。对鹿苑镇北之夹江洲岛、扬中、新码头、瓜洲、礼州、义渡局特别警戒。该绥靖区另以一部迅速肃清茅山、苏浙边区及太湖区之游击队。防区东至白茆口、昆山，西至镇江与南京间之桥头镇。
（三）首都卫戍司令部，司令官张耀明，下辖陈沛第45军、刘秉哲第28军，其防守任务是以一部巩固大海、乌江镇各桥头阵地。江南地段，迅速加强工事，以一部守备桥头镇至铜井镇间的江防，并确保龙潭、栖霞及大胜关。对新州车站附近江岸应特别警戒。
（四）第7绥靖区，司令长官张世希，下辖罗贤达第66军、杨干才第20军、杨宝毂第88军。以一部守备马鞍山至铜陵镇间之江防，确保采石、当涂、芜湖。对荻港附近之江面特别警戒。控制有力部队于芜湖、繁昌机动。对各桥头堡阵地、江心洲，须派必要部队占领。防区东至钢井，西至铜陵。
（五）第8兵团，司令官刘汝明，下辖曹福林第55军、于兆龙第96军和刘汝珍第68军，担任铜陵至湖口之江防，各桥头堡阵地派有力部队确保之。
（六）机动兵团由汤恩伯直接指挥，包括驻守在丹阳的阙汉骞第54军和驻守龙潭的胡长青第99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