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备技术条件远远劣于敌人的情况下，就不宜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所以更不能以阵地战作为主要手段。应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战为辅，三种战法密切配合运用。为了保卫武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早在武汉会战开始前的两个月间，毛泽东在向国民党提出的战略计划中，就曾建议“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应“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20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最后还特别强调：“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蒋介石及一些高级将领虽然对中共的建议有所认识，接受了部分内容，并将有的内容写进了作战计划之中，但到实际作战时，主要的仍然是只重视正面的阵地防御战，而忽略了两翼的运动战。在日军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时，位于日军侧背的第三战区却按兵不动，既未向日军的后方及翼侧进行有力的攻击，也未对日军的后方联络线采取任何有效的袭扰和牵制行动。
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
当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武汉会战之教训》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1）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2）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3）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4）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另外，武汉会战时任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的亚·伊·切列潘诺夫（亦译契列帕诺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有关于武汉会战的看法，可作为参考。他说：
“武汉保卫战在我到达中国以前就开始了，自从7月21日日本占领九江后，武汉的战局形势就紧急，当时我们军事总顾问德纳特芬（后调回国，由切列潘诺夫接替）就向军事委员会统帅建议要调集机动部队，分别从江南、江北不断地袭击进攻武汉的日军，来牵制日军，这就是要对进攻武汉的日军积极安排反攻，以攻为守来保卫武汉。
“从整个形势来讲，日本军队是用‘突破法’，国军是用‘阻截法’，一个是积极的进攻，一个是消极的防守，遭受日军进攻的国军自然是要拼命抵抗，积极地在防卫，但是其余未受到攻击的国军自然是没有战斗，在那里消极等待。国军利用阻截式的工事做阵地防御是可以的，但不应该让未受到攻击的部队停留在那里不动，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找机会，从侧翼、从后方随时突击日军、牵制日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集中兵力攻击国军阵地。
“疲乏不堪、退往后方的日军，游击部队不应让其获得充分的休息，应该找机会加以袭击，尤其是要积极破坏铁路、公路及土路，加深日军运输上的困难；对于日军的指挥中心也要造成威胁，予以困扰。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分散日军的力量，延缓日军进攻的攻势。”
他所看到的“整个形势”是极为客观的；他的作战指导思想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关于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的“攻势防御”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蒋介石不仅在战略指导上屡屡发生错误，而且情报失灵，刚愎自用不听属下意见，广州失守又一次对此做了证实。
1938年9月7日，广东省省长吴铁城向蒋介石报告：得到情报，日军在进攻武汉期间“拟同时进犯华南。其登陆地点似将在大鹏湾，现敌已派前驻瑞士公使矢田到香港筹备南侵计划……”10月8日，吴铁城又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4师团1混成旅团大举南犯，或在真日（11日）前后发动。”但蒋介石对此情报不以为然，认为是“谣言”，是日本的“反宣传”，认为广州地区不会发生大的战事。因而不仅未做任何加强广州方面的防务准备，而且向余汉谋要兵增援武汉。
10月10日，蒋介石致余汉谋的手令说：“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1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切盼吾兄不顾一切，勉抽精兵1师，以保全大局。”余汉谋接令后尚未派军北上，日军已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
日军仅用4万余人打败了国民党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指挥的8万余人，10天就侵占了广州。
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第12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余汉谋所部的装备较好，步兵轻兵器及弹药充足，且有相当数量的炮兵及一部分装甲车和飞机协同作战，有大量机动车辆及内河舟楫。但这些部队除第156师一部坚守惠州12小时、第156师及第154师在博罗以西和增城以西做了较短时间的抗击和反击、虎门要塞守备部队1个营固守大角山炮台近20小时外，其余部队并未进行坚强有力的抗击。部队撤退时的损失却又相当严重。据日军统计，日军共缴获步枪2371支、重机枪214挺、火炮134门、要塞炮53门、坦克及装甲车21辆、汽车151辆。旅长钟芳峻愤于上级的指挥错乱、友军的不相协调而致连连失败，自杀以殉。他是广州作战中死亡的最高将领。
第12集团军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于10月23日致电蒋介石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广州的失陷，不仅使日军尔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一定的困难。
武汉、广州的失守，意味着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片面抗战路线的失败。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及其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大量、不断消耗敌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改变，后期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英勇抗击，才从整体上扭转了抗日战争的局面，并最终赢得了反日本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即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占有很大优势。在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约200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及后方机关、军事学校等约1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由于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并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其装备已有很大加强。86个整编师中，有22个师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此外，还拥有大量的炮兵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和坦克，并掌握了一些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火力和机动能力均大大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
在战争资源和工业生产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的面积为73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人口为33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71％。人力物力资源比较雄厚。同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拥有几乎全部近代工业。其军工生产也具有一定基础，能够制造步兵武器、重炮及各种弹药。
此外，国民党还得到了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全面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就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133亿美元的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为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为国民党军装备了空军飞机936架，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移交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还向国民党军移交海军舰艇131艘。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运、空运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达54万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共66万人，与国民党军对比，数量处于1∶34的劣势。人民武装的装备，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为数很少的火炮。解放区的人口为136亿，土地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解放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近代化工业。军工生产能力极为薄弱，据1946年7月的统计，解放区军工生产的月产量仅为：迫击炮2门，步枪1030支，机枪15挺，手榴弹28万余枚，迫击炮弹4710发，步机枪子弹29万余发，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