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寇的铁蹄已经踏碎中国的东北，蒋介石依然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当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蒋介石依然悠闲自得地在庐山避暑，仍寄希望于最后一秒钟的和平。正因为有蒋介石如此的态度，才有了后来的平津沦陷，上海被占，南京大屠杀，武汉、广州失守……
一、九一八前后，蒋介石下令“力避冲突”
应该说，蒋介石对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早已洞悉，但他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巩固南京中央政权上。为此，他要不断地面对地方军阀的挑战，更要不遗余力地“围剿”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对日军在东北军事行动的反应和政策的选择。既然无力应付日军的入侵，似乎是只能实行“不抵抗政策”，无力收复失地，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力量的斡旋。
当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鼓动朝鲜排华浪潮、侵占东北的征兆已相当明显时，蒋介石却于1931年7月11日致电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
8月16日再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9月12日，蒋介石唯恐给张学良的电报说不明白，又特地邀请张学良到石家庄会晤。在专车上，蒋介石反复叮嘱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接着，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大公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表示其本人已命令东北军士兵，对于日军的挑衅不得抵抗，并且说，9月18日晚上日军大约300余人偷袭北大营驻地，开枪进攻，东北军没有武装，自然也就没有抵抗。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9月19日下午获悉了日军在东北的行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办法。会议开到深夜，通过了三点决议：第一，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提出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并且通知美国；第二，立即通知在江西督战的蒋介石，迅速返回南京主持大计；第三，电报规劝广州非常会议，请其撤销国民政府，来南京共赴国难。
9月21日，当时正在江西湖口的蒋介石，闻讯后立即从江西“剿匪”前线回到南京，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开会，商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策。会上，蒋介石一再主张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实行退让政策，主张“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强调应提交国际联盟和签订非战公约诸国，并且指出这个时候只有诉诸于公理，才能期望获得公平的处理。
会议通过了四点决定：外交方面，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付日本的决策机关；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同时将进攻广东的部队，进剿红军的计划全部停止；政治方面，由南京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专程前往广东，共同协商团结御侮的办法；民众方面，由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下发了《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全体人民镇定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且要相信国际联盟会公正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对部分国民党党员发表了演讲，要求全体国民在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之前保持忍耐。他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次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代表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按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张学良听了万福麟、鲍文樾的汇报之后，决定遵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依赖国联裁决。但是由英法等国把持的国联，虽然一再开会，做出了一纸又一纸的空头决议，却只是停留在“遗憾”、“警告”、“要求立即撤兵”、“避免事件扩大”等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上，并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以制止日军的侵略行动。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一面向国际联盟及非战条约缔约国提出申诉，希冀“利用国际干涉”，“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军”。但国际联盟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日本不仅不撤兵，反而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并继续向热河等地进攻。
这时，国民党当局开始感到中日战争可能难以避免，于是改不抵抗政策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曾多次阐述他采取这一方针的理由。他说：“中国国防力量薄弱”，如与日本作战，“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日本在10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在如此情况下，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说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
汪精卫的解释则是：“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宣战和抵抗不同，宣战要量力而行，抵抗则不必量力而行”，“不抵抗固然失地，抵抗依然也会失地，但是抵抗而失地，总比不抵抗而失地强的多”。
由此可见，这一方针虽较完全不抵抗有所发展，但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核心思想是谋求妥协。为了争取不太严苛条件下的妥协，需要有限度的抵抗，而抵抗则以不致扩大战事和有利于妥协为目的。
二、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蒋介石仍寄希望于最后一秒钟的和平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很快被日军占领。此时，蒋介石除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外，还认为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企望国联、美国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
蒋介石曾认为：中国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如果日本“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是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一再强调要“镇静忍耐”，要“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要“信赖国联公断处理”等；在东北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的事实面前，却认为国联和英、法必将尽力阻止日本占领东三省，美国在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出面对日本做有力抵制的可能”，还企望能在“外交无形之战争”中取胜。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国联主持公道。但国联并没有，也不可能制止日本的侵略。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担心美国失掉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将引起远东的均势发生变化，曾向总统胡佛提出对日本实行集体经济制裁或施加外交压力，但胡佛反对。胡佛在内阁会议上声称：在中日纠纷问题上，“日本方面有些道理”，为了美国与日本长期友好，应当考虑日本方面的理由。他强调说：“美国不参与经济制裁或军事制裁”，因为那将“导致战争”，坚持“只能诉诸舆论”。国联邀请美国派员列席理事会议。美国驻英大使道威斯到达巴黎后，不但不出席国联理事会会议，反而私下做袒护日本的游说，以致国联理事会讨论对日制裁案持续1月之久，且终未能通过。
当日军占领锦州后，美国国务卿于1月7日发表声明：美国不承认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损害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或行政完整、影响门户开放政策，或违反《非战公约》的任何情况。但美国仅有语言而无任何有效的行动。即使如此，当他与英、法联系，希望他们也采取同样的不承认主义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响应。
在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一再要求下，国联于1932年1月组成了以英国人李顿为委员长，由美、法、德、意各出1名委员的国联调查团。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可这个调查团在中国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又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于9月间写出了一份《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而这个报告书虽然也说了几句有关日方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办法，和“满洲国”在当地“华人心中不过是日人之工具而已”等模棱两可的“好话”，却又侮称“中国是一个正在演进中的国家”。特别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报告书竟把“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和“满洲自治”作为“规定任何圆满解决所应依据的原则”。至此，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破灭。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曾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军民能一致合力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点、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统治，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应当说松室孝良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1932年1月，日本为了制造所谓“满洲国”，决定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国际冲突，以便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逼迫其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并转移国际，特别是英、美等国家的注意力，同时借此机会打击中国人民方兴未艾的抗日运动。
面对日寇对上海的大举进攻，蒋介石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就在一·二八前4天，张静江邀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转达蒋介石的旨意：第19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
自淞沪战事起，至2月18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日本利用各国公使居间调停谈判的机会一再增兵，而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退让。2月18日，日军优势兵力部署完毕，向中方提出最后通牒。国民政府企图妥协的希望顿时破灭，始声称“举国一致，下最后决心为长期奋斗”。
此时日军陷于东北、淞沪两面作战的境地，日军集重兵于淞沪，企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力求淞沪早日解决，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东北。而国民政府对日意图没有搞清，既没有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以牵制东北日军，也没有在淞沪集中兵力打击日军，而是散布失败情绪。何应钦于2月13日致蒋光鼐等电说得很明白：“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
国民党内有关人士曾把“攘外”和“安内”比喻为解决“割肉之痛”和“烂心之痛”。国民党当局认为，日本侵略是“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就在2月14日军政部派第5军增援上海的当天，何应钦还说：“抗日剿赤两难兼顾。如彻底抗日，则必与赤匪妥协而移调剿赤之师以应战，如赤匪仍然进剿，则对日再无彻底进攻之余力，两者只能出于一途，万难并进也。”
尔后，由于日军增兵日紧，国民政府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急调第1、第4师和第2、第8、第14军。虽时机已晚，但仍未放弃妥协企图，并时时放出和谈的空气，继而主动提出淞沪、东北两问题分开解决，主动放弃了上海战场上的主动权。由此，日本在战略上解除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淞沪抗战时经月余，中国军队能够屡挫装备优良、数量众多的日军，根本原因在人民群众支持下，上海守军是坚决地、毫不妥协地进行抵抗。从日军肇事起，第19路军即准备抵抗，严阵以待；敌发动侵略后，全军抱定“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由于坚决抵抗，团结了友军，振奋了军心，冲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三、长城察哈尔抗战为什么会失败
1933年初，日本攻占山海关、热河之后，又进一步向长城沿线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抵抗，然而最终怎么样呢？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后以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结束。这次失败，不仅使中国兵员损失巨大，而且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的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对华北地区直接的物资破坏更无法统计。
1933年5月下旬，长城抗战失败，冀东沦陷。日军兵临平、津城下，仍不罢休。5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为保卫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张家口为察哈尔首府。显然，日军在冀东得手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察哈尔。到1934年11月察哈尔抗战失败。
导致长城察哈尔抗战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致。虽然蒋介石在长城抗日战争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仅就热河而言，其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共4万人。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5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战略上导致了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对日作战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力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进攻红军。这种两面作战、南重北轻、重心在南方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
四、不得已而为之的西安事变
时至1935年，在日本加紧侵华、全面掀起抗日高潮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主张抗日的人士增多，要求抗日的呼声增高，就连一向主张对日妥协的人士，在对日态度上也逐渐由软弱向强硬转化。
华清池内景（193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