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少君笔下，生态的和谐中蕴含着某种最高的道德。如《玉蟾宫前》所写的那样：一道水槽横在半空清水自然分流到每一亩水田牛在山坡吃草，鸡在田间啄食蝴蝶在杜鹃花前流连翩跹桃花刚刚开过，花瓣已落枝头结出一个又一个小果山下零散的几间房子大门都敞开着，干干净净春风穿越着每一家每一户家家门口贴着“福”字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人却看到了道德，蕴涵在万物之中让它们自给自足，自成秩序这种“没有看到人”的物的“自给自足，自成秩序”之中蕴含了生态主义的精义。生态世界的和谐本身即是一种合目的性的道德形态。“道德”蕴涵在万物之中，或者说，只有人以谦卑的心态对待万物，才能真正兑现最高的道德。因此，李少君诗中最和谐的生态世界往往是“放逐”了“人”的诗境：白鹭站在牛背上牛站在水田里水田横卧在四面草坡中草坡的背后是簇拥的杂草，低低的蓝天和远处此起彼伏的一大群青山这些，就整个地构成了一个春天——《春》这种自然的和谐，乍看上去颇类似于当年冰心的诗境。冰心在五四时代承载爱和美哲学的小诗中大量书写了童心、母爱、自然的母题。如《春水？一零五》：“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我”、“母亲”、“大海”三位一体，构成宇宙间最和谐的一幅图景。又如《繁星？七一》：“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如果说前一首《春水》是从“我在母亲的怀里”的特写镜头拉成大海的全景的话，后一首《繁星》则从月明的园中的全景推成“母亲的膝上”的特写，一并表达了童心沐浴在母爱和自然的怀抱里的和谐境界。但是再仔细分辨就会感到，在冰心那里，人（“我”与“母亲”）同样是镜头聚焦的核心环节，而在李少君诗境中，人却并非是中心化的存在，相反，前引《春》中恰恰是没有人的世界，诸种生物和自然的意象在诗中表现出的是一种自呈性。
李少君的《鄱阳湖边》中则出现了“人”的意象，却是把人还原为“地上行走小成一个黑点”的去中心化的形象：丘陵地带，山低云低更低的是河里的一条船丘陵密布的地带青草绵延，细细涓流像毛细血管蜿蜒迂回在草丛中衍生房子嵌在其间如积木人在地上行走小成一个黑点偶尔，一只白鹤从原野缓缓上升把天空无限拉长铺开人不可能高过它，一只鹤的高度人永远无法上升到天空我头枕船板，随波浪起伏两岸青山随之俯仰这首诗可以看成是一份对鄱阳湖的一个“生态主义者”的诗性考察，思考的是丘陵、青草、涓流、白鹤、湖泊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联性。而其中“小成一个黑点”般的人，也正是人类在生态总体格局中的正常的位置的体现。而从高空俯瞰这个“黑点”般的人的，只能是生态学意义上的上帝。诗中醒目的是那只白鹤，“人不可能高过它，一只鹤的高度／人永远无法上升到天空”，诗人由此反思的是“人的限度”，而诗歌的最后两句则呈露了一种真正顺应自然的生存态度。与《鄱阳湖边》异曲同工的是《在纽约》：在大都市，摩天大楼才是主体楼群高大，森严，俯瞰着地面地上活动的人类，不过是点缀小如蚂蚁，在一幢高楼与另一幢高楼之间来回游行、跳跃，聚集或分散身上披挂着艳丽的装饰物五颜六色，分外炫耀闪烁一个个显得自命不凡，趾高气扬这些高矮不一、肥胖各异的人群啊不过映衬出都市主角们的挺拔不过证明着都市统治者的威猛在这个号称世界的“城市中的城市”里面，摩天大楼才是真正的主体，地上活动的人类小如蚂蚁，自以为是大都市的中心，其实不过是摩天大楼的点缀，由此人类被自己创造的都市所异化。这正是生态主义者的视点中的纽约以及现代都市。
李少君偶尔也以“人”为诗中的审视焦点，但这时的人，也是生态世界中的人，是生态景观中的一部分。如《一个男人在公园林子里驯狗》：从此，他就真的融入了这一切白天他继续驯狗晚上则隐入都市深处他离群索居不再被同类关注他好像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全身披挂树叶成为了公园林子的一部分人们对此见惯不惊久而久之视而不见就这样，他和他的驯狗成为了公园林子里的一部分自然的一部分，仿佛自然中的一幅静物这里的都市既不是当年左翼作家和老舍理解的万恶之源，也非后现代中都市人乐其生的美好家园，都市被理解成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并只为一个离群索居，不再被同类关注的自然人提供参照背景。他“全身披挂树叶”，“好像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男人和狗自成都市里一个另类世界，却“仿佛自然中的一幅静物”。诗人在观照都市的目光中显然寄寓了自然和生态意识。“自然”构成了这首诗的主题词。这种自然人的形态在《青皮林中》甚至成为一种人性理想：她鲜艳妖娆的身影在林子里闪动她像鹿一样轻盈，跳过一块岩石又一块岩石；跳过一条小溪又一条小溪……她的长发飘逸浅笑随花裙扬起又洒落她的皮肤白皙，在幽暗的林荫里炫目惊心她跑向丛林深处的时候我甚至闻得到树叶筛漏过的日光的烘蒸下她肉体散发出的浓烈的芳香在这浓绿欲滴的单调的植物世界里我们是唯一的两具活色生香的动物李少君诗中最生动的人类形象就是这首诗中的“活色生香的动物”，之所以生动，正由于“她”与森林的融为一体。“动物”的自指强调的正是“我们”渐进自然的原生态的存在方式。
诗人对乡土的观照，也每每强调的是乡土境遇与自然的接近。如《山中》便状写了一幅恬淡而亲切的乡土图景：木瓜、芭蕉、槟榔树一道矮墙围住就是山中的寻常人家我沿旧公路走到此处正好敲门讨一口水喝门扉紧闭，却有一枝三角梅探头出来，恬淡而亲切笑吟吟如乡间少妇诗境中依然匮乏人的主体形象，“乡间少妇”也不过是作为“三角梅”的一个喻体而出现的，但是这首诗却由此真正表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诗人对山中的描写没有落入古典诗歌寄情山水传达禅悟的俗套，山中的寻常人家中透露的“恬淡而亲切”，却是人与自然真正和谐共存状态的缩影。这里的生态主义观是以“自然”为主导环节的。当然李少君绝非“反现代性”论者，也不是一味地要回归前现代的乡土。他诗中的乡土图景，本来就是现代视景的一部分；也正因此，他的乡土才能纳入到现代性的规划中，统摄于生态主义的一体化图景。这种一体化既非建设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土乌托邦，也非一律城镇化都市化的乡土现代方案，李少君的乡土只有在生态主义规划中才能获得存在于现在以及未来的可能性远景。
在《访美梅村》中，生态主义态度体现为对某种自然循环论的思考：在这里我开始相信了自然循环论石头会说话，上面依附着祖先的灵魂树木助人兴旺，香火旺花草也茂盛人和老鼠靠稻谷养活，但最终归于尘土肥沃稻谷我还相信这里冥冥中有神灵守护家家门不闭户，却没有人影在蒸腾而起弥漫开来的炊烟后面浮现一头站在青石板上的牛休憩的树神与祖先的灵魂相安无事，“树木助人兴旺，香火旺花草也茂盛”，人和老鼠均靠稻谷为生，也一同归于尘土，化为肥料肥沃来年的稻谷。好一派生存的和谐境界。这一切都似乎因为冥冥中有神灵守护。如果说生态主义也有更高的皈依的话，在李少君这里或许是宗教：“一条小路通向海边寺庙／一群鸟儿最后皈依于白云深处”（《朝圣》）。这条通向海边寺庙的小路或许象征的正是精神的皈依。《佛山》一诗中状写诗人半夜走过大悲寺时，“抬头看见山顶有灯，一盏、两盏、三盏……／佛法如灯，一灯可燃千灯明／那一瞬间，我们全都驻足，屏气息声／每个人心中的那盏灯也被依次点燃”。这盏灯便是自然生态之上更高的佛法与宗教之灯。《神降临的小站》则叙写诗人某个夜晚滞留在呼仑贝尔大草原中央的一个无名小站的孤独与安宁：背后，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再背后，横着一条清晰而空旷的马路再背后，是缓缓流淌的额尔古纳河在黑暗中它亮如一道白光再背后，是一望无际的简洁的白桦林和枯寂明净的苍茫荒野290再背后，是低空静静闪烁的星星和蓝绒绒的温柔的夜幕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生态与自然的世界之上，也许同样笼罩着这样一个神灵，赋予自然界与人类以心灵的宁静。
而当诗人为生态和自然寻找更高的依托的时候，也就离意识形态话语更为切近，从而导向一种“生态主义的政治”的面向。《自白》中的“殖民地”一词不经意间透露了生态主义的泛政治属性：
我自愿成为一位殖民地的居民定居在青草的殖民地山与水的殖民地花与芬芳的殖民地甚至，在月光的殖民地在笛声和风的殖民地……这里的“殖民地”作为某种具有政治色彩的话语，透露着生态主义本身固有的意识形态的内涵，启示我们在中国当下的历史境遇中，生态主义无疑也是一种政治话语。正像李少君谈论蒋子丹的《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一书中的动物保护主义时说的那样：“我读《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最大的感受是也许只有你能写这样的书。第一，你本身对动物有感情，这可能为你积累许多亲切的感受；第二，我觉得你对政治也有敏感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政治主要是指韩少功的那个角度，他说‘恢复感受力就是最大的政治暞。在当下的世界，动物保护已经是一种涉及所有人利益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你的表述从动物入手，不断深入，在感动人的同时，兼顾了理性的高度，或者说哲学的高度。”暡1暢这个论断也同样可以用来理解李少君诗歌中的生态主义的理性、哲学与政治。李少君的感受力也正表现在对物的世界的关怀与敏感。这种关怀不是从人类中暡1暢蒋子丹、李少君：《动物保护：新的政治与文学》。
心出发的，不是人类站在万物的灵长的至尊地位俯视物的世界，物的世界本身就是思考问题的原点。生态主义的政治性正隐含在这种思考的原点之中。
作为《天涯》的主编，作为深刻地介入了当代思想状况和政治反思的诗人，李少君的诗中自然也折射了社会思想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议题。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意识中或许正渗透了诗人的政治敏感。但在创作这些生态诗歌之际，李少君的身份意识和政治认同都了无痕迹地化入了一种作为诗学的生态主义思维之中。
重建诗意栖息的家园——论李少君诗歌的“草根性”
张永峰
李少君先生既是诗人，也是诗歌理论家，他的诗歌“草根性”理论日益引起文学界的重视。他的诗学理论不仅是对当代主流诗坛虚火旺盛、元气衰败的病因诊断，也是对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的深刻探讨。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新诗无力深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感知世界，成为形塑人们精神情怀和生活世界的力量——就像中国传统诗歌曾经起到过的作用那样。
在这个大的问题视野下，在当下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李少君提出“草根性”是新诗极重要的品质，它是当前诗歌创作出现的新动向，是新诗获取滋养，获得生命活力的必然趋势，它是新诗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同时它也构成一种品评诗歌创作的标准。何谓“草根性”，李少君认为：所谓“草根性”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其实，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
说到底，人们东游西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最终还是要回到293自己的“根”，那是灵魂与家园之所在。暡1暢这是李少君“草根性”诗学的四点核心主张，在《建构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寻找当代汉语诗歌新的生长点》等一系列相关文章中，李少君对这些主张有丰富的阐释，这里不一一详述，这里仅就李少君近期的诗歌创作，谈一谈在“草根性”诗学光芒的烛照下，诗人取得的创作实绩。
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在“与世界接轨”的盲目鼓噪下，中国诗坛对西方种种诗歌潮流和诗歌观念亦步亦趋，虽然派别纷呈、标新立异，其实大多是粗劣的翻版模仿。不管是高扬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体意识，是渲染历史的荒谬、个人的存在危机，还是卖弄语言实验的技巧花招，很快都悄无声息，难以为继。正是鉴于诗坛这种虚华浮躁局面，李少君将创作的根须扎入本土生活的土壤，将传统的文化因素、现代的生活体验、个人的切身感受一起吸纳为滋补诗歌创作的营养。他的诗歌首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保持与过去、现在、历史、自然多重对话的前提下，进行重建诗意栖息的精神家园的努力，这同时也是其诗歌“草根性”的集中体现。他在《抒怀》一诗中写道：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间以一两声鸟鸣）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这首诗呈现了一场温和的对话，对话的一方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为恒定不朽之物树碑立传，理想的落脚点固定在追寻高远宏大的意义之上，寻常的尘世生活没有给定的位置。诗人则不同，诗人的理想图景暡1暢李少君：《诗歌与诗人的归来》，《新京报》，2005年5月26日。
由表现生活不同维度的画面构成，有对天空流云的仰望，有对生动自然的摄取，还有对家园儿女亲情的守护，这样的理想图景充满了真切的生活质感，表现出将各种生活要素融合贯通的努力。而且，值得体味的是，这是一场温和的对话，对话双方的关系不是剑拔弩张，而是在树下谈心的朋友，所以，各自理想的差别并不构成两者间的断裂，相反，这种心灵的交流为更进一步的融合贯通提供了可能。这里，如果把诗中的“你”看作历史上理想主义的化身，那么，诗人其实是进行了一次与历史的对话，诗人的写作为理想主义的历史预留了友好进入的空间，这与主流诗坛虚无浅薄的历史态度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