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从李少君的诗歌《某苏南小镇》中感受到当代中国诗坛有可能诞生一种别样的声音和视景：在大都市与大都市之间一个由鸟鸣和溪流统一的王国油菜花是这里主要的居民蚱蜢和蝴蝶是这里永久的国王和王后深沉的安静是这里古老的基调这里的静寂静寂到能听见蟋蟀在风中的颤音这里的汽车像马车一样稀少但山坡和田野之间的平缓地带也曾有过惨烈的历史时刻那天清晨青草被斩首，树木被割头惊愕的上午，持续多年的惯常平静因此打破浓烈呛人的植物死亡气味经久不散这在植物界被称为史上最黑暗时期的“暴戮事件”人类却轻描淡写为“修剪行动”……如果只读这首诗的第一段，读者会觉得诗境大概是对乡土牧歌图景的惯常再现，诗人状写的是“一个由鸟鸣和溪流统一的王国”，“深沉的安静是这里古老的基调”，这一切是读者在以往的诗歌阅读中更为谙熟的。然而，诗的第二、三段却给了我震悚而陌生的阅读体验：在这看似祥和安宁的田园诗氛围中，竟潜藏着一个“惨烈的历史时刻”。这一“惨烈”的措辞真正传达了诗人别出机杼的命意，一下子穿透了文本的静寂之声。“史上最黑暗时期的‘暴戮事件暞”的说法似乎小题大做，但是诗歌的内在视域却借助这看似夸大其词的“暴戮事件”而升华为诗学与政治的某种新的远景。这就是当代诗歌中崭新的生态主义视野。而这首《某苏南小镇》也由此奠定了李少君诗歌中的生态主义维度。如果对这种诗歌中的生态主义做一个最朴素的概括，就是诗人践行了一种换位思考，在某个生命个体的时间段或某个人类历史的瞬间，完全站在生物与自然的立场去看世界。如果我们依旧采取的是人类中心的视角，那么一次青草的“修剪行动”自然是司空见惯的，人类对“修剪行动”的言说也必然是轻描淡写的。只有像李少君这样真正从“植物界”的角度进行思维，才可能理解何以“青草被斩首，树木被割头”的“修剪行动”被称为史上最黑暗时期的“暴戮事件”。由此，这首诗书写的是一种另类的历史。它似乎是植物界的历史，但却借助于生态主义的视域与人类的暴虐史建立了本质性的关联。
我也因此把学界谙熟的关于李少君的“草根性”话题推溯到青草的世界。也许这青青芳草才构成了“草根性”的深厚的生态学基础。我似乎也由此捕捉到了李少君诗意的动力学。他的生态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动力因素，也是思维和审美的诗学机制。当然，李少君笔下诗意的动力机制不仅仅是生态主义所能涵盖的，古典诗兴的回溯，边地空间对诗性的激活，对逝去的乡土灵氛的回眸，日常生活的诗意洞见……这些诗学元素都构成了李少君诗意的本源和动力学依据。但我感触最深的，或者说真正独属于李少君的诗歌视景与美学核心的，正是一种诗歌中的生态主义诗学与生态主义政治。作为诗学的生态主义保证了李少君诗歌独有的诗性和诗意品质的生成，而作为政治的生态主义则使李少君以诗歌的形式介入了现实政治和生存世界。尽管他影响广泛的关于草根性的言说和关于地震的诗歌更直接触发了国人的生存感觉和泛政治化嗅觉，但在我看来，是李少君诗歌中的生态主义景观和意识，更深刻地触及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
我由此关注于李少君诗中对生物界与自然界的书写，关注他的诗歌中的生态主义视野。在李少君诗歌中，这种生态主义视角不仅代表一种观念与价值立场，同时也是一种诗歌的具体思维方式和体察的诗意目光。在李少君创作的以自然、动物、植物世界为题材的诗作中，诗人试图进行“换位思考”，进入的是自然的内部肌理，尝试以植物和动物的方式思维，进而表现出对生物界的细腻入微的体察，提供了堪称是新鲜而别致的生物视角。《在海上》就由于这种换位思考而呈现了别样的诗歌风景：“在鱼的世界里，船和人是稀罕之物／我们每一次的到来都会引起轰动围观／鲣鸟汇集桅杆盘旋飞翔／飞鱼欢欣雀跃，在两侧你追我赶”。李少君由此得以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格局中理解生态世界。而换位思考在带来了深切的洞察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同情与体贴。前引《某苏南小镇》的诗意就体现为对青草世界的体贴与同感。当然我们谁也无法真正进入青草的内心世界，这里的关键是有没有一种“设身处地”与“感同身受”的意愿，关键是能否以自然和生态为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地。
正是这种生态视角的自觉，使得诗人对生物界的洞察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专注与精细：仲夏，平静的林子里暗藏着不平静树下呈现了一幕蜘蛛的日常生活情节先是一长串蛛丝从树上自然垂落悬挂在绿叶和青草丛中蜘蛛吊在上面，享受着这在风中悠闲摇晃的自在聆听从左边跳到右边的鸟啼临近正午，蜘蛛可能饿了，开始结网很快地，一张蛛网织在了树枝之间蜘蛛趴伏一角，静候猎物出现惊心动魄的捕杀往往在瞬间完成漫不经心误撞入网的小飞虫一秒钟前还是自由潇洒的飞行员呢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蜘蛛的美味午餐前者不费心机后者费尽心机但皆成自然——《仲夏》生物世界自然也是一个与人类社会酷似的物竞天择巧取豪夺的世界。
但是诗人并非拿这个生物界来作人类世界的隐喻，恰恰相反，“皆成自然”的收束句透露出诗人是从自然生态意义上来看待林中世界。也只有这种生态立场才导致了诗人真正细致入微的观察与透视，仿佛是上帝放置在林中的一台微型摄像机在如实而不动声色地记录镜头中的一切。但这摄像机的取景框背后，并没有人类作为观照主体的那双眼睛，林中世界由此自成一体。这也使李少君在诗艺技巧上，贡献了一种堪称是“反隐喻”的诗学语言。
文学中的隐喻语言忠实地隶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持续地引发中外作家对隐喻的逆反。反判隐喻的最极端姿态来自于法国新小说派的罗伯－格里耶。在《未来小说的道路》一文中，罗伯－格里耶强调他在作品中试图制造的只是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让物件和姿态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让它们的存在继续为人们感觉到，而不顾任何企图把它们归入什么体系的说明性理论，不管是心理学、社会学、弗洛伊德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体系”。暡1暢而一切关于“物”的隐喻，都是强加在事物上的，按罗伯－格里耶的说法，隐喻是一些文化的花边，镶在事物的边缘上，掩饰着事物真正的陌生性质。因此，罗伯－格里耶憎恶比喻：“事实上，比喻从来不是什么单纯的修辞问题。说时间‘反复无常暞，说山岭‘威严暞，说森林有‘心脏暞，说烈日是‘无情的暞，说村庄‘卧在暞山间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提供关于物本身的知识，关于它们的形状、度量、位置等方面的知识。然而所选用的比喻性的词汇，不论它是多么单纯，总比仅仅提供纯粹物理条件方面的知识有更多的意义，而附加的一切又不能仅仅归在美文学的帐下。不管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山的高暡1暢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现代西方文论选》，第3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度便获得了一种道德价值，而太阳的酷热也成为了一种意志的结果。这些人化了的比喻在整个当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太多太普遍了，不能不说表现了整个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暡1暢所谓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正是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的意识形态观念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学语言中大量拟人化的词汇和比喻，有很多是自古以来存积下的语言“污垢”，比喻用的越多，“污垢”就越厚。这些“污垢”上“负载着大量的伦理主义”暡2暢，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说，物由此有了“浪漫心”，这种“浪漫心”其实是人的抒情本性的反映，最终则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
如果说隐喻服从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浪漫心”的表达，那么，在李少君这里，诗艺的核心却是反隐喻的。倘若说李少君诗中依然有一颗“浪漫心”的话，这个浪漫也是生态美学意义上的浪漫，是生物界的浪漫心，是自然界的万物有灵论。而在李少君诗中代替隐喻语言的，是《仲夏》、《绿翠鸟》等诗中的“寓言”图景。如果说隐喻是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体现，那么寓言则是强调生物世界的自足性以及对人类的启示性。如《绿翠鸟》中对那只“闪电一样的杀手”绿翠鸟的描写：“眼睛可以穿透水面，让鱼无处可逃”，但生态世界的平衡在于，“鱼也有自己的天赋能力／它会本能地感知危险的逼近／水压的轻微变化让它极其敏感／鸟扑向水的一瞬间／鱼已迅速闪避”：就像所有猎手与猎物之间的游戏残忍但也总有意外闪失就这样，鱼繁衍了下来弱者的繁衍力总是更强，成群结队鸟也总能捕获笨拙大意的新手它迅速冲下一口咬住再吞进嘴里的动作连贯而优美，就像那些个风度翩翩的绅士——《绿翠鸟》暡1暢罗伯－格里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现代西方文论选》，第3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暡2暢《福柯集》，第4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雨后，大队蚂蚁出来觅食它们倾巢而出，早已饥不可耐仓库里储存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它们成群结队，密密麻麻，又黑又亮占领了草地、小路和泥坑它们雄赳赳气昂昂，跋山涉水，远近搜索路上忙碌着一长列络绎不绝的蚂蚁大军——《雨后》
诗人并没有把诗中生物的生存图景处理成人类世界的隐喻，而建构的是一个生态主义的具有自足性的寓言。只有从生态主义立场观照，这首诗才可能读出更多的意味；也只有从生态主义的角度着眼，才能看出生物世界最终“皆成自然”，从而呈现出一种莱布尼茨所谓的“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的境界。这种“大和谐”，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与生态世界的和谐。其中的生态意识是一种直接切近后现代中国人生存境遇的观照态度。它从自然界与人的关系的角度着眼，但出发点却是“去人类中心”的意识。在生态主义者眼里，人不高于也不低于生物和自然界，更是生态链中的一环。生态主义也不是与人类意识相对立的一种世界观，更强调人与生态世界的均衡，强调自然界本身的整体性。但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的活动是各种各样生态悲剧的罪魁祸首，因此，去人本化和去人类中心自然构成了生态主义思考问题的核心。生态主义因此也是一种理性主义，主张以一种清明的理性精神介入生态与自然。
这种生态主义中的理性在与浪漫主义自然观的对比中可以得到更有效的说明。同样是状写青草，海子的《亚洲铜》表达的即是浪漫主义的精髓：“爱怀疑和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在这首诗人格化的隐喻世界中，隐含的是海子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性“自我”以及对自然的崇拜。浪漫主义的核心观念之一是返归自然和对大自然的崇拜意识。但这种自然观与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互为表里的，从而使浪漫主义的落脚点最终依旧是人类自我。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就把大自然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象征，人是通过理解自然而理解自身的：“大自然依照天意的安排，势必要与精神携手，进行解放人类的工作。”暡1暢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曾经分析过浪漫派的自然观：“歌德曾经说过：自然无核亦无壳，混沌乍开成万物。
浪漫主义者一味关注那个核，关注那个神秘的内在。”暡2暢这种对“核”与“神秘的内在”的关注，最终是对人的本质的关注，自然之“核”中恰恰隐藏着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这显然是与生态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李少君的诗歌体现出的则是一种难以诉诸浪漫主义美学的诗质。如果与海子的自然观对比，李少君的生态主义意识无疑更是理性主义的。
与对隐喻语言的放逐相伴随的正是李少君生态诗歌中的理性主义。譬如这首《夜深时》：肥大的叶子落在地上，触目惊心洁白的玉兰花落在地上，耀眼眩目这些夜晚遗失的物件每个人走过，都熟视无睹这是谁遗失的珍藏？
这些自然的珍稀之物，就这样遗失在路上竟然无人认领，清风明月不来认领大地天空也不来认领李白诗曰：“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暡3暢这种“草不谢荣”与“木不怨落”正是自然的荣谢轮转的法则。叶落与花落也是自然生态轮回与平衡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使人联想到王维笔下的落花主题，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又如《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前一首写人闲山寂，属有我之境，后一首状写芙蓉花自开自落，是无我之境的范例。但无论是“有我”还是“无我”，诗人都在表达人的主体向自然归化与自然一体的空寂的思想与哲暡1暢《爱默生集》（上），第3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3。
暡2暢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第1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暡3暢李白：《日出入行》。
学态度，诗境中有一种落寞的审美化的禅意。正像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评价的那样，王维已把“闲”与“空寂”“置于哲理与审美学的高度”。
从这个角度看李少君的《夜深时》，也自体现出一种哲理和美学态度，但是相比较于王维，李少君对于“物”太过执着，诗中对落叶与落花的“珍稀”之感，正是来源于生态主义的眼光。背后则是执着的理性主义的精神投射。
这种理性精神也使得生态主义视野中得以涵容一些更为重大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