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角岩从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给笔者寄来了一本《红玉菲》，这是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他写诗的时候叫做刘小平，当时被称做土家族乡土诗人的一员。
《红玉菲》是个很怪的书名，我花了两天工夫读完这本厚厚的书才明白，原来指的是3个女人：覃怡红、向明玉、郑菲菲，这3个与小说主人公田浩禄3次命运转折点有着紧密关系的女人的名字。
这是一个讲述了因为身份歧视而一定要“进城去”的成长叙事，凸现出城乡结构嬗变中农民身份改变的时代命题，其间离奇悖谬、曲折起伏的过程足以让人扼腕叹息。
田浩禄是清江河边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土家族青年，与老师的女儿、同学覃怡红互相爱慕。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首先就体现在一纸户口上，田浩禄的农民出身使两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困难。由于莫须有的“海外关系”，田浩禄无法被推荐上大学，恢复高考之后又因为有私怨的村长马必贵从中作梗，与大学无缘。而有着非农户口的覃怡红却顺利地吃上了公家饭。田浩禄在内外压力之下，为了不拖累爱人，狠心与覃怡红分手，而她则在绝望中草草嫁人。
县制药厂招工，田浩禄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又遭阻拦。暗恋浩禄的向明玉在求情时，被马必贵强奸。田浩禄在制药厂勤奋刻苦、苦心经营，唯一的想法就是有一天转为非农户口。然而事与愿违，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是功亏一篑。出于感激和无奈，田浩禄娶了向明玉，但无法接受她失身这个事实。结果，向明玉在冷漠和虐待中难产身亡，给田浩禄留下了无尽的悲痛和懊悔。几经起伏，田浩禄因为挪用公款帮助向明玉的弟弟而身陷囹圄。
出狱后的田浩禄偶然认识了记者郑菲菲，在她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重振旗鼓，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主。而郑菲菲原来竟然是马必贵的女儿，因为童年目睹过父亲的罪行而造成心理阴影，希望通过帮助田浩禄来为父亲赎罪。但田浩禄却依然深爱着覃怡红，将她和她瘫痪的丈夫、有病的女儿楚辛都接进城里，安排得井然有序。在经过楚辛的求爱、绑架等一些插曲之后，田浩禄的事业在经历新的机遇，他凭借发展少数民族医药的政策，成功并购了县制药厂，未来固然未知，但是前景充满乐观。
我们看到，时代的印记是如何地投射在田浩禄的身上。几经波折，“非农户口”总是如同一个无法抹掉的暗伤铭刻在他的生命之中。因为这个户口，使他放弃了覃怡红纯真的初恋，毁掉了幸福的婚姻，夭折了可能的爱情。直到最后，田浩禄的命运才出现逆转，在经过种种挫折乃至牢狱之灾后，终于在新的社会风潮中成为卓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
日光底下无新事，田浩禄的故事其实在古今中外都并不少见，远的很容易让人想到司汤达《红与黑》里的于连或者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的埃德蒙，近一点的是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刘庆邦《红煤》中的宋长玉，甚至是毕飞宇《平原》里的端方。只不过是时代和社会背景不同，说的都是一个共同的母题：出身底层的有志青年，不甘于沦落潦倒的命运，想方设法往上走，追逐更为成功和精彩的人生，他们当然要付出比出身优越的同龄人更为艰苦辛酸的努力，或许成功或许失败，然而总不会平庸。一代一代，他们的故事给那些卑微的少年带来同情和鼓励。
因为有珠玉在前，《红玉菲》的人物与情节，就会让人觉得在似曾相识中并没有太多突破。这种洋溢着乐观主义氛围的写实之作在当下的文学书写中似乎显得有些过时。但是，如果将其放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写作的背景中，尤其是在从上世纪70年代到当下的中国30年发展历程之中，却可以发现其有意味的地方，那就是当现实主义题材与风格已经日益走上深入和反思的时候，缘何《红玉菲》依然还在书写改革开放的帕累托效应？
今年正是各种媒体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红玉菲》的故事主体也正是这30年。如果从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和一般经济发达地区的实情来总体考虑，就不会对《红玉菲》在主题上的“滞后”感到惊讶，那就是现实——对于现代化的向往、对于繁荣经济、振兴边区的渴求。田浩禄在由最初的一心想当一个有户口的城里人，到最后真正成了城里人之后却放弃了梦寐以求的非农户口，这个细节的刻画可以说是一个亮点，时代社会变迁的脉搏就潜藏在其中。某种意义上说，田浩禄30年挣扎的创业史就是清江边土家儿女在当代的奋斗史，也是整个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命运的一个缩影。
作者羊角岩是土家族人，因而在小说中自然而然地带入了哭嫁、跳撒叶儿嗬等特有的民族地域文化和婚丧嫁娶风俗，甚至在整体结构上都带有神话原型的特点。土家族祖先被认为是巴人，巴人首领廪君曾经和盐阳女神有一段甜蜜的爱恋，但是廪君肩负着带领部族开拓的使命，所以不得不狠心射死了盐阳，以免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红、玉、菲3个女人无一例外都像盐阳女神一样倾心奉献，而田浩禄则就是那个一心开拓进取甚至有些时候不免有些不择手段的廪君。这个荡气回肠又不免凄惨哀怨的故事，在羊角岩有意无意地改写之中，由悲切变得平朴，悲剧性的因素转化成了个人在时代洪流中不可避免的命运。
这些在风情展示和原型书写上的特色都是值得称道的，然而笔者觉得羊角岩的叙事能力需要一个大的突破，才能证明他从一个诗人转向写作小说的能力。因为读完《红玉菲》的时候，笔者感觉叙事的速度太快，缺乏打磨，丧失了许多原本可以更加丰厚和细腻的细节与语言，以至于他更像是在说故事，而不像写小说。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博士、青年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