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环境成本约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愈来愈受到重视，人们也愈来愈关注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环境问题，而甘肃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甘肃生态环境严酷。在农业中，由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失，以及土地荒漠化治理所需的投入，使农业生产的环境成本高昂。仅从1999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到2001年期间为例，这3年中，甘肃耕地成灾的面积累计达385万公顷，比这3年中年均播种面积（374．59万公顷）还高10万多公顷。以成灾面积平均损失农业（种植业）产出50％～70％计算，则这3年农业损失的增加值共计为73～102亿元，即相当于2001年全省农业（种植业）增加值的50％～70％。这也就是说，这3年中，甘肃平均单位播种面积在获得1元农业增加值的同时，就同时因自然灾害而损失0．17～0．24元。这还仅是直接损失。此外，政府还要投入赈灾资金，政府和农户还要投入被灾害破坏的农业和其他基础设施修复的费用等。
土地荒漠化的治理是甘肃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999年到2001年，甘肃水土治理和小流域治理面积共增加60．6万公顷，治碱面积累计达19．85万公顷。这些治理工程，也需要耗用大量的投资。虽然尚无法估算生态环境治理投资的准确数字（除了政府投资以外，还包括农户的投资，后者难以准确统计），但由此所形成的环境成本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额。
农业生产环境成本高昂，是导致甘肃农业产出能力低下，进而导致甘肃农村产业结构变革滞缓、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的重要因素。以单位播种面积获得的农业产值为例，2001年，甘肃仅及全国平均水平（9288元）的74．13％，东部平均水平（13512元）的50．96％；即使在西北地区，也仅为其平均水平（7859元）的87．63％。低下的产出率，使甘肃农业长期处于基本生存一温饱型水平。2001年，甘肃农业商品产值达到203．17亿元，农业商品率达到58．96％，分别比1986年、1990年提高21．06、18．06个百分点，但平均每个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提供的商品产值仅为2915元，扣除城镇居民直接消费的仅经过初级加工的农产品（如粮食、禽蛋奶、蔬菜、瓜果等）外，平均每个农林牧渔业劳动力向农产品加工业提供的商品农产品，仅为2200元左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2800元）的4／5左右。这种状况，使甘肃农业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支持能力很弱。自然，影响甘肃农业产业水平低、商品流量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环境成本约束无疑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环境成本对甘肃工业发展的约束，一是上述农业环境成本约束的间接影响；二是工业废弃物（即工业“三废”）的污染治理成本。后者是直接的约束。在甘肃，重化工业的高污染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见表11。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甘肃年鉴》（2001）整理和计算。
从总体上看，甘肃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7、2．76和3．09倍。表11所列的甘肃工业部门和行业，其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67．81％，占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的52．52％，这些部门和行业的废水、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则分别占全省工业“三废”的68．37％、92．20％和63．70％。从2000年的情况看，在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废水排放量中，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指标大大高于全国的水平；在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废气排放量中，只有采掘业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万元工业增加值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指标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与甘肃工业结构的特征相一致。工业“三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根源。1990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工业污染治理的力度。这就使甘肃工业必然要付出环境治理成本；此外，还要处理污染事故，由导致事故发生的企业缴纳赔款和罚款，而污染事故也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所有这些，都直接构成工业生产的环境成本，其中还不包括工业污染造成的间接损失。1999年到2001年，甘肃工业生产的直接环境成本情况见表12。
说明：资源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
1990—2001年，甘肃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累计实现的利润，尚不足以支付因其“三废”污染所支付的费用。而在全国和东部地区，这部分费用仅相当于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很少的份额，西北地区的这一份额虽然分别为全国和东部的1．67和1．9倍，但也不到甘肃的1／10。同时，甘肃在这一期间工业污染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污染事故赔、罚款累计总额，分别占西北地区的89．57％、52．55％；治理污染项目投资占西北地区的26．55％；甘肃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还不足1％，但为污染所支付的费用却占全国的1．61％。问题还在于，相对于全国、东部乃至西北地区更为高昂的环境成本付出之后，甘肃工业污染的情况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2001年，甘肃工业废水排放量中达标排放量的比重为72．33％，比全国平均水平（87．30％）低14．97个百分点，工业废气排放量中，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去除量与排放量的比（以后者为1），全国为5．34，甘肃则为5．1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12％；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占其产生量比重，全国为53．23％，甘肃则仅为28．23％。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甘肃工业污染治理的艰巨性，也使其发展受到环境成本的强约束。
（3）人力资源素质低下。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全国为7．7年，甘肃仅为6．7年；其中高中及其以上受教育程度占15岁及其以上人口比重，全国为19．03％，甘肃仅为17．51％；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全国为9．08％，甘肃则高达19．68％。
从总体上看，甘肃人力资源的素质，与全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进一步分析则表明，甘肃文盲人口的91．55％分布在农村，这部分人口要占农村劳动力的35．96％，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3．90％）；甘肃农村劳动力仅占全国的1．95％，而农村文盲人口则占全国的5．04％。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成为传统落后的农耕文明得以存续，农村工业化步伐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还表明，在甘肃城镇劳动力中，尚有12．92％的文盲，比全国平均水平（7．94％）高近5个百分点。全省城市（市区）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还不到初中毕业的水平（为8．3年）。在工业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大多数从事单一的初级技术劳动，特别是在能源、原材料产业就业的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多为重复性简单劳动。以至这些劳动者一旦失业，就很难再适应新的就业岗位对技术的要求。由此也导致甘肃下岗、再就业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甘肃工业领域的就业者中，全省工业企业中，仅有420个高级技工，这意味着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平均每10个企业还不到2个。技能型劳动力，已成为甘肃人力资源中最为稀缺的资源。
（4）技术创新乏力。1995年，甘肃工业新产品产值率为7．71％，比全国平均水平（14．33％）低6．62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居第20位；同时，产品的优等品率也仅为1．12％，难与全国平均水平（17．77％）相比。产品旧、质量劣成为甘肃工业产品当时的主要问题。到2001年，甘肃工业产品的质量水平大幅度提高，产品的优等品率达到51．37％，跃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3位；但与此同时，新产品产值率却没有明显提高，仅比1995年提高1．47个百分点，为9．18％，不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4．53％）的差距拉大，而且在全国的位次也后移至第24位。产品“优而不新”，再联系到上述工业竞争力的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甘肃工业尚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另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是：1990年后，特别是“九五”以来，甘肃高度重视“品牌战略”，在培育产品品牌上采取了许多措施，政府有关部门评出了50多个“陇货精品”，但迄今为止，这些“精品”中能为全国消费者所认知的为数极少。究其原因，固然与评选“陇货精品”的政府行为过浓有关，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缺乏主动积极开拓市场的创新动力；同时，从全社会的科技资源的配置来看，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健全。
一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足。大中型工业企业在甘肃工业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领航者。2001年，甘肃大中型企业的科技活动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均筹集的R＆D经费为17．43万元，仅为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水平（34．54万元）的50．46％；R＆D经费支出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全国为1．67％，甘肃则为1．37％；开发新产品用款占R＆D经费支出比重，全国为43．15％，甘肃则为30．41％；平均每个项目的R＆D经费支出，全国为92．70万元，甘肃仅为62．06万元。这些情况都表明，与全国相比，甘肃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活动处于较低的水平。至于财力、物力更为薄弱，人才更为稀缺的小企业，更无能力去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二是企业无形资产积累薄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形资产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甘肃，相当一些企业对无形资产的培育还不重视。其集中的表现已如上述，即甘肃工业迄今尚未在消费品领域中，创出全国驰名的著名商标。在技术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也处于低水平。这可以用专利的申请和批准情况来反映，见表13。
说明：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整理和计算。
总的来看，甘肃三种专利的申请受理和授权情况与其专业技术人才的拥有量之间，与全国、东部相比，形成强烈反差，甚至也不如西北地区。
上述这些情况，使甘肃工业中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处于低水平。2001年，甘肃工业的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10％左右。在工业部门中，加工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无形资产是形成其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资源，但甘肃加工工业企业的无形资产占其总资产的比重2001年仅为7．43％，比1998年全国加工工业的平均水平（9．59％）还要低；无形资产更是中小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但甘肃中小企业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2001年也仅与全国1998年的平均水平相当。若从绝对量来看，2001年，甘肃工业平均每个企业的无形资产为620．63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左右。因此，积累并培育无形资产，已成为提升甘肃工业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三是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长入经济的机制尚未形成。2001年，甘肃专业技术人员有52．2万，占全省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40％，还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18％）；专业技术人才中，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的比重仅为2．42％，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6．78％）。虽然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83．40％），但转化应用的市场机制却很弱。2001年，平均每个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技术市场成交额，全国为3．78万元，甘肃仅为2．17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41％。从总体上来看，甘肃科技资源配置不仅有面向经济建设主战略的力量偏少的问题，也有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机制弱，科技成果商品化程度低的问题。这种状况，反映了甘肃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长入经济，促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体制性障碍。
（5）产业组织散乱。对总量层次上的产业结构分析表明，甘肃尚未形成各产业相互协调、功能完善、运行有序的产业结构。而在工业中，则存在着产业组织对要素资源整合能力弱的问题。这主要是产业组织比较散乱、有序化程度低。一是产业领域过于宽泛，几乎包括统计范围内的所有工业行业。而行业的规模落差极大，规模最大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工业总产值190亿元，而规模最小的化学纤维制造来工业总产值仅有1238万元，前者是后者的近1500倍，而在全国，工业总产值最高的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8990．25亿元），最低的是木材及竹采运业（112．12亿元），前者是后者的80倍。甘肃化学纤维制造业的平均产值规模仅为412．67万元，还不到全国同行业平均规模水平的1／15，其平均的销售收入仅为280万元，已不足以列入国家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年销售收入为500万元以上），以致这一行业的存在，仅具有象征性意义。
二是产业之间的关联微弱。从支柱产业来看，属于资源型产业的石油化工与有色冶金和黑色冶金之间本来就缺乏横向的产业关联；有色冶金与黑色冶金之间本来应该存在的产业关联（如发展合金材料等），但这种产业关联至今还处在孕育阶段。由此形成甘肃资源型产业自成体系，各自集中于空间分布分散的几个资源型工矿城市，如“铜城”白银、“镍都”金昌、“钢城”嘉峪关等等。有色冶金、黑色冶金与金属制品、机械工业本来应该具有的前后向产业关联，在甘肃也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的发展。例如酒泉钢铁公司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企业，长期存在着产品结构单一的问题，只是在近年来才发展线材（主要提供给建筑业）、板材等产品。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冶炼与压延加工业与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总产值之比（以后者为1），全国为0．26，而甘肃则为2．39，恰与全国成反向落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两大后向产业与其前向产业之间关联程度很弱。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与合成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之间，后3个产业是前者的前向延伸产业，而二者工业总产值之比（以后者为1），全国为0．71，甘肃则为1．99。产业间的横向、纵向关联发展水平低，是甘肃产业组织分散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