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如此鲜明反差的根源，正如唯物史观所指明的，“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一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阶级和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我国自秦汉以来至明清时期，一直延续了世界各国普遍经历过的、以传统农业为代表的自给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做过详尽描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种生产方式正是我国经济发展迟滞的本原。首先，以家庭为本位的小块土地经营，仅供家庭直接消费的产品适用方式，必然产生小而全生产的分工方式。每一生产单位——农户，“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生产的产品品种多，多至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的诸多方面；而每一种产品产量少，除交纳贡赋或租税外，仅供本家庭直接消费。其次，小而全生产的分工方式，相同的生活条件，使得各生产单位——农户，“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因而，产品交换很有限，即使有交换，也只是剩余产品交换。再次，社会交往不发展，产品交换极有限，反过来加固了小而全生产，进而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限制了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发展和产业的分工与分业，导致社会生产难以分化出新的产业门类，难以进行大机器生产，难以实现生产条件近代化。小而全生产不容许“应用任何科学”，“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限制了生产者技能的提高以及科技与生产的渗透，社会生产难以实现生产手段的近代化，导致科学技术发展迟滞。“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生产单位之间的相互封闭和隔离，使得社会产业结构从微观看是同类化的，从宏观看是单一化的，难以形成分门别类、互为依托的近代产业结构。小而全的生产、单位生产的同类化和相互封闭无由提出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现代第三产业发展的社会需求，导致这些产业发展的迟滞。所以，从秦汉至明清时期生产方式的内在因素看，自给经济生产方式使得传统的自给经济结构具有自我组织、自我修复的能力，以此维系着自身结构的稳态，阻滞着经济发展和经济近代化的进程。
从这一时期生产方式的外部因素看，这一时期的外部因素使自给经济生产方式更具有完备的形式和排他的功能，难以发生根本变革：一是自秦代商鞅变法以来实行的土地买卖制度，土地产权继承的弟兄均分制度，使得传统农业与传统小手工业紧密结合，难以实现二者的社会分工。无论是兼并大土地的地主，或是耕作小土地的自耕农，受传统农本主义的影响，视从事土地经营的种植业为命根子，不愿从事其他产业。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小手工业者，如农村“五匠”，情愿花钱购置土地赚取地租，不愿放弃土地经营，不愿在小手工业生产中扩大投资和再生产规模，致使小手工业生产的兼业化、副业化倾向世代相袭，无由产生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大规模商品生产。二是传统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使小手工业者大都聚居于农村，“离土不离乡”，因而城市化进程缓慢，难以形成工商业者聚居的自由都市。中国的都市，大都是在政治中心基础上形成的消费都市，难以发挥城市作为工商业中心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辐射功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强本抑末”、“实行海禁”的政策导向，对盐、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手工业生产实行“官营”，建立“官业”，严厉打击私人资本和商人阶层的产生与发展。对外贸易也是直接官办，严格禁止私人资本介入。这些政策导向，极大地阻碍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限制了平等、自由竞争和市场的开拓。四是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竭力宣扬重本抑末、自给自足的自给经济的社会思想，给封建王朝的政策导向和农户生产的思想观念以深刻影响。五是未形成独立的资本家阶级，难以产生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工业革命。历代农民起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统治，遏制了大土地兼并，发展了生产力，但其以“均田”为代表的斗争目标和社会理想，只是重复旧的生产方式，没有跳出封建的小农经济窠臼。
总之，在我国封建社会，尽管生产力在缓慢发展，社会在不断变迁，但由于各种因素，自给经济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因而未能出现同一历史时期西方国家所实现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必然使经济发展和经济近代化进程迟滞。
二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打开了我国闭关自守的门户，使传统的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批由国际资本直接创办的铁路、轮船、电力、电信、纺织、矿业等工矿企业。这些“洋货”无疑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于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奉行“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效法西方，倡导了我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第一步——洋务运动，创办了以上海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宅造船局、汉阳铁路局和枪炮厂为代表的一批重工企业，以及一大批以织布、纺纱、制麻、缫丝为代表的轻工企业。洋务运动失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又在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倡导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二步——“戊戌变法”和“君主立宪”运动，由“中体西用”近代化观上升为“变法图强”的现代化观，提出了“设银行、办铁路、矿业，提倡各种实业”，“办农会、商会”，“废科举，兴学校”等一系列社会改良主张。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之后，进一步提出了“三民主义”治国方略，试图走出一条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总之，自洋务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政权机构曾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过“新政”，效法西方，兴办过军工、制造、矿业、纺织、缫丝、制糖、铁路、电力、电信、银行等一系列工商企业，自觉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从总体看，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却没有发生改变，经济近现代化进程缓慢，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
何以如此，其根源仍应从彼时期的生产方式上去寻找。从内部因素看，一是沿海门户开放城市、相邻地域、资源丰富的矿业区，国际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采用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兴办了大批工矿企业，并形成了如香港、上海等功能比较齐全的工商业都市。但其经济结构却是依附的、畸形的、门类不齐全的。而广大农村和内地都市，仍然延续着传统的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并以自身的排他性顽固地排斥着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农业和小手工业仍然紧密结合在一起，维系着封闭的小而全生产。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二是在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封闭性、军阀割据、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传统产业的分工分业，阻碍了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各类企业、各类实业的产生和发展。当时沿海一带已出现大规模商品生产的萌芽，特别是20世纪20一_30年代，沿海诸省农村已出现专门生产谷物、茶叶、蚕桑、菸叶、棉花等大宗产品的地域，但由于上述因素，却产生了华北小麦囤积，而上海却大量输入外麦；江南生丝过剩，但日本、印度的生丝却源源不断进口；广东、江西蔗糖生产过剩，而南洋、日本的同一产品却在全国泛滥等奇特现象。致使大批农户因从事专业化产品生产，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极度贫困。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影响了彼时期生产方式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进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进程。
从外部因素看，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完全的资本主义，而是要变成它们瓜分掠夺的殖民地，即变成它们肢解下的原料生产基地、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为此，它们将我国传统自给经济中有利于它们的因素保护起来，同时，将我国近代商品经济中妨碍它们扩展的民族资本主义成分压倒，将依附于它们的买办资本主义成分扶植起来，竭力阻止中国形成以全国统一市场为导向的健全的商品经济，竭力维系以自给半自给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官僚买办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必然是畸形的、依附的、千疮百孔的。它使旧中国在落后的基础上更加雪上加霜，财富外流，难以积聚起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足够资本，难以全面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二是洋务运动以来，我国自行创办、兴办的军工、矿业、制造、纺织、铁路、银行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企业一直掌握在官僚买办阶级手里，生产经营方式沿袭了秦汉以来“盐铁官营”的官办、官营、官业、官僚买办的传统，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是从强国富民的目标出发，引导经济走上独立主权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从本阶级、本家族的私利出发，出卖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通过垄断经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限制私人工商业的发展，限制自由、平等竞争，依靠传统的封建剥削关系，加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竭泽而渔，并通过发动内战，迅速搜刮和积聚起数量惊人的财富。由此形成的经济只能是受官僚买办资本严格控制的自给半自给经济，而非全国统一市场为导向的健全的商品经济。三是国际资本的入侵、官僚买办资本的突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给经济生产方式向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纺织、加工、日用品等轻工行业出现了一大批私人工商业资本。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私人工商业资本与生俱来就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的三重排斥和打击，是在此三者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因而，与生俱来就面临着破产、倒闭、失业，甚至家破人亡的威胁，没有充足的经济实力与国际资本、封建官僚买办资本相争锋，发展极为缓慢。同时，由于其在政治上的软弱性，亦无充足的政治实力联合产业工人和农民，发动如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总之，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相互勾结，唯其所适，一方面破坏着传统自给经济结构中的某些因素，一方面又保护着其中的某些因素，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阻碍了彼时期生产方式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健全的商品经济转变，国民经济亦无由发挥健全的商品经济结构特有的发展功能。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奋斗几十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彻底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提出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自始至终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作为统摄一切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新中国在没收旧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基础上，通过对民族资本的和平赎买或公私合营，通过对城市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国有大中型工商企业，以及铁路、海运、煤炭、电力、电信、科技等基础产业，确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此同时，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建国伊始，就提出要改造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使之逐步使用机器生产，并将农业合作化与机械化结合起来。1956年，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9年，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指示，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农业机械化热潮。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党和国家把农业发展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一方面号召亿万农民战天斗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号召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并集中巨大物力财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工农业并举，促进国民经济的稳步协调发展。
新中国诞生以来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它使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变，使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使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城市工业跃入了现代化工业行列，确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相当一批工业企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亦显著缩小。然而，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与旧中国不能同日而语，但现状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水平较低，耕作技术粗放，投入产出率提高不够显著，产业结构单一，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分工分业发展极其缓慢。这种状况难免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产品商品率的低水平，不能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制约工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和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农村购买力不强，不能吸纳大量的工业制成品，限制城市工商业市场的扩大；农业耕作技术粗放，农民生产技能滞后，不能广泛应用现代科技成果，限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方面的综合反应，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