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自然应成为文学作品所反映、所塑造的对象。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之前的文学，不乏以人民群众为描写对象的优秀作品，如《伊索寓言》，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施耐庵的《水浒传》，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但从彼时期文学作品创造人物形象的主要倾向看，由于作家出身不同，熟悉人民群众生活的程度不同，且受英雄史观影响，作品大都反映上流社会或“有教养”阶层的生活，塑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形象，很少反映下层人民生活。即使反映，也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疾苦，很少把下层人民作为主人公或创造的英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俄国著名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全面阐发别林斯基的文学人民性思想，提出“文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吐露或表现在人民中间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列宁则明确提出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自欧仁·鲍狄埃创作《国际歌》以来，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大功绩，就是实践这些观点，以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为主体，表现人民群众的情感思想，赞扬人民群众的伟大，作品为人民群众所欣赏，使文学达到“吐露或表现在人民中间有一种美好的东西”的“最高境界”。特别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成功地塑造人民群众英雄形象，使千百年来的文学舞台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总结无产阶级文学的实践经验，科学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全面地论述了文学反映工农兵生活，创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倾向问题。《讲话》发表后，我国广大作家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创作出了《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创业史》、《林海雪原》等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英雄形象的不朽作品，创建了文学的丰碑。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的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的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这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自然是指人民群众。所以，文学的人民性最本质的特征是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塑造人民群众英雄形象，赞扬人民群众的伟大精神。当然，并不是所有描写了人民群众的作品，所有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都具有人民性。有的作品尽管描写了人民群众，但仅仅写了他们的表层，而对于他们的内心和品德则加以歪曲和丑化；有的只写了一些现象，未能反映其中美好的东西；有的好像是赞美，但赞美的却是某些群众中的原始、保守、落后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是有悖于人民性的。
三是以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评价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塑造人民群众英雄形象，是文学人民性的本质特征，但不是唯一特征。社会生活是由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共同构成的。文学是社会生活形象的综合的反映，应当描写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揭示各种社会关系中较本质的东西。同时，反映的方式不限于歌功颂德，也可以暴露或批评。从古往今来的文学实践看，有的作品主人公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如《说岳全传》、《杨家将》等作品描写民族英雄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为了国家的安危和维护祖国的统一，率领民众抗击外族侵略，《十五贯》、《包公传》、《海瑞罢官》等作品，塑造清官形象，描写他们刚直不阿，同情人民疾苦，敢于为民请命，《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等作品，赞扬男女青年反叛封建礼教，对爱情忠贞不渝。这些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符合社会前进方向，具有人民性；有的作品主人公属于统治阶级，但作品的主要倾向不是赞美而是暴露。如《死魂灵》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丑恶，《儒林外史》辛辣地讽刺封建士大夫阶层，《红楼梦》刻意描绘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塑造封建叛逆形象，这些作品也是具有人民性的；有的作品并不塑造人物形象，并不再现生活图景，而是以主观表现为主，表现正义战胜邪恶，善良战胜欺诈，文明战胜野蛮，或者赞美山川美景等思想情感，这些作品同样具有人民性。所以，文学的人民性，并不取决于反映哪个阶级或阶层的生活，而取决于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的思想情感评判生活，以人民的思想情感赞扬美好，鞭挞丑恶。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新时期的新文学应重视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塑造人民群众英雄形象，同时也应反映其他各阶层的生活，塑造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体现文学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多样性、深刻性。
四是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人生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文学作品要揭示人生的底蕴，就应当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具有人民性倾向的作品更是如此。因为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利益有密切关系，它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生活，探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促进社会进步。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人民性，如列宁所评述的，是“他用一种只有天才艺术家的才能具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俄国——即农村和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之急遽转变”，是他从这个“被农奴主所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的描写中，“竟能提出这样多的巨大问题”；普希金的作品具有人民性，是因为普希金总是选择俄罗斯现实中的农民起义、个人与国家、专制与人民、土地与农民之类的问题来写作；鲁迅的作品具有人民性，在于他的作品是通过所选择的事件和人物，揭示中国人民应当如何摆脱悲惨命运的根本问题；我国当代的“伤痕文学”也是通过真实地反映生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以引起人们的深思。这些揭露矛盾和问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的作品尽管没有明显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但只要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客观地描写事件，明确地提出问题，就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有人民性的。如恩格斯在《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所说：“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如果它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实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那么，纵然作家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没有显明地站在哪一边，这部小说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所以，文学作品要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就应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太平。特别应重视发挥文学针砭时弊的作用，提出关系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努力探求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途径，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五是具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文学的人民性是就作品的思想倾向而言。但思想倾向不可能脱离相应的艺术形式。人民的文学必然要求作品的艺术形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首先是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它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品，更不是粗制滥造的劣质品，而是具有浓烈审美感的语言艺术。它能够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的艺术趣味，培养人民群众的审美感。其次是作品的大众化倾向，即不是专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大多数人服务，为大多数人普遍接受并给大多数人以高尚的娱乐。无论语言风格或其他表现手法都尽可能适合人民群众的艺术趣味。特别在语言运用上，它不是像汉代大赋的作家那样，故作艰深，卖弄文墨，把作品写得晦涩难读，而是讲求通俗易懂，使广大群众易读易解。当然，通俗易懂是以人民性为前提的，与某些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或进行猥亵的性描写的“通俗文学”有本质的区别。再次是艺术创新与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普及与提高相适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家们必然要进行艺术创新，但创新应讲求艺术效果，即与广大人民群众艺术趣味的丰富和发展相合拍。群众需要“下里巴人”，作家应给予“下里巴人”，群众需要“阳春白雪”，作家应创作出“阳春白雪”。不应单纯追求“为艺术的艺术”，脱离人民，以所谓的“创新”去搞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即使有一定文学素养的人也难看懂。更不应“离经叛道”，把返古作为创新来追求，去搞一些不要句读，不要段落的返古“作品”。当然，文学创作不是逢迎媚俗，不能以作品问世时读者面的大小评判作品的优劣。有的作品在问世时拥有很多读者，但却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人遗忘；有的作品问世时读者甚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拥有更多的读者。19世纪，知道艺术家托尔斯泰的，甚至在俄国也只是极少数人。20世纪初期，知道鲁迅的，人数也并不很多。在今天，他们的作品却超越国界，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被千千万万人传颂，经久不衰。所以，作家们应当通过艺术追求，努力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创作出高品位的作品，不应当降低文学的质地去俯就大多数人。但作家的艺术追求应始终坚持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以丰富和发展人民群众的艺术趣味为参照系，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达人民的意识，实现“二为”服务的价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