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典型概括的深度，一般认为，典型人物是“以独特的个性”，“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阶层或某些社会关系的本质的人物形象”；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所处的、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阶级关系本质的特定的环境”。这种观点对于避免创作中的纯客观描写，编织荒诞故事和离奇情节，撇开人的阶级本质和人生底蕴的揭示等偏颇，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长期以来一些人却对这一观点作了极为庸俗化的阐释，以致产生了长期流行并对我们的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的“本质论”和“主流论”——典型形象就是表现社会生活本质和主流的形象，典型形象必须与一定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本质相一致，必须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主流相一致。文学批评则以此为尺度评判作品的成功与否。且不说“文革”期间对大量优秀作品的否定用的是这一尺度，就是在“文革”之前的20世纪50_-6（）年代，“文革”之后的80年代，对不少作品的批评用的也是这一尺度。如50年代有人指责剧本《战线南移》歪曲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本质，指责剧本《瓦斯问题》污蔑了党和工人阶级，80年代指责《炮兵司令的儿子》丑化了革命领导干部，指责《我应该怎么办》没有反映社会生活本质，指责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没有反映社会现象的主流。
很明显，按照这种“本质论”和“主流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本质和主流是先进的，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无限忠诚的。塑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典型形象，必须把他们塑造成与这些本质相一致的先进典型。如果塑造的人物反映了这一阶级或阶层中某些人身上的缺点，即为不典型，即为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丑化；地主资本家阶级是剥削阶级，他们的本质和主流是反动的、凶残的、不仁不义的，创造这一阶级或阶层的典型形象，必须把他们塑造成反动典型。如果塑造这一阶级或阶层中的某些开明人士，即为不典型，即为对这一阶级或阶层的美化；封建时代的官吏其本质和主流是压榨百姓，鱼肉人民，因而创造清官形象即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美化；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其本质和主流是为民办事，爱民如子，因而塑造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形象即为对领导干部的丑化；反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只能暴露黑暗，因为彼时期社会现象的本质和主流是黑暗；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生活，只能歌颂光明，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现象的本质和主流是光明。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所以，只要稍稍反思一下文学创作实践，就会觉得长期流行并对我们的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的“本质论”和“主流论”，与前述的把典型性等同于阶级性的观点一样，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应予突破。
其一，按照“本质论”和“主流论”的观点，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首先必须充分认识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各种社会力量的本质，充分认识一定时期社会现象的主流，并且正确区分本质与非本质，主流与非主流的东西。且不说这是以对哲学社会科学家的要求来要求作家，是苛求，即使作家们能将本质和主流的东西认识得清楚，认识得深刻，那么，当作家们把这些东西认识到一定深度之后再去创作，其作品必然是以个性形象图解概念，难免落入概念化的窠臼。如徐俊西所说：按照这种典型论，“首先要研究和规定代表一定阶级、时代的主流和本质的‘典型环境’，然后再设计出适合镶嵌在这一统一规格的‘典型环境’镜框里的典型人物肖像。很明显，这种按图索骥式的‘典型化’方法除了把人们引入恩格斯所竭力反对过的作为‘时代精神单纯的传声筒’的‘席勒化’的歧路以外，是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的。”
其二，在社会生活中，本质与非本质、主流与非主流、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劳动群众的本质是勤劳、俭朴，但在这一阶层中也存在好逸恶劳、向往剥削阶级生活的人。在本质较好的劳动者身上也会存在一些缺点；资本家阶级的本质是剥削和欺诈，但其中也存在诚信经营和文明经营的人；封建官吏阶层是为富不仁、贪得无厌的，其中也存在清正廉洁、为民办事的清官和好官；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少数腐败分子。文学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现实人生，就应当既反映本质的东西，又反映非本质的东西；既反映主流，也反映支流；同时应通过相互间的对比使二者更加鲜明。如果墨守“本质论”和“主流论”，在典型创造中只能创造与社会力量的本质相一致、与社会生活的主流相一致的典型，不能创造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典型，若此，不仅会使典型创造相互雷同，使文学作品减弱艺术性，而且会使文学作品歪曲甚至背离生活真实。
其三，本质是对现象的抽象。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本质，社会生活的本质，不是独立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现象而存在，而是蕴含在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现象之中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可以分为各种类型的人，生活现象也可多层次细分。因而，所谓的本质在各种人、各种生活现象之中的体现是千差万别的。文学作品是以形象反映人生。在文学反映人生中，阶级、阶层或社会力量的本质，生活的本质，只能通过各式各样的鲜明个性形象共同反映。不可能通过某一所谓的“典型”直接显示。一个阶级、阶层或一种社会力量可以有很多典型形象，每一典型形象对本阶级、阶层或社会力量本质的反映也应当各式各样，千差万别。如果墨守“本质论”和“主流论”，要求每一典型形象都必须概括和集中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力量的本质，都必须与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力量的本质相一致，见不出差别。那么，由此创造出的典型形象，就只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偶像，而且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这显然是把现实人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简单化、单一化了。
总之，如毛泽东曾说过的，文学创作不是写哲学论文。文学是以形象创造的独特方式反映人生，是以人生画卷展示人生底蕴。文学创作要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人生，首先必须写真实。现实人生是丰富多彩的。因而，文学创造的典型形象也应当各式各样，丰富多彩，不应公式化、雷同化。在典型形象创造中，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鲜明个性形象，再现生活图景和生活真实，而不是如何揭示阶级关系的本质和时代主流的理念或其他哲理的东西，使作品成为“席勒式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当然，文学作品应有深刻的思想意蕴，但是，文学作品深刻思想意蕴的表现，主要的不是通过写本质和主流，或者写与本质和主流相一致的人和事，而是通过对现实人生中各式各样的人或事的主观评价来展示。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不是看作品写了哪种类型的人物，而是看作家以怎样的情感去写人物。换言之，文学作品思想意蕴的表现，不应当从“本质”和“主流”的概念出发，而应当从现实生活出发，如马克思指出的“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因此，为了避免文学创作重蹈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偏颇，我们应以新的视角认识典型创造问题，不应拘泥于长期流行的“本质论”和“主流论”。
文学的人民性及其与阶级性、党性和人性的关系
思想倾向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坚持怎样的思想倾向，是能否创作出体现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实现文学的价值目标，“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界在作品思想倾向性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一种是强调文学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这两种观点都对文学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使得文学实践多次出现“左”的和右的偏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使文学创作坚持正确的思想倾向，防止再度出现左右摇摆，我们应进一步探讨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充分认识文学的人民性及其与阶级性、党性和人性的关系。
一、文学的人民性与阶级性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文学理论的权威观点把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归结为阶级性。这种观点认为，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它必然要反映社会生活实际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时，作家也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思想情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文学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达，作家思想感情上的阶级烙印，难免要在作品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因此，阶级社会中的文学作品总是表现着一定的阶级倾向，进步文学的思想倾向是表现进步阶级的阶级意识。但是，当我们从文学实践的角度进一步认识作品的思想倾向性问题时，却不能不这样认为，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最终归结为是否具有人民性，进步文学的思想倾向是否表现人民意识。
因为，阶级社会中，文学作品固然要反映社会生活实际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阶级社会的阶级大体分为两大对立阶级和第三等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中的被统治阶级不仅包括与统治阶级尖锐对立的阶级，而且包括人数众多、结构复杂的第三等级。在阶级斗争中，与统治阶级尖锐对立的阶级要取得斗争胜利，往往联合广大的第三等级，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往往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和其他第三等级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封建专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往往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和其他第三等级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统治。第三等级其所以卷入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是因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代表着本阶级或本阶层的愿望、要求和利益。我们通常把与统治阶级尖锐对立的阶级和第三等级统称为人民或人民大众。尽管人民内部的各阶级、各阶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属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范畴。所以，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文学作品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倾向集中表现为是否反映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和利益的倾向。革命文学要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社会功用，必然也必须具有人民意识，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如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倾向集中表现为是否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愿望和要求，即是否具有人民性。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不像梁实秋等人所说，是单纯“表现无产阶级的情感思想，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的实况”，专门为“劳工劳农及所谓无产阶级的人看的”。而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的，属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范畴，即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思想，描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况，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其阶级倾向表现为浓烈的人民性。
阶级社会中，作家固然也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思想情感难免打上阶级烙印，作家的阶级状况会对作品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样一件事，在阶级立场不同的作家笔下，会有很不相同的反映，表现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思想倾向。如同样反映我国宋代农民起义的小说，施耐庵的《水浒传》与俞万春的《荡寇志》，思想倾向是截然对立的。作家们如果反映自己生活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生活，其作品更能突出表现本阶级或阶层的意识。如我国当代文学中，“荷花淀”派作家群大都生长在农村，因而成了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在文学领域也要直接施展身手的代表；“山药蛋”派作家群大都在山西农村土生土长，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后，又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因而他们反映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作品，更能表达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情感。但是，作家的阶级立场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不同的作家由于创作意向和思想情趣不同，其作品不一定都反映本阶级的生活或者表现本阶级的意识。有些作家出身于或生活于劳动群众阶层，但在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下，逐渐蜕化变质，其作品的思想倾向往往与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有些作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在剥削阶级中生活，但他们却能客观地观察、认识和评价生活，其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状况，无情地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和斗争。如普希金《上尉的女儿》成功地刻画了“卑贱者”的形象，果戈理的《死魂灵》无情地鞭挞封建农奴制的丑恶，杜甫的“三吏”“三别”全面展示了封建社会中战乱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曹雪芹的《红楼梦》独具匠心地创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典型，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原打算把卡列尼娜当坏女人来写，但在进一步深入生活中却认识到，卡列尼娜是一个受损害的形象，于是改变了原来的构思。这些作家作品都没有集中表现作家所处的那个阶级的意识，而是集中表现与作家生活的阶级地位相对立的阶级意识。我国古典文学的无数优秀作家，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屈原不光出身贵族，还官至三间大夫，曹操甚至位及人臣，但是，他们的作品，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作，却能被千万人传颂，经久不衰，就在于他们的作品倾向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