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形象反映。当作家认识生活、反映生活之时，他所面对的是“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这“一切人”、“一切群众”，性别年龄有男女老少之分，外貌有高矮胖瘦之分，性格有内向、外向，沉郁、活泼之分，内心世界有高尚、卑俗，正直、奸诈之分。这“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是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读书，干部公务等各自不同的职业生活形式，天南海北、平原山区等各自不同的地域生活形式，以及光明、阴暗、进步、落后等各自不同的生活现象。总之，作家面对的现实人生是无限丰富、无限广阔、无限深远的。同时，在这无限丰富、复杂多样、气象万千的生活中，丰富常常与芜杂混在一起，博大与渺小混在一起，美的与丑的混在一起，上升与没落混在一起，新生与衰亡混在一起。作家在反映生活时不可能也不必要将无限丰富、无限广阔、复杂多样的生活照相式地全部搬进作品，只能按照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情趣，选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一个侧面，有所删舍、有所凸显、有所侧重地反映。为了增加作品的蕴含量，使作品中的形象生动具体而又蕴含深刻意蕴，作家不得不对生活中的人和事进行概括和集中。
因此，就真实性而言，文学作品对生活的描绘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描写，而是通过对生活现象的概括和集中，以艺术真实反映生活真实。也就是通过作家深入广泛的社会生活，接触尽可能多的人和事，接触尽可能多的生活现象，广泛地积累生活素材，进而通过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分析、提炼、加工生活素材，舍弃一些表面的、零碎的、无关紧要的材料，选取一些带本质性的、精粹的、有重要意义的材料，并通过合理想象，增加生活素材之不足。通过这样的艺术概括和加工，保留生活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去掉它的芜杂性和虚假性，创造出艺术形象，以有限的作品生活反映无限的现实生活，以一朵浪花表现大海的波涛，以生活的一个片断或侧面，再现广阔的社会生活。
就思想性而言，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不是通过增加议论或直接抒情来表达，而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创造寄寓作家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如恩格斯所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家在反映生活之时，面对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人与人关系，不可能冷漠地、无动于衷地对待自己所熟悉、所面对的一切，而是带着强烈的思想感情，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深深地溶进自己创造的艺术形象之中。艺术的本质正在于它“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因为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给现实拍照，他或是肯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破坏现实。作家其所以要创作，诗人其所以要写诗，正在于感情激荡，不能自已，因而借助形象或意象的创造，抒发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对生活的反映、对各种人物和事件的描写，绝不是纯客观的反映和描写，而是饱含作家对生活中的人或事的主观评价，是“通过事件的对比，通过主要的感情和性格的冲突来揭示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矛盾。”作家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必然地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分析、提炼，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情趣，选取有思想意蕴的，与表达主题相关的材料，舍弃无多大思想意蕴的，与表达主题关联不大的材料，通过这种概括和集中，把自己所理解、所认识的生活塑造成艺术形象，使之具有鲜明、广泛、深远的意义。形象创造越是准确、鲜明、生动，越能充分地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越能影响读者，感奋读者，教育读者。
就审美价值而言，文学作品创造出的艺术美，是一种美的境界，其中不仅包括作家对生活中的人或事件的审美评价，而且包括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美的事物，如对自然美、环境美、人的心灵美的反映和描绘。文学创作要将生活中的美升华为艺术美，就不能对生活中的人或事进行纯客观的描写，而应通过选择、提炼、概括、集中，把生活中的美的事物集中起来，同时通过对生活中的丑的事物的艺术加工，使它变成作品中的一种美学范畴。如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序》中所说：“……他可以写伏里塞斯的诡计，写伊尼阿斯的虔诚，写阿喀琉斯的勇敢，写赫克托尔的不幸，写塞嫩的奸诈，写优利爱罗的友善，写亚里山大的慷慨，写恺撒的英明，写图拉真的宽容和端直，写曹比罗的忠义不渝，写伽冬的聪明盖世。总之，凡是一个完美英雄所组成的种种品性，他无一不可形诸笔下；或者集诸品性而萃于一身，或者散各品性而分诸各体，再加上一种自然愉快的风格，就可以制成一幅织锦般绚烂的作品，同时既可以娱人也可以教人了。”
总之，文学作品中反映或描绘出来的生活，并不等同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生活，而是饱含作家善恶美丑评价的作品生活；文学作品创造出来的形象并不等同于实际生活中的人和事，而是艺术形象。文学创作要通过形象创造，实现由生活到艺术的飞跃，就必然要通过艺术概括的方法，从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中选取富有个性特征而又比较完整的，有社会意义的人物和事件，舍弃那些表面的、琐碎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同时围绕作品主题的表达，补充生活素材和实际经验之不足，以形象思维创造生动、具体、感人的形象。这种把日常现象集中起来进行由表及里的开掘和去芜存菁的提炼，按照作家创作意图和美学设计创造艺术形象的方法，就是无数著名作家所总结的典型化力法。通过典型概括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就叫典型形象。它较之一般的生活形象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光辉动人，乃至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不同的作家，因其艺术修养、创作经验和个人爱好不同，创造典型形象的具体方法或途径会有所不同。有的是在广泛地集中、概括多种素材的基础上创造典型。如鲁迅运用的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高尔基是“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的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抽取出来，再把它综合到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有的是以一个生活原型为基础，适当地选取其他素材加以融合。如《海瑞罢官》、《欧阳海之歌》等作品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进行加工创造。作家们无论采用哪一种典型化方法，其共同之处，就是以一个具体的形象概括许多类似的人或事，以生活的一个断面、侧面反映广泛、深远的现实生活，以个别反映一般，以偶然显示必然，以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展示一定社会人生的深层意蕴。用这种以小见大的典型化方法创造的艺术形象既生动具体，又蕴含深刻的含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要创作出蕴含艺术特质的优秀作品，应精心创造典型形象。
二
创造典型形象，必须运用典型化方法，对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典型概括，努力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典型概括并不如一些人所说：“概括性愈大，就愈有典型性，愈有普遍的意义。”相反，典型概括的广度超过一定范围，其概括性愈大，就愈使创造的典型失却形象性，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
就典型人物创造而言，一般认为，典型人物是充分共性与鲜明个性的统一，作品中的人物，只要不是对现实生活中具体人物的照搬，而是对许多类似人物的概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的社会意义，即为典型。但是，长期流行并对我们的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的观点，却把典型人物的典型性等同于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性，强调典型人物必须概括和集中一定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同特征。对于具体的形象创造，则以别林斯基的话为根据，认为典型的本质在于，例如即使描写运水夫时，要描写的也不是某个运水夫，而是通过一个人来描写所有的运水夫，认为从许多不同的阶级、阶层或职业的人物身上，抽出他们的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性，然后再加上一些个人特征，这样就可以创造出典型人物。这固然是创造典型人物的方法之一。但是，不能不看到，如果让典型人物概括和集中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性，进而按照“概括性愈大，就愈有典型性，愈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无限扩展典型概括的范围，使典型人物概括更多人的共性，就只能导致以下结果：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一种社会力量只有一个典型。按照这种观点和方法创造的典型，只能是一定阶级、阶层或职业的抽象概念，而不是鲜活的人物。即使抽取人物的阶级、阶层或职业共性，再综合到一个人身上，由此创造的典型也是概念化的东西，而不是鲜活的人物形象。因为，如果认为典型性是指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的人中最多数人共有的特性，那么，由此创造的典型，则是司空见惯的，极平庸的，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认为典型性是指这类人中最突出的、最标准的特性，那么，由此创造的典型，只能是集诸英雄特点于一身或者集诸恶劣本性于一身的某类人之“最”，不可能成为真实可信的活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人们通常说‘……把分散在各式各样的人身上的特征结合成为一个艺术整体，这样一来，就创造出了一个可以称为现实性格的精华的人物’。假定这一切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给我们写出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以缺德的怪物和石头般的英雄姿态出现的、英勇与邪恶的精华。”
很明显，长期流行并对我们的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的关于典型人物的典型论，正是文学创作多次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认识根源之一。要创造出生动、具体而又蕴含深刻意蕴的典型形象，应突破这种典型论。
其一，生活中的人或事本身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作家们只要不是运用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而是带着强烈的思想感情评价生活，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和美学设计，在获得的生活素材中有所删舍，有所凸显，有所侧重地选取有一定思想意义的人或事，并按照生活的逻辑，把他们放在一定的阶级地位、职业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去描绘，只要能把人物写活，其中必然蕴含着人物的阶级性、社会性及其他共性的东西。由此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就是充分共性与鲜明个性的统一，因而就是典型形象。文学史上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优秀作品如演义小说，近年来，大量的以伟人传略为基础创作的优秀作品，就是充分的例证。因此，典型形象创造，不必拘泥于从一定阶级、阶层或职业的人群中概括共性特征，外加个性特征，也可以从生活中选取有一定思想意义的生活原型，以此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后者更有利于避免公式化、概念化的偏颇。
其二，一定的阶级、阶层或职业是由无数具体的人组成的。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性不是独立于具体的个性而存在，而是蕴含在无数具体的个性之中的。没有个体就没有群体，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因此，典型人物创造，只能按照恩格斯说过的“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的名言，通过一个个性格各异的鲜明个性的创造，展示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性，而不能按照“白马非马”逻辑，把典型性等同于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性，排斥鲜明个性的典型意义。许多文学名著的创作实践表明，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不是只有一个典型，而是有很多典型。如《三国演义》创造了诸如曹操、曹丕、刘备、诸葛亮、孙权、周瑜等一大批性格各异的统治阶级典型群像；《水浒传》创造了武松、李逵、阮氏兄弟等一大批个性鲜明的起义农民阶层的典型群像；《红楼梦》中的宝钗、黛玉、迎春、探春等人物性格各不相同，形成鲜明对照，但他们都属于贵族小姐阶层，都是典型形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成功之处，正在于以创造众多的鲜明个性见长。因此，相对于某一具体的人物形象来说，只要能引譬连类，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普遍的社会意义，即为典型，不必任意扩大艺术概括的范围，硬要每一典型人物都能概括和集中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的共性。为了使创造出的人物形象生动、具体、感人，在处理典型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中，更应倚重于典型化的鲜明个性创造。
其三，一些有很高艺术造诣，创作手法娴熟的作家创造的典型形象，其概括性是相当大的。如鲁迅创造的阿Q形象，不仅概括了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阶层，而且概括了愚弱的国民精神。但是，不能因此认为“概括性愈大，就愈有典型性，愈有普遍意义”。因为，即使在鲁迅那里，典型形象概括生活的广度也不是无限延展，而是有一定范围限制的。如阿Q形象的概括性，一是受旧中国这一具体生活环境的限制，二是阿Q形象仅仅只是概括农民阶层中落后的不觉悟的方面以及国民精神中愚弱的东西，而没有概括农民阶层和国民精神的整体共性。
因此，对于典型概括广度的理解，对于典型化方法的运用，我们应深刻思考当年（苏）《共产党人》杂志《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阐述，“典型化是艺术所特有的用个别化的、具体感性的、唤起美感的形式来概括生活现象的方法”，在创作实践中，把艺术概括与典型形象的个性化辩证地统一起来，正确处理典型形象的共性与个性关系，以鲜明而独特的个性渗透共性，不应头足倒置以表现共性，追求愈大的概括性淡化典型个性。
三
从典型概括的深度看，典型概括同样不是“概括性愈大，就愈有典型性，愈有普遍的意义”。相反，典型概括的深度超过一定的限度，其概括性愈大，就愈使典型失却形象性，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