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与国际文化生态学发展的动态相一致，国内关于媒体生态的问题，形成了趋势，表现为不仅有多篇论文发表，而且中国传媒大学等高等学校还设立了诸如“传媒生态学”之类的硕士学位的专业。从媒体生态的文章来说，几乎各种媒体的生态问题都被提出来研究，如范卫平在《中国出版》1997年第10期发表的《出版生态平衡与出版业治散治滥》，王坤在《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的《出版资源的开发与出版生态平衡》，蔡贻象在《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发表的《电视生态美学初论》和他在《温州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发表的《从<实话实说>看电视生态美》。这些论者眼中的传媒生态，指的是传媒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同质异质传媒之间、传媒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控机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网络生态问题的研究，也伴随着IT业的发展而方兴未艾。唐一之、李伦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发表的《“网络生态危机”与网络生态伦理初探》（该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张庆锋在《情报资料工作》2000年第4期发表的《网络生态论》，刘新云等在《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2年第5期发表的《论网络生态危机与网络道德建设》，黄翠艮在《中国包装工业》2002年第7期发表的《计算机网络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李丽蓉在《山西警官高专学报》发表的《谈网络生态危机》等，这些论文将本属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网络生态环境的研究，类比人与自然环境构成的生物生态系统，阐释网络与网络生态环境构成的网络生态系统。他们认为，网络生态系统符合系统的一般特点，由一些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部件组成，不仅仅是技术设施所构成的网络系统，而且是与网络发展有关的社会环境、信息环境与信息主体组成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组成因子之间的联系和整体的有机性，以及所有的影响网络发展的其他社会系统构成了网络发展的生态环境。新型的网络生态研究，是目前国内外文化生态学研究的热点。
4.珠江三角洲文化生态研究
针对国内文化生态学基础性、综合性研究欠缺的情况，本书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总结与创新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于文化生态学体系的构建。由于在一个大的范围如全球、全国甚至某个省等的文化状况及统计数据不充分，本书只能对此做些初步的理论探究；对于珠江三角洲文化发展的状况及数据，有初步的了解，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个案分析，所以，只能以珠三角文化为具体对象，并以珠三角的现代化的背景，来建构文化生态学的体系。这就是本书以“文化生态学”为主标题，以“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为副标题的主要原因。
鉴于目前已有“珠江三角洲”、“大珠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三种不同范围的珠三角概念，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指的珠三角主要是指1994年10月由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建立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市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市、惠东县、博罗县以及肇庆市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市、四会市。全区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1997年年末户籍人口2451.7万人。有的论者把这个范围的珠三角称为“小珠江三角洲”，这一区域有广州、深圳等世界知名的城市，有广东的“四小虎”。“四小虎”的来历，是新华社记者于1991年撰写了题为《珠江三角洲启示录》的长篇通讯，文章套用亚洲“四小龙”的概念，将南海、顺德、东莞、中山四县市命名为广东“四小虎”。到2003年，“四小虎”分别实现GDP总值为468.17亿元、509亿元、947.53亿元、497.1亿元，“四小虎”GDP总额占全省的17.7％。而整个珠江三角洲1980年至1992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8.5％，此后至今仍以两位数的高速度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2003年珠三角GDP总值达11450.9亿元（合1383.5亿美元），占全省GDP总值的84.3％，财政收入达全省的90％。2004年GDP为13394亿元，年增长率为15.5％，2000—2004年年均增长率为13.6％。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的统计数据，2004年珠三角人均生产总值的平均值为42499元，其中广州、深圳、东莞超过50000元；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深圳的人均生产总值最高，达到了59271元，珠海、中山、佛山等3个城市则均超过40000元。从人均生产总值角度看，珠三角在与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比较中，当属最强。所谓“大珠三角”，一般是指“小珠三角”加上香港和澳门。而“泛珠三角”则是费孝通先生提议的区域合作新概念，2003年7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首次正式提出，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亦简称为“9+2”。对于“大珠三角”、“泛珠三角”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无疑非常重要，但由于资料的掌握等原因，这一任务的完成有待时日。即便是本书所选定的珠江三角洲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生态问题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均是空白。经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全国报刊索引》、《中国图书总目录》等，没有发现任何该专题的中文及汉译文献。本书的研究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探索，是否成功，只能有待于读者的评判。
珠三角现代化的文化生态与珠三角的现代文化生态是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珠三角文化生态的研究，是用“现代化”的纬度来审视现代珠三角文化生态，即用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来评判现存的文化，从而提出应有的对策。现代文化生态与现代化的文化生态不可以简单地划等号。由于珠三角正处于向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水平迈进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现代化的程度不高，社会还在激剧地变化发展，在这个转变时期，各种不同性质、形态和类型的文化交汇在一起，与复杂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相结合，形成一个更为复杂的现存文化生态系统。对这样一个现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应当辩证地认识，既给予充分的肯定，又要指出其不足。而评价、衡量的标准，则是以现代化为背景，以现代化应有的文化生态这种“应然性”来引导现存文化的“已然性”。实然性是指已经存在且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应然性是指具有客观根据，符合人类价值，代表未来趋势。使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成为对珠三角现代化过程中以及未来现代化的珠三角社会文化生态中起决定作用的主流文化，也使文化生态符合珠三角现代化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就是本书研究的目的。
在本书进行架构之时，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做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为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广东现代化的文化生态建设进行了宏观规划，成为广东先进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此后，珠三角城市纷纷提出了自己城市的文化目标，广州作为广东省会，是政治文化中心，提出了“建设具有强大集聚力和辐射力的现代化文化中心”的战略目标，全面提升广州作为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文化品位，使广州的文化发展水平进入国内大城市前列，与京、沪相呼应；深圳以移民城市的多元文化为特色，确定“文化立市”的战略，提出建设“两都一城”（钢琴之都、设计之都和图书馆之城）；珠海提出以“文化盛市”铸造城市竞争力，构筑以传媒业、印刷出版业、音像业、网络文化业、娱乐演艺业、文化旅游业、文化会展业、版权贸易业等文化产业体系；佛山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弘扬龙狮文化、武术文化、粤剧文化等品牌，提出“建设文化名城”；中山以“文化强市”的扎实业绩跻身国家文明城市的行列；东莞以“文化新城”的崭新面貌，打造“图书馆之城”、“博物馆之城”、“文化广场之城”三大文化品牌；惠州则提出了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山水生态丽城、石化数码新城、历史文化名城”的目标；肇庆市利用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大打旅游文化牌，提出“创建花园式风景旅游城市”和“建设中国南方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使包公文化、端砚文化、龙母文化等交映成辉；江门市以侨乡为特色，提出建设“文化大市”的口号。这些珠三角城市文化战略目标的提出，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首先搞好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的建设。可以说，珠三角已经掀起了文化大省建设的热潮，它不仅会推动广东现代化的文化生态建设，也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现实的需要和翔实的素材。2005年10月，又传来深圳、中山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的喜讯，在首批9个全国文明城市中广东占两席，数量居第一位。广州市和东莞市、惠州市获得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区）工作先进城市（区）称号，还有16个村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32个村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43个单位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80个单位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5人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由于珠三角的社会发展在全国“领先一步”，珠三角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对珠三角现代化文化生态的研究包括经验教训的总结，应当对全国有可值学习和借鉴的作用。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珠三角现代化文化生态建设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建构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就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三）文化生态学的特点
在界定了文化生态学的定义以后，有必要探讨文化生态学的特点。由于文化生态学极易与文化学和生态学相混同，特别是目前还有一些人不能区分“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这就有必要阐明文化生态学的特点，厘清文化生态学与这些相关学科的区别。
1.文化生态学是以生态学为主要方法的文化学
这是文化生态学相对于一般文化学的特点。
文化学的各个学科因其涉及文化的领域、范围不同和切入点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学科广度和视角。各门具体的文化学科门类是从各自的特定视角来审视文化现象、研究文化问题的，特定的视角构成了其中存在的“种差”。文化生态学与文化学是子学科与母学科的关系，而文化生态学与其他文化学科相比较的“种差”最显要的在于“以生态学为主要方法”，构成文化生态学最鲜明的特点。文化生态学是用生态世界观和生态学方法对各类文化形态进行生态学审视的一种文化理论。当然，文化生态学的方法也应当由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也应当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也应当采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宏观统计与个案调查以及从抽象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但生态学方法的运用是文化生态学与文化学的其他门类相区别的方法论特色。
一旦生态学的理论引入文化学，便激起文化学的根本性的变革。生态学家认为，一定环境的有机体是一个生物种群，它们的数量、种类及其结构分布受内部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且，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命体各有各的位置，彼此相生相克，维护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倘若这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物种的生存就会发生危机或灭绝。用这种生态观来研究文化，就会把整个人类文化看作一个生态大系统。文化系统本身如其中的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医疗体育等就是一个系统，甚至如文学艺术中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小品艺术与相声艺术之间，都有生态的关系。文化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也有生态的关系，如与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构成相互影响、协同共存的关系。显然，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中的各类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就把文化生态学的任务确定为研究由于适当环境所导致的文化变迁。正如有些论者指出的，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发着、运动着、兴衰着、变化着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换机制，具有独立的与其环境交流感应体系，它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系统，一个‘生态系统”[27]。美国生态学家、生物学家威尔逊（wilsm.E.O，）明确地把文化视为一种独特的生物体系，认为文化是由人来保持的，文化如同一个复杂庞大的生物一样，也有自己的生命。这种生命的过程犹如人一样，有它的童年、青年、老年等时期。高建明在《论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中认为：“所谓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一个概念，是关于文化性质、存在状态的一个概念，表征的是文化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具有生态特征，文化体系作为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体系而存在。在生态学中，生态是生命体通过同化和异化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转换的互动关系，生态系统是由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结合所构成的体系。运用生态学透视文化的运动和发展，可以看到，就像任何一个生命体、任何一种生物离不开其特定的生存环境，总是与其他生命体、生物及各种生存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样，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也是在与其他文化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交流互动中演化发展着，因而，完全可以把文化体系类比为生态系统进行分析研究。从生态的角度研究文化，是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文化的演化发展规律。”[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