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突破了以往仅重视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态观，把人化环境特别是信息环境作为文化生态环境。传统的文化生态学对环境的理解主要指自然环境，信息革命的浪潮使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和方向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新旧媒体的文化生态关系，出现了一个研究“媒体环境”（包括电视、数字广播、个人计算机、因特网和移动通信等）的新热点。“一些文化生态学家认为，可运用生态学分析技术，把文化生态学定义为对媒体环境的变化与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研究，通过分析新媒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考察信息流动的量变和质变，研究信息技术在某一符号环境中的影响。此类研究的特点在于它们运用了生态学的概念，如‘链’（对应于‘食物链’的‘信息链’）、‘演替’、‘顶级群落’和‘共存’等。”1994年，在芬兰坦佩雷召开的国际传播研究会年会上，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他担心，正在到来的电信革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激化数十亿“信息无产者”对“信息有产者”的不满。他说：“政治家们现在呼吁全球关注可被称作‘文化生态’的问题。我们共有的未来不仅取决于自然环境，还取决于文化和信息环境。”“对于传播问题采用一种生态学的观点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在看问题时超越狭隘的国家或特殊利益的观点。”[14]
（4）文化生态的研究者也从美国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和多学科领域。目前，除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外，一些来自工程学、社会学、教育学、信息和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也纷纷加入了文化生态学研究者的行列，呈现出一派多国家和地区、多学科合作的繁荣景象。例如，1995年，在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的资助下，国际传播研究会举办了关于文化庄态学的国际研讨会。此后，在它的每届年会上都要讨论这一问题，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变化中的传播》一书。日本已组织了多次“传播新技术与文化生态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印度近年来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也就是文学生态学批评多有关注，不仅多次举行相关的讨论会，而且也出版了一些文集，如汶德纳·席瓦主编的《女人、生态与印度的发展》（StayingAlive：Women，EcologyandDevelopmentinIndia，1988）、维迪雅·尼瓦斯·密什拉主编的《创造性与环境》（CreativityandEnvironment，1992）、贝迪纳·鲍默尔主编的三卷本《整体自然观》（Prakriti，TheIntegralVision，1995）等。1999年第5期《印度文学》（德里）刊载了英德拉纳特·乔杜里的文章《环境与文学——美学决定着文化的生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在文学生态学批评方面的大致观点和发展趋向。[15]1999年9月在吉隆坡召开的“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上，就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分别就其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交流。会议探讨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斯图尔德的理论在当今世界的应用、媒体伦理学、文化资本的思想、城市信息环境与文化生态学的关系、儿童成长与媒体生态、媒体的全球化和文化变迁、传播革命的基本性质、传播革命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尤其是文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新媒体环境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多媒体与社会改造、后现代思想与新媒体的关系等。[16]2003年7月，国际知名的媒介研究权威、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大卫·阿什德（DaridL.AItheide）的《传播生态学》被翻译到中国，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然而，总体来说，虽然文化生态学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对于文化生态学的学科基础性、综合性的系统研究，还是略显不足，文化生态学仍处于幼稚或起步阶段。
3.文化生态学在国内
在国内，文化生态学的引进和研究目前尚处于初创阶段。虽然早在20世纪的初期，我国学者李大钊、冯友兰、梁漱溟等在探讨文化的生成机制时，就力图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但这项工作由于社会环境的艰难，并没有发展出文化生态学科。即便是在近20年，文化生态学也只在某些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中有简单介绍，以及有数篇文化生态学主题的论文，尚未有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的专著问世。董欣宾的《太阳的魔女——人类文化生态学》（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8年）一书，只是文化学通论性质的著作，虽然与我们所理解的文化生态学不同，书中阐述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对文化的起源、发展与未来，对各民族文化的特质及成因，对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无疑是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建立的借鉴和一种初步的探索。对于国外文化生态学的介绍，主要有黄育馥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的《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等。在一些文化生态学有关的著作和论文中，人们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定义、特点、研究方法等问题，有过初步的探究。除了前面已经介绍的司马云杰的《文化社会学》专著和梁渭雄等的《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论文对文化生态学进行定义外，王玉德的《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辨析》指出：“文化生态学研究文化的生态背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群落、文化的组成结构、文化的网络和链条、文化的变迁等。诸如文化的主次、兴衰消长、有序无序、文化系统内各种亚文化的互相作用。”[17]柴毅龙：《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一文区分了“广义”和“狭义”两种文化生态理论，认为：“‘文化生态’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文化生态’，首先是一种世界观，或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观，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学。它和一般生态学一样，也是建立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这一基础上的。广义的文化生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演进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以及价值观念体系等变量构成的整个文化生态系统。”“狭义的文化生态，主要是指精神文化与外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精神文化内部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生态关系。所以，狭义的文化生态是建立在广义的文化生态理论基础上的。”[18]孙卫卫把文化生态看成是“指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19]谷方先生在《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12期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环境学》，其“文化环境学”与“文化生态学”相近。高建明在《论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中不仅对文化生态学与生态学的关系做了论述，而且对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两个概念做了辨析，认为：“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有完全不同的涵义，二者不可混淆。前者是文化的一个种类，后者是各种文化之间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但二者又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生态文化是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文化生态不可避免要研究生态文化；由于生态文化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中形成发展的，研究生态文化也离不开文化生态的研究。”[20]
如果说，国内的文化生态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建构显得薄弱，那么，相比之下，文化生态学的应用却走在前面。一些作者对具体的文化门类的文化生态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其中教育生态学已经有多部专著和较多的论文问世，如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吴鼎福著《教育生态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任凯、白燕等著的《教育生态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范国睿著的《教育生态学》。徐书业著的《转型期的学校文化生态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对世纪之交转型期的学校文化生态进行研究，分析了学校文化生态建设背景，学校文化生态的系统，新世纪学校文化精神的重建等。海南大学社科研究中心教授鲁枢元先生主编的《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从文学的角度开拓出精神生态学的研究领域，其中涉及文化生态学。虽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余谋昌先生认为鲁枢元教授提出的“精神生态”定义为“关于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状态与地球生态系统关系的研究，探讨人类精神与地球生态的相互作用”，但是，鲁枢元教授的“精神生态”还包括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提出了“‘精神活动’本身能否成为一个‘生态系统’”[21]，尤其是鲁枢元教授在《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的下卷中，对艺术家成长环境的生态位、艺术的地域色彩及群落生态状况、艺术物种多样性的意义及艺术物种的灭绝等，已经开创出艺术生态学。姜澄清的《艺术生态论纲》在绪论中指出：“‘艺术生态学’研究艺术的‘生态环境’，研究‘艺术生态’的正面和负面的‘环境’要素，研究艺术对当代人类生存的价值。”又说：“在错综复杂的环境构成中，探索艺术的生态规律，就是这门学科的宗旨。”[22]而这些研究，就是文化生态学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一方面，精神生态学、文艺生态学与文化生态学是一致的。而江金波著的《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客家文化，书中对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进行了评述，并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系统的框架，探讨了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与文化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管宁主编的《福建文化生态与软环境建设研究》论述了福建文化生态与历史文化传承、文化生态与对外文化交流、文化生态与精神文明建设，并对教育及培养的文化生态进行研究等。有人对艺术博物馆的文化生态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将生态学概念引入博物馆学的研究，尤其对于介入这样一种与日常社会生活平行的亚文化圈的艺术博物馆系统而言，强调生态视点意味着内部各个因素之间的协同关系，平衡与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适者生存的普遍适用性等多重含义，这将是思考博物馆，在此，特别是艺术博物馆的未来的一条有效思路。”[23]刘卫华的《博物馆与城市文化生态平衡》一文提出，博物馆在城市文化生态平衡中有三个作用：博物馆具有调节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杠杆性作用；博物馆是城市中良性文化生态群落的重要生长点；博物馆在城市文化生态建设中有巨大的普适性。[24]张汝伦在《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中认为，大众文化的过渡泛滥已经导致了中国文化生态的失衡。方李莉的《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以及钟淑洁的《积极推动文化生态的健康互动》（《长自学刊》，2001年第6期）提出各种文化的互动才能保持文化的平衡。谢洪恩、孙林在《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4期发表的《论当代中国小康社会的文化生态》，探讨中国当代文化的结构、功能和性质，梁渭雄等的《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则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探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问题。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城市建设也应当重视社会文化生态的问题，黄天其的《我国城市建设中的社会文化生态学问题》认为，城市建设过程包含着城市社会文化生态过程。将城市文化生态学引入城市建设，一方面揭示我国城市建设中各种现象的社会生态学本质，更将指导城市建设避免社会文化物种多样性的破坏，帮助城市规划建设在文化内涵上的延续、积累与更加丰富多彩。[25]一些学者提出全球化势态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形成冲击，应注重民族文化生态保护问题，如黄泽在《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撰文《试论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包泉万在《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1期撰文《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势在必行》等。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著述，以文化生态的形式出现，这些著述侧重于民族风情等特性的描述和保护。潘鲁生博士在《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与调研纵横谈》一文中指出：“民间文化如同一种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繁衍、生长了不同的民间文化之树和民间文化果实，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文化产品的研究显然是失却了其具有的深沉的文化底蕴和内在的生命力。而且如果文化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文化也就会凋零、失落或者畸形，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化也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正是文化的生态性。”[26]也有人在分析某些传统观念的文化根源时涉及文化生态，如朱岚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发表的《论传统孝道的文化生态根源》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