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问世不过只有数十时间。一方面，文化生态学本身学科体系还不健全，更不成熟；一方面，它的传播范围也极为有限，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它尚觉陌生。因此，本书所作的努力仍属于开拓性、尝试性的，且，只能以珠江三角洲的现代化为背景，在研究珠江三角洲文化态的个案基础上，建构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取其名为“文化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
（一）文化生态学的概念
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首要的是必须对这门学科的对象和范等进行界定，也就是要从其特殊矛盾出发，从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对其基础性的概念下科学的定义。
1.文化生态学的内涵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来源学科主要是文化学和生学。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文化学生态学均是其学科归属。换句话说，在学科的来源和构成的意上，文化生态学就是用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叉学科。
（1）文化学。“文化”概念的涵义十分复杂，近20年国内的“文热”使其模糊的轮廓渐臻清晰。“文化”一词，在英语中为Culture，在德语中为Kultur，其语源为拉丁文Cultura，字面意思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等。18世纪以来，人们对文化的不同理解，特别是有“文化学”之后的各种不同文化学体系对文化的界定，各执一词，甚至争论不休。有学者统计，当今“文化”的定义有200多种，有人统计达500多种。一般来说，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意识的形成是文化产生的标志，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符号或表达形式，因而是文化产生的外在标志。文化也是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凝结，它经历一代接一代传承下来，由特定的群体成员共同形成对于存在、价值和行为的共识。这种共识是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即构成了特定的社会的文化。在我国，早在《易经》里就有“文化”的解说：“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将“文”与“化”二词合成为“文化”一词，提出“文化不改”之说，号召“以文德化人”。南齐王融的《曲水诗序》日：“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可见，“文化”就是以文明进行教化的意思。在现代，学术界公认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最为经典性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我国，文化学者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而《辞海》（哲学卷）的“文化”定义，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即：“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本书无需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争辩，主张以这一定义为基准。
“文化学”的形成，已经有一百年了。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的奥斯特瓦尔德，美国的克罗伯、怀特等。德国荣获诺贝尔奖的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于1909年在《文化学之能学基础》里提出“文化学”（德语Kulturologie）的概念，由于他是个化学家，他所提出的文化学的概念没有引起文化学界的注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1900—1975年）把文化学（Culturology）定义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并以其《文化的科学》、《文化的演进》两部著作为文化学的学科奠定了基础，被尊为“文化学之父”。中国的文化学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以黄文山《文化学建设论》、《文化学方法论》以及阎焕文的《文化学》、朱谦之的《文化哲学》、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观》等为代表，这一思潮主要是中国学者对国外新兴的文化学的引进。另一次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近20年，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经济腾飞和文化振兴，全社会兴起了“文化热”。文化学作为对文化的自我意识，其学科研究也随之逐渐成熟。其中，对文化学的定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学是从价值学的角度研究各种文化和文明。文化学是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对象是文化，它研究文化的定义、文化的产生和文化的类型等，对文化的本质进行哲学思考，从总体上研究文化，把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主要研究文化的分类、文化的动力、文化语言等带有一般意义的文化问题。文化学的下属学科主要包括文化理论、文化史、应用文化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生态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神学、文化哲学、文化学史等等。文化学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人文学科，也是一门综合学科，它产生于一系列学科的交叉，主要有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和多门自然科学学科。简而言之，文化学是研究文化的本质、特征、创造和发展规律的科学。
（2）生态学。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s”（原意为房子、住处）和“logos”（原意为学科或讨论），这两个词合成为生态学一词，于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H.Haeekel）在《有机体的普通形态学》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和使用，并为生态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学科。从此，标志着生态学诞生。到了19世纪末，生态学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特别是“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生态学逐渐走向成熟，并开始从传统生态学向现代生态学的过渡。传统生态学的研究一直以生物为主体，侧重研究植物和动物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因而有“植物生态学”与“动物生态学”之分，而人类的存在与活动仅仅被视为一种生态因素，没有放到应有的地位。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这一术语。他们把人类生态学看作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人与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理性和意志等主体性，因而人类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不同群体之间的生物关系，又包括有人类文化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状况及种种问题。人们已经认识到，“‘生态’一词具有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含义，它隐含着人是自然界中的一个普通物种的观念”[1]。到了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Tansley）首创了“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他指出：“我们所谓的生态系统，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物理化学因素（气候、土壤因素等）。它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2]更具体地说，生态系统就是在一定时空内，由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构成的并通过两者之间不断的物质、能量的交相作用，从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至此，传统生态学走向了现代生态学。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对人类环境问题产生了广泛的关注。以1972年6月联合国的《人类环境宣言》以及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发表为契机，生态学界掀起了人类生态学研究的高潮，一系列人类生态学的著作相继问世，生态系统的特征更为明确，系统生态学日趋完善。生态系统作为区别于非生命系统的一种特殊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性、整体性等特点，而且包含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在内，都存在“生态”的问题，已经逐渐变成人们的共识。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甚至把生态学称为“终极的科学”，他说：“生态系统科学通常被称作终极的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于艺术与人文学科。”他还引用别人的话说：“尽管生态学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但是，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意义的。”[3]
由于生态学的综合性、应用性很强，在现代，它广泛地渗透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形成了许多生态学的分支学科，如农业生态学、工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经济生态学、政治生态学、教育生态学、文艺生态学等。如美国学者雷格斯创建了“行政生态学”，詹姆斯·弗·穆乐尔又提出“商业生态”的概念。随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生态问题愈来愈重视，生态学更加发展，还有许多新兴的生态学新学科将不断涌现。
（3）文化生态学。当人们把目光都转向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以此作为生态学的主体，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及环境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等，生态学展示出更加广阔的前景。此时，生态学以参与解决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为己任，其研究重点逐步从以生物界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社会为主体，从主要考察自然生态系统过渡到主要考察人类生态系统。而一旦把视角投射到文化，运用生态学去研究文化问题，即产生了文化生态学。
文化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形成了“文化生态学”。从字面上，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生态”，而“文化生态”一词在目前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中还不存在。从实际使用的情况分析，它的起源是参照环境生态、自然生态，借用“生态”来表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结构、秩序、状态等。也就是说，生态本来是一个反映自然、环境状态的词，借用“生态”一词来表示文化，形成文化生态的概念，目的是要表明文化现象也和自然现象一样，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有自身的内在结构、秩序和规律。文化生态也和自然生态一样，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有序的亚系统。而把“文化生态”当作一门“学”，则是表明其是已经形成体系的知识。英语中某一学科的“学”，往往有一个后缀“logy”。其渊源为古希腊时期，特征是用知性推理自然知识的本原或始基，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总结出的归纳与演绎的方法为代表。经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再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理性的知识体系升华为“科学”，各种分门别类的“学”就不断涌现了。所以，一般地说，一个对象能够称之为“学”，在于它超越了体悟、直觉与经验，乃是理性的认知和知识的体系。人们对“文化生态”的关注和研究，经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在后面关于文化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部分再展开叙述。
文化生态学（CulturalEcology）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人类赖以生存、文化得以生成的环境，不是单纯的自然因素，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经济因素，而是自然背景下经过人类长期活动而形成的自然一社会一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因此，一些论者将文化生态学理解成研究自然生态的文化学，如王兴中等编写的《人文地理学概论》（山东地图出版社，1993年）提出“文化生态是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文化和自然环境间的相互关系”。王恩涌也认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之科学[4]。陈淳的论文《考古学文化与文化生态》认为：“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大致如下：人类作为生物界的一员是整个自然界生命网络的一部分，但是人类并不像其他生物那样以自己的器官来适应环境。人类有超机体的文化因素，因此文化会影响整个生命网络，也受制于这一网络。人类的文化特征不是遗传的，因此它们的变化和关系不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文化演变的探究是要了解人类社会对其环境适应的调节是否需要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整个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社会对特定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生存系统，构成文化的各种特征在生存系统适应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文化生态学主要是了解那些与环境作用关系最密切的文化特征。原始文化的发展是缓慢的，但是经过长期的发展，不同环境中的文化可能会变得差异很大。这种变化主要是由技术和生存方式的重新适应所造成的。一种新的技术和文化特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功能以及环境条件的潜因。环境条件不但会促成，而且会阻止某些技术特征的采纳和传播。此外，拥有相同技术和文化特征的社会可能会因环境不同而导致不同的适应方式。环境条件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生存方式、群体大小和相互关系。”[5]偏重于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不全面的，是早期文化生态学家的认识。文化生态学应当主要是研究文化自身的生态和文化与环境的生态。
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的规律的一种学说。”[6]广东省社科联主席梁渭雄研究员、《学术研究》副主编叶金宝博士的《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一文提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理论，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一切因素，大体上包括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如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自然地理状况等；内环境是指文化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文化，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学派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等。”[7]这些认识我是十分赞同的。本书认为，如果说文化生态的概念指的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和状态，那么，文化生态学就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系统、资源、环境、状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8]。它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文化系统与其环境系统的关系，以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在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传递、流变和作用，揭示文化生态的状态和功能。它与文化学一样，也要达到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是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主要是应用生态学于文化学之中，使生态学与文化学相融合，从而达到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文化生态学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面、系统、联系、运动和发展的学说。
2.文化生态学的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