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批判之二
《道德经》第二章云：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当人们都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的时候，坏的东西就出现了；当人们都知道什么是好事情的时候，坏的事情就出现了。所以有和无是相对立而产生的，难和易是相比较而成立的，长和短是相抗衡而赋形的，高与下是相颉颃而得势的，音和声是相搭配而为曲的，前和后是相竞争而有序的。因此圣人做事顺其自然，宣教不用语言。让万物自己发展而不去创造，不把产生的东西据为己有，不将发展了的东西当成是自己的功绩；即便众人将一切的功绩都算在自己的身上，自己也不会因此而以功臣自居。正因为圣人有功而不居功，所以不会失去众人的拥戴。
语言的使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将心中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并得到他人的认同对人来说是一件再愉快不过的事，这也正是从古到今只要一有机会人们就会滔滔不绝的原因。但语言似乎又是一种最难以把握的工具，即便心中的想法千真万确，一说出来却可以是狗屎一堆，更不要说有时候还会祸从口出了。表达出来是愉快，憋在心里就是难受，所以尽管《道德经》的作者明知道“道可道非常道”且“圣人”还要“行不言之教”，但也还是禁不住要说一说、道一道，结果是一开口就出了事，原因是太过于勉强即是在“强为之”的缘故。
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之人和今之人的不同首先表现在他们只知道天地之间的事而对天地之外的事却几乎是一无所知。当他们知道天地之间存在高低上下和前后左右之后便将其认定为不变的常道了，而不知道在脱离开地球的引力到了天地之外的宇宙空间里这些区别就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虽然现代人的飞船已经在天地之外转了几圈但人还是要在天地之间过日子，因此那些区别在宇宙空间里的消失对人类的命运并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因此将美善和丑恶的对立也看成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却是要与人类生活的幸福与否发生重大关系的。因为只要美善与丑恶并存，人类的幸福就只据有相对的意义，我们对未来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可有可无的事了。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人是由低级动物进化为高级动物，由低智慧生命进化为高智慧生命的。人类进化的过程正是不断地远离丑恶并亲近美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现在，人类或许还没有能力铲除所有的丑恶；但随着美善的强大，丑恶自会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人类也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进入到一个只有美善而没有丑恶的世界里去。在那个世界里，只有在回顾历史和欣赏艺术的时候人们才会再次领略到丑恶的身影，人类将因此获得绝对的幸福。要达到这一目的，人们除了要与丑恶进行艰苦的斗争之外还需要对丑恶进行不断的改造，即是要运用智慧来化丑恶为美善。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因为人是人。
同样是由于历史的局现，古人总想着去如何地适应自然却忘了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自然的。但其实人类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化丑恶为美善的努力。因为这项工程太过于庞大，所需花用的时间太过于漫长，所以有些人会因此而失去信心或建立不起信心来也属正常。但如果想一想人类从猿进化到人所需要的时间就会觉得我们在此项工程上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是根本算不上什么的。
比如老虎是凶恶的，但却有着一身美丽的皮毛。为了限制其凶恶对人类造成伤害，人类曾经几乎要将其杀尽；但尽管我们可以食肉寝皮，那皮毛却已是死物，因此还是让它们存活着一些更好，只要将其控制在一定的数量和范围之内就好，因此我们又将其保护了起来。比如一个长相丑陋的人，尤其是女人，如果想让自己美丽，自可以穿上花衣，然后再涂脂抹粉；如果还不够就再去整容，科学的发展一定可以让这些都成为很容易的事，更不用说还可以通过基因改造使所有的人都一生下来就都据有别具一格之美丽了。居室的建筑及城市的建设等也属于这一类。
再比如一个邪恶的人，如果是罪大恶极，要么杀掉，要么为了表现我们的宽宏大量只将他关到牢狱里去，对于那些小偷小摸小混混儿，他们的行为自然也是恶劣，我们自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惩治，但绝对没有必要对其下狠手。其实，他们也许都是很聪明的人，只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还不是很美好才导致了他们的为恶，一旦浪子回头，说不定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大贡献的还正是他们呢。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的第一批企业家不乏一些有前科的人，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了吗？
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一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无为为有为不过是一些骗人的鬼话。事实上一百个填词作赋的李后主也比不上半个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最伟大的圣人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和补天造人的女娲，胆小如鼠的人却只好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做猴子或到大沙漠里去晒干尸。历史的车轮岂是几个装模作样的“圣人”阻挡得了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