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入川移民在四川的地缘分布上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入川移民的原籍和移民的方位，共同决定清前、中期入川移民在四川的地理分布”［４０］。清代主要的迁移路线是从长江中下游至长江上游，自三峡进入川东并由此向川中和川西地区扩散。在巴蜀东部地区，由于重庆是移民进入巴蜀的第一站，这样重庆地区就成为清代最先接纳湖广、江西移民的区域，其“湖广籍移民占一半以上应无疑义”［２６］。这个时期的所兴起的场镇也多为两地移民所开辟，场镇带有明显的湖广、江西地域文化特征；而川西平原，则尤以广东、湖北籍为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族群，则为广东、福建一带进入四川的客家人，他们在川西一带建立了大量的场镇，故场镇的聚居文化也以闽粤两地的客家文化为主；而广阔的川中地区，则为各省移民混居，往往出现移民原籍地聚居文化共存于同一场镇之中的情况；川北地区与陕西毗邻，故移民中除了湖广、闽粤之籍贯外，最多的为陕西省籍。因此川北地域以及秦岭以南地区的场镇中陕甘地域文化氛围浓厚。
５）近现代时期
这一阶段是巴蜀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古镇的生成发展状态在整个时期内相对均衡。对巴蜀地区来说，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当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迁都重庆，它间接造成巴蜀的重庆周边古镇与其他地区的古镇所习染现代经济文化的程度差异。
随着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的战略转移，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除了跟随中央政府西迁的政府机关外，还有大量的工矿企业、学术机构以及文人名士也迁入巴蜀。这些单位和人员不仅集中于重庆，也分散到重庆周边的城镇里，将现代经济文化引入重庆周边古镇，造成这些古镇所受现代经济文化影响远甚于巴蜀其他地区古镇（宜宾李庄古镇例外）。以最有代表性的磁器口古镇、金刚碑古镇、白沙古镇为例进行说明，重庆沙区的磁器口古镇在抗战时移入大量的机关、学校、兵工厂、银行，人口最多达到５万人。作为抗战时期沙磁文化的发源地，曾聚集了徐悲鸿、傅抱石、丰子恺、郭沫若、巴金、冰心等文化名人；重庆北碚金刚碑古镇也接纳的大量办公机构、学校和企业，包括国民政府统计局、草堂国学专科学校，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等等；重庆江津白沙古镇接纳了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局、国立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川东师范等机构和学校，白沙自此成为大后方重要城镇，与重庆北碚区、沙磁区并称为川东三大文化重镇［４７］。
“巴蜀”作为一个传统的地域单元，仅是因历史过程的同质性大于国内其他地区而成为一个概念整体，区内古镇的非均衡发展却是巴蜀地域发展的本质特色。站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分析，巴蜀古镇的时空过程差异性应具有以下保护导向意义：其一，从古镇保护策略拟定的角度来考量，巴蜀不同地域的古镇所具有的微观差异决定了古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疏解方式可能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必须立足于古镇具体的时空差异来权衡和拟定具体的保护策略；其二，从保护技术的角度来考量，巴蜀地区的古镇本质上是一种极具个性的聚居类型，不应按照一种技术范式和方法来对不同古镇实施保护，而必须采取类型学的方法思维来进行保护，否则必然抹杀古镇的个性，甚至可能造成“保护性破坏”。
３.４小结
本章旨在通过历时研究探索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特征，并基于其保护导向意义的分析为古镇遗产保护的理论方法研究提供相关的有益启示。
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遗产类型，“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基于特定的时空背景而存在，其生成发展无法脱离具体的“地域语境”。巴蜀古镇生成发展的地域语境包括环境资源语境、产业经济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巴蜀地区的环境资源语境由其独特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具有地貌复杂、环境封闭、资源丰沛、分布广泛的特征；巴蜀地区的产业经济语境是其内外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高度的资源依存性与系统关联性等特征；而巴蜀地区的社会文化语境由多种文化因子构成，这些文化因子在巴蜀地区生根发芽、相互融合，不断为地域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时代内容，铸就了具有丰富内涵与顽强生命力的巴蜀文化，体现出历史时期整个巴蜀地区社会的开放性与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按照历史特征，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先秦至唐宋时期为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在巴蜀地区里，各种形式的乡村小聚落发展成为真正的小城镇雏形，古镇分布也逐渐由城市周边向远郊、由平坝向山地丘陵地区拓展。明清时期为巴蜀古镇历史遗产生成发展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巴蜀经历了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巴蜀场镇数量迅速增加，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城镇的基础。这一时期的场镇布局、功能逐渐完善成熟，建筑风格南北并举，移民会馆建筑的蓬勃发展成为这个时期古镇建筑发展的最大特色。近现代时期则是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衰落阶段，但古镇的区域发展、聚落形态与建筑形式大致仍旧保持了清代以来的格局。受到近代殖民文化、工业发展、抗战内迁等事件的影响，古镇的发展演变烙上了这一时代的特定印记。
总体来看，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缘起与发展变迁与该地区的地域综合语境息息有关，表现出“生成由来的多源性”、“发展演进的突变性”和“时空过程的差异性”三大特征。其中，“生成由来的多源性”指古镇的生成源自于不同的诱发因素，包括：农业垦殖、商贸服务、交通运输、资源开发、军事防御等因素；“发展演进的突变性”是指在巴蜀地区历史上的移民文化和近代西洋文化等外来文化在进入巴蜀地区后产生了强大的外源影响力，促使古镇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突变现象，表现为以空间布局和建筑风貌为内容的聚居文化剧变；“时空过程的差异性”是指巴蜀区内的自然环境、产业状况以及社会文化都存在着较大的时空差异，这使得影响巴蜀古镇发展的地域语境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区内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主要是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古镇在发展速度、分布状态、空间布局与文化特征等方面存在着的差别。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特征对古镇保护形成了专属性的保护导向，从历时角度确立了古镇保护的具体目标和方向。
第1章基于构成格局分析的巴蜀古镇保护导向研究古镇的构成格局是古镇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积淀。这种积淀既包括物质性的空间形态叠加，又涉及非物质性的精神形态累积。遗产的构成格局研究，是在当代的时间断面下基于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而进行的内容解析。本章将基于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构成格局分析，归纳古镇遗产的构成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研究其保护导向意义。
４.１巴蜀古镇历史文化物质遗产的构成格局
关于巴蜀古镇的历史文化物质遗产，笔者在第一章里已经进行了界定，即它应该包括三个层次：区域、镇区和建筑。
4.1.1古镇地理区域的空间非均质分布与遗产多意义关联
作为一种中观层次的聚居类型，古镇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区域之内。大到省（市、县）域，小到镇域，甚至是跨行政区域，巴蜀古镇总是具有特定的区域构成，并表现出相应的区域构成关系。总体来看，巴蜀古镇在巴蜀地理区域中的构成关系表现为“空间非均质分布”与“遗产多意义关联”。
１）空间非均质分布
从人类聚居的角度来看，一定区域内的古镇空间构成表现为相应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密度。这其中，空间结构是指古镇与外部的空间联系所表现出来的平面秩序，它反映的是古镇与周边城镇的空间联系；空间密度是古镇在一定区域内分布的疏密程度，它反映一定区域内古镇的发育程度。通过这两个指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巴蜀古镇在区域中具有空间非均质分布的特点。
（１）空间结构
巴蜀古镇在区域内分布的空间结构大概可分为四种形式。其一是中心辐射状结构，即若干古镇紧密地聚集在中心城市周围，通过交通路经直接与中心城市取得联系，形成中心辐射状的平面结构形态，如成都与其附近洛带、城厢、元通和黄龙溪等古镇的平面联络形态；其二是网络状结构，即在某次区域内一些相对集中的古镇通过交通路径彼此联络，形成网络状的平面结构形态，如重庆东南酉阳、秀山地区的龙潭-后溪-洪安-清泉；其三为串珠状结构，即一些古镇依托于交通干线形成一条古镇链，如长江沿线的松溉-白沙、高家-洋渡-西沱-石宝场；其四为游离状结构，即古镇与周边的城市或古镇空间联系较为松散，相对孤立地分散于整个巴蜀区域内，形成游离状的平面结构形态，入川北地区的古镇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的结构形态分类只是古镇在区域内的一些基本结构类型，事实上这些区域空间结构之间往往彼此交叉，并无明确的界限。一些古镇既与中心城市形成中心辐射状结构，同时它们本身又是串珠状结构的组成部分；还有的古镇既与周边古镇形成网络状结构，又可能是中心辐射状结构的一部分。
（２）空间密度
纵观整个巴蜀地区，古镇总体上呈现非均匀分布的态势，次区域之间的古镇密度差异相当明显。在巴蜀地区里约９０个现存古镇中，若以整个巴蜀地区的幅员作为基准计算面积，则古镇的平均密度为０.０００３４个／km２；若分别以重庆地区（巴地）和四川地区（蜀地）作为基准计算面积，则两地的古镇密度分别为：０.０００５２个／km２和０.０００２６个／km２，重庆地区古镇密度要大于四川地区的古镇密度。若再结合古镇的区域分布来观察，则古镇在整个地区内的分布呈如下态势：成都地区、渝西地区、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的古镇分布密度相对较大，古镇平均直线间距约在１５～３０km；而其余地区的古镇分布密度相对较小，古镇平均直线间距约在３０～８０km。
根据上述的密度计算和观察，并结合各次区域间的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况来分析，笔者发现，巴蜀地区内古镇密度分布较大的区域往往具有规模较大、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城市，且自然条件较好，属于历史上农业经济相对发达或交通相对重要的地区；而古镇密度分布较小的区域内往往没有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农业经济相对落后，产业发展水平较低。
２）遗产多意义关联
在巴蜀地区，与古镇并列的还有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其他自然遗产等几种遗产类型。作为共存于巴蜀的历史遗存物，古镇与其他遗产类型之间存在着多种意义的时空关联。
（１）与历史文化名城的区域关联
同为历史文化遗产，古镇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区域关联表现为两者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这种关联一般只存在于名城与其邻近古镇之间所形成的城镇体系中，也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在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巴蜀地区共有８个名列其中，分别是：成都、重庆、自贡、宜宾、乐山、泸州、阆中和都江堰，除此之外，巴蜀地区还有２４个省市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城市既是“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也是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区域生产与消费中心，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上文对古镇区域密度的分析可知，在巴蜀历史文化名城之中，以成都和重庆周围的古镇密度最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成、渝两座名城在历史上与其周边古镇之间存在着高度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具体表现为：成、渝两城以自身强大的生产和消费能力形成辐射作用，带动邻近古镇的发展；而周边古镇又向成、渝两城不断输送能源、农产品和生产原料，以支撑它们的持续发展。从这种经济关系来讲，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性的区域关联。以重庆与其周边古镇为例，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其周围方圆１００km之内分布着磁器口、走马、白沙等多个古镇。其中，磁器口位于紧邻重庆主城的嘉陵江畔，历史上以盛产瓷器而得名，并长期通过重庆主城向外转运瓷器，抗战时期曾依托陪都重庆而成为沙磁文化的发源地；金刚碑因采煤而兴起，其产出的煤炭常年运往重庆主城，抗战时还成为陪都机关的迁置地，成为战时文化中心之一；偏岩、龙兴和走马都是外地出入重庆所必经驿道的最近驿站，是客货进出重庆的陆上交通枢纽；松溉、白沙和蔺市则都是滨临长江的古镇，它们通过长江客货运输把农村与重庆联系起来，成为重庆外围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
（２）与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域关联
古镇和文物保护单位都是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但从区域角度来思考，两者却因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信息，而成为完整理解区域历史文化含义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在一定区域内，古镇与文物保护单位之间存在的是某种互补性的历史意义关联。
巴蜀地区历史悠久，各类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众多。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四川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２８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３３７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３０００余处；重庆市目前全市有文物点１２８９８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１处（大足石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２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４８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１３１处［４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