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巴蜀古镇生成由来的多源性赋予了古镇不同的“本原基因”，其五种不同的缘起表明古镇具有差异性的地域特质。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审视，巴蜀古镇“生成由来的多源性”具有两层保护导向意义。其一，巴蜀古镇的保护策略拟定应基于古镇的缘起方式来“量体裁衣”，必须始终致力于保存其生成缘起的物质表象与精神内涵，维护和凸现多源生成所导致的差异性，真正体现出对古镇原生性的理解和尊重；其二，只有在厘清古镇生成缘由的基础之上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生命缘起的本质，也才可能提出符合其生命规律的保护技术措施，将更广泛的层面对象纳入古镇保护范畴，同时有效地避免“重外轻内”的技术倾向。
3.3.2发展演进的突变性及其保护导向意义
历史是过程，是偶然和系统有序的结果，其长期的能动性留有轨迹可寻。应该说，多元文化的陶冶，导向“宽容渐进文化共识”的滋［４３］。从巴蜀古镇的生成发展的全过程来看，环境资源语境和产业经济语境与古镇生成的关系较为密切，是促成古镇生成的主要因素；而社会文化语境却与古镇发展的关联性较强，对古镇生成之后的发展过程施加影响，是古镇发展演进的支配性因素。在社会文化语境的构成因子中，移民文化和近代西洋文化皆为外来文化，它们在进入巴蜀地区后产生了强大的外源影响力，促使古镇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突变现象，表现为以空间布局和建筑风貌为内容的聚居文化剧变。
１）移民文化的强势推动
历史上的巴蜀移民，多为官方主导，依靠统治者的意志和国家强制力来加以推行，因此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不过，这种不同文化区域的快速移民过程必然伴随着外来文化对巴蜀本土文化的剧烈冲击，往往引起本地聚居文化的突变。
近代以前的巴蜀移民是一种“此消彼长”式的人口迁移，即因为巴蜀本地人口的剧减而由迁入的外省人口来补充。这种移民方式很容易造成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取代，从而引起聚居文化全面彻底的“突变”。该时期的移民按迁出地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秦汉开始的北方中原地区向巴蜀的三次移民；第二阶段是第四、五两次由南方地区向巴蜀的移民。
在第一个阶段里，自北方迁入巴蜀的大量移民在改变巴蜀人口结构的同时，还将巴蜀原生文化逐渐改变成为中原文化一个亚种。从聚居形态来看，秦汉之前的巴蜀之“城”与当时中原之“城”有着显着的差别，“绝大多数都在险峻的山上，依靠易守难攻的地势来防范袭击。
平原或坝子里也有少数作为统治中心的‘城’，主要是用木栅荆棘相围，有些则是依凭江水环绕为防护屏障”［３１］，其布局多“因山势，顺水脉，呈不规则的形状”；而自秦汉以后，随着中原礼制的引入，巴蜀城镇面貌迅速趋同于中原，城镇尤其是县级城邑便逐渐按照“中原、关中传统城形”进行修建，开始有了明显的轴线关系和等级模式，城镇的外围结构甚至出现了中原、关中筑城所常见的土质城墙。这种变化不仅在城市发生，甚至对某些小城镇也产生了影响；此外，一般城镇的建筑形态也有所变化，砖瓦建筑的大量涌现改变了巴蜀原有的建筑风貌，丰富了巴蜀原有建筑的类型；而木构建筑则出现了北方式的台基，也改变了原来单纯的干栏风格。这些变化说明原生的巴蜀文化逐渐被来自北方的中原文化所习染。
第二个阶段——第五次移民即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则奠定了当代巴蜀社会文化的基础。这次移民对巴蜀文化的影响相当深刻，引发的聚居文化突变也极为全面而彻底。在“湖广填四川”之前，因长期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巴蜀人口锐减，“人民稀少，景物荒凉”，城乡极其凋敝，农村乡场多已荒废，其仅存的建筑也多为北方风格。在历经从康熙到乾嘉时期的“湖广填四川”之后，巴蜀的农村场镇有了巨大变化：其一是场镇数量的急剧增长，州县平均的场镇数由清代前期的２５个增长到清代后期的３４.１个，增长率为３６.４％；其二是场镇本身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原先单一的结构中心迅速演变为以大量会馆和宫庙为中心的多核心格局；其三是场镇的建筑风貌有了明显变化，原先以北方院落为主的建筑类型逐渐为具有封火山墙的天井合院式南方建筑所取代。这些变化也恰好成为巴蜀的中原文化逐渐为南方文化所取代的佐证。
区别于近代以前的移民，近代以后的巴蜀移民不再是以人口补充为目的的人口迁移，而是一种因重要部门战略性转移引发的人口迁移。这个时期迁入的外省移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巴蜀原有的人口结构，因此也就没有改变巴蜀本土文化的主体性，故而从聚居文化的变化来看，这一阶段的巴蜀聚居文化只是发生了一些局部性的“突变”。
巴蜀在近代以后的大规模移民有两次，第一次为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抗战时期的内迁性移民，这次移民使得巴蜀地区迅速由战前一个落后闭塞的内陆省份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并由此深刻地改变了巴蜀的社会经济面貌。在经济领域，大量中、东部地区企业的内迁，极大地优化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布局，不仅成、渝等大城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以至连一些偏远的农村场镇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重庆酉阳龙潭古镇为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一些企业迁到龙潭，最多时镇上人口增至五万人，一度被誉为“小南京”，使得“原来毫无工业的小城镇（如酉阳县龙潭镇等），也有了近代工业。”［３４］在文化领域，大量文化机构的内迁、现代文化的影响也改善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结构，提升了巴蜀地区的整体文化水平。这种文化局面的变化甚至对某些古镇文化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宜宾的李庄古镇。抗战期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中国营造学社和金陵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迁至李庄，当时只有大约３０００人的李庄接纳了１.２万文化人，成为与重庆、成都、昆明并驾齐驱的文化中心；又如江津松溉古镇原是一滨江交通集散的普通场镇，抗战时期迅速成为“试验乡——纺织试验区”，国民政府在此开办了“新运动纺织厂”和农场，“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主任宋美龄还曾亲临松溉视察。第二次移民则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８０年代的三线建设移民，这次移民严格来说是一次技术性的人口迁移，以国防工业为主体的一大批科研单位和企业被迁移到巴蜀等地的偏僻山区。“三线移民”对地处于巴蜀山区的部分古镇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广元昭化古镇在三线建设期间，就迁办了昭化纸厂等大批军工企业，开启了该镇的现代工业发展之路，使之由一个普通的农业镇迅速变为工业城镇。但是总体说来，三线建设由于是以企业和科研研单位为主体进行的迁移，为确保战备安全，其迁入点一般相对独立，因此对巴蜀古镇发展演进的影响十分有限，仅造成了极少数山区古镇聚居文化的突变。
２）近代西洋文化的广泛侵入
与巴蜀地区多次主动接纳外来的移民文化不同，近代西洋文化进入巴蜀地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殖民性的侵入，一些巴蜀古镇的发展演进在这一时期被强行烙上了许多西方舶来文化的痕迹，造成这些古镇聚居文化演进轨迹的急剧突变。
近代的西洋文化对巴蜀古镇聚居文化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两种途径来来实现的。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重庆的开埠，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们开始从一般的大城市深入到广大农村，在包括巴蜀古镇的广阔地域中传播信仰或者开拓市场、经营贸易。为了扩大西洋文化的影响，也为了方便他们的传教或贸易，西方殖民者引入了他们本国的建筑文化，并结合巴蜀本地的建筑形式在某些巴蜀古镇中修建了许多教堂、商号、学校和医院，留下了西式建筑文化的殖民印迹；另一方面，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由于深受西洋文化的侵染，巴蜀古镇里的许多地主、豪强或官员，或因新奇或因崇拜，常常仿照西洋的建筑样式，结合自己的理解，修建出一些中西风格相结合的城镇街道和建筑，使得巴蜀传统城镇风貌和建筑样式有了很大的变化。
近代以来的西洋文化的侵入，在巴蜀古镇的发展演进中烙下了深刻的殖民印记，造成了巴蜀古镇聚居文化演进的突变。这种突变的发生正处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折射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表明巴蜀古镇的传统农业文化根基开始发生动摇。
巴蜀历史文化某种程度上的断层导致了其建筑文化的不连续性。应该说，我们现在所称的“巴蜀”基本上是地域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概念——从文化这个层面上看，现今巴蜀地区的文化与原来的“巴蜀文化”并非一脉相承［７８］。站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审视，巴蜀古镇发展演进的“突变性”具有以下的保护导向意义：其一，巴蜀古镇本身是巴蜀历史断代演进的结果，也是巴蜀文化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应理性看待现代文化对古镇的影响——在维护传统聚居文化的原则前提下，不必对古镇中的现代优秀建筑文化一概排斥和否定；其二，巴蜀古镇聚居文化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巴蜀古镇的保护策略拟定应高度关注并研究当代区域时势及其所形成的强势文化对保护带来的挑战，防止全盘接受外部文化而导致古镇传统文化格局的彻底解体；其三，从保护技术的层面来考察，巴蜀古镇现有的空间格局与建筑风貌正是历史文化多次叠加的“文化层”现象，其主导性的变异因素应通过技术方式予以保存或再现出来，以维护巴蜀古镇发展过程的历史完整性。
3.3.3时空过程的差异性及其保护导向意义
巴蜀地域广阔，区内各地的自然环境、产业状况以及社会文化都存在着较大的时空差异，这使得影响巴蜀古镇发展的地域语境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区内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主要是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古镇在发展速度、分布状态、空间布局与文化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别。
１）先秦时期
这一阶段的巴蜀地区历史基本上是由巴和蜀两个氏族王国构成的历史。基于地理环境、文化渊源的不同，这一时期古镇雏形生成发展的时空差异性表现为两个历史文化区域中小聚落在分布格局上的差别。
考古学研究表明，先秦时期两地的城镇区域分布格局是不一样的。古蜀族自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后，开始在广阔的川西平原上建立古蜀国，在岷江、沱江、大渡河之间形成了广汉、成都、郫、临邛等为核心的网状城市群，并在每个城市周围形成了规模大小不一的城乡聚落［４５］。由此可以推测，古蜀国的农村聚落应依附于各个城市，呈网状地分布于成都平原之上，密度应该较大；而巴族则是由鄂西地区一路向西，沿清江、大溪进入长江流域，再由此进入嘉陵江、乌江等支流流域，建立起古巴国。伴随着巴族的一路西迁，一系列的城市被建立起来，如江州、垫江、平都、阆中、枳等。以这些城市为聚居中心，各个城市的周边应分布有大小不一小的聚落。从区域的空间关系来考察，受地理因素限制，巴国的城市几乎都分布于沿江河谷地带，因此其农村聚落也应沿水系呈点-线分布，密度相对较小。
２）秦汉时期
这一阶段是巴蜀接受中原先进农业技术的过程，也是逐渐为中原文化所习染的过程。
由于经济区位的不同，原来的巴地和蜀地经济发展水平也出现了差异，其城镇聚落生成发展的时空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两地聚落的数量、密度和规模的差别。
秦灭巴蜀之后，在原巴、蜀两地分别设置了巴郡和蜀郡，并通过井田制度改革和水利设施修建，配合中原人口的迁入，意图推动巴蜀的经济发展。但由于两大地域的农业生产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的不同，使得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差异。从农业条件来看，蜀地地势平坦，便于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更兼李冰父子的水利整治，使得整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农业经济较为发达；而巴地处于山地丘陵之中，可耕地较少，农业水平较低，农业经济较为落后。从交通运输条件来看，蜀地接近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既有通向北方数条驿道，又有通向西南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经济交流相当便捷；反观巴地，陆上驿路开凿艰难，运输不便，而水路的长江主航道多险滩，交通运输多在支流上进行，运量较小，经济交流相对不便。因此从上述两个因素来看，“巴郡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蜀郡”［４６］。不难想象，这种经济水平的差距必然也会导致两地聚落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差异，无论是小场镇聚落的数量、密度，还是聚落的的规模，巴地都应远远小于蜀地。
３）唐宋时期
这一阶段最大的变化是唐代中叶之后，巴蜀东部地区的迅速崛起。由于这种变化所导致的巴蜀城镇聚落生成发展的时空差异表现为巴蜀东部场镇的生成发展速度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
中唐以前，巴蜀西部的成都平原由于水利设施发达、复种面积扩大，因此该区域仍然是整个地区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城乡聚落发展最快、分布最广的地区；成都平原以西的丘陵地区，茶叶种植的兴起带动了该地“草市”的兴起，成为该区场镇发展的原动力；巴蜀中部、东部和盆地山区地形复杂，农耕条件较差，城乡聚落的发展也相对滞后。以三峡地区为例，“在中唐期，三峡地区处于开发不足的状态，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的发展局限于沿江台地和地势较平坦的近山区”［４１］，可以推想，这个时期巴蜀东部一带的农村聚落分布必定较为稀落。唐代中叶以后，随着躲避战乱的北方移民在南方稳定下来，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开始由北方地区向长江中下游转移，长江中上游的经济地位上升，经济开发加快，巴蜀东部的长江峡路也逐渐成为维系唐王朝最重要的交通干道。自宋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改变，汉族人民不断徙入定居，使得四川丘陵山区得到大规模的开发。”［４１］巴蜀东部的沿江山地区，新迁入的山民们在此烧耕种，在山地丘陵地区建立起大量的聚居点，并逐渐演化为各种小场镇，掀起了巴蜀东部地区的场镇发展高潮。
４）明清时期
这一阶段是“湖广填四川”重建巴蜀近现代社会的过程，也是当今所存之巴蜀古镇生成发展的主要时期。由于移民迁移路线以及分布区域的差别，使得这个时期场镇生成发展的时空差异性，表现为不同地区间场镇聚居文化风貌与特征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