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澳岛，旧日漳州辖地。2010年5月10日·20日，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明代商船“南澳一号”的水下考古发掘，这是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列为2010年的“一号工程”，过去3年，人们从这艘至少25.5米长、7米宽的古沉船上打捞出上千件青花瓷器。经过专家鉴定，它们大多是漳州民窑产品。
平和中山公园，临江的两棵古榕指示着旧日的码头，这里的水连着花山溪，当年的窑口就在花山溪支流两岸。按国外订单制作的青花就在那儿装船，顺江流而下直达月港。那两棵古榕不远，是平和县博物馆，上万件“克拉克瓷”残片在数百年后被收藏在那儿，还带着当日的土腥气。
平和现在是中国闻名的蜜柚产地，每年春季，雪白柚子花开满山野，果农上山时，脚下浅草淹没的地方，常常是几百年前积压下来的碎瓷发出的沙。
今天，平和、华安、南靖、诏安、云霄、漳浦等县，那些星星点点隐藏在深山茂林间的古老窑址，依然让人联想起许多年前昼夜不停地赶制外销瓷的。
中国瓷，是那的心醉的光泽，比之于从维京海盗一路使用过来的木容器，中国瓷器因为能够有效减少食物霉变引发的疾病而被赋予另外一层医学意义。
1614年，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普通市民的家庭聚会上，中国瓷器已经装点着女主人精心布置的宴会桌面。
而仅仅在一个世纪前，奥斯曼土耳其的皇宫，那些从埃及人手中夺取的中国青花，被小心翼翼的收藏在库房，登记造册，只有重要的日子才拿出来。
因为景德镇的原材料供应适时地陷入危机，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把目光转向漳州，因为这个地方生产能力强劲，那些靠近月港的深山老林的窑口，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外销瓷通过漳州河的支流送到港口，交给等在那里的商船。
这里的窑工有极强的模仿天分，珠光瓷、龙泉青瓷、景德镇白瓷、青花瓷，一到漳州工匠手里，就可以做出几可乱真的东西。
好像天生注定，这些心灵手巧的人，不去做贸易，就去做工匠不是死在异国他乡，就是把财富带回家园。
胃口极大的荷兰人不太可能满足于在中国商船常走的地方，比如巴达维亚、北大年(今泰国境内）、会安(今越南境内)采购中国瓷器。他们的商船还会直接到漳州河口游戈，有时贸易，有时掠夺。
1626年，“希达姆”号商船从巴达维亚启程到达阿姆斯特丹，在它的货物清单里，最重要的一项商品是12814件瓷器，产地全部来自漳州河。
1627年，“德尔夫特”号商船到达自己的家乡荷兰德尔夫特，这一次，它带回9440件瓷器，有一部分来自漳州河。那是它攻击一条中国商船的收获。
1632年，“西伯格”号和“格鲁坦布”号直接把船开入港口，他们带走的瓷器是4400件荷兰人似乎天生乐意和任何人从事商业往来，哪怕是敌人，漳州海商也是这样。尽管在台湾海峡，荷兰人和中国人是竞争对手，但是在商业活动中，利益是最高法则，所以，拳来脚去的间歇，荷兰人仍然是中国人的大客户。
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各地的瓷器与日倶增。在1602·1657年这五十多年时间里，荷兰东印度公司把300万件中国瓷运到欧洲，另外又有数万件从巴达维亚运到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和波斯的一些地方出售。
这些东西从漳州河出发后，销到欧洲各地，除了没有标注“中国制造”以外，它们纹样和特征，都证明那是抹不走的中国血统。
17世纪，世界各地好像到处都是来自漳州河的杯子和茶壶。
丝调是另一大宗海夕卜贸易产品。
许心素，一个漳州河口地区的着名船商。据说，有一次他一下子用5艘船运载生丝到达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此预付了10000荷盾的购丝款。他与这个公司有着颇为有利的生意往来，每年两家生丝交易约800担，这个数字相当于全部中国商船全年运到万丹的生丝总量的2·2.5倍。
另外一个叫王山的(可能仅仅是一个欧洲人记载的姓名音译)提出在台湾交付1500担的生丝，总价值约20~30万里亚尔。这个数字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总资产的10。
这完全是一桩令人垂涎的交易。
丝织品是欧洲人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
潞州的绸缎、日本的天鹅绒、吴中的纱及绫罗，一到漳州工匠手里，就被仿制，一转眼成了海外市场极受欢迎的漳纱、漳缎、漳绒、漳绢。
贝扎一当年一个驻马尼拉的主教一在传教时，关注他的派驻地的买卖，商人们的捐献或税赋是他绝大部分经费来源，他告诉别人说：每年有30~40艘商船从马尼拉运走150-300万里亚尔白银，这些白银主要是用来支付购买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的费用。
就这一点来说，上帝应该赐福那些因为制造和贩卖丝绸而使生活华美的人们，不管他是基督徒，或者异教徒。
通常情况下，来自漳州河的商船会把生丝和丝绸运送到台湾，交给荷兰人，到令这东价的欧洲。
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欧洲生丝总销售量600担，中国丝织品每年出口到印尼的数量约一两万匹，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又有数千匹转运到欧洲。
中国人的丝织品以价格优势覆盖欧洲市场，这样的消息引起了国王们的不不是。是易。
稍后，另外一种让欧洲人魂牵梦萦的饮料一茶，也从皇室贡品变成外趟口。
大约在17世纪初，茶叶往往通过漳州河的商船运抵巴达维亚，被那里的荷兰人卖到欧洲。最初，茶只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皇室贵族午餐后的甘醇饮料。但是短时间内，它迅速地流入民间，在英国以及它的殖民地引领时尚。最后在北美殖民地这种小小的植物叶片几乎酿成政治危机，十几个茶叶商人制造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了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导火线，战争结果直接波及今日世界的格局。
茶，从它登陆欧洲那一刻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那里的生活习惯。
今天，伴随着9000亿杯的年消费量，优雅的红茶贯穿西方文明史。
当Tea——茶的英文拼写，被人们不经意间脱口而出时，它的闽南韵味，依然清晰可见。
一份16世纪末的关于漳州河口商船的货物清单，可以看到欧洲人的胃口是怎样被中国人吊起来的。不知什么原因，摩加，这位1596·1598年的马尼拉总督在自己面向大海的那间办公室，写了这份清单，把食物、用具，乃至家禽家畜一股脑子罗列进入了。
成的生的，成一的优种丝大量的天鹅绒，有素色的、有绣着各种人物的、有带颜色的和时髦的，还有用金线刺绣的织上各种颜色、各式各样的金丝银丝的呢绒和花缎大量绕成束的金银线锦缎、缎子、塔夫绸和其他颜色的布亚麻布以及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白棉布。他们也带来了麝香、安息香和象牙。许多床上的装饰物悬挂物、床罩和刺绣的天鹅绒花毯锦缎和颜色深浅不同的红色花毯桌布、垫子和地毯用玻璃和小粒珍珠绣成的马饰，珍珠和红宝石，蓝宝石和水晶金属盆、铜水壶和其他铜锅、铸铁锅大量各种型号的钉子、铁皮、锡和铅硝石和黑色火药。他们供给西班牙人小麦粉、橘皮酱、桃子、梨子、豆蔻、生姜和其他中国水果腌猪肉和其他腌制的水果和各种橘子、栗子、胡桃……他们带来了家用水牛、呆头鹅、马和一些骡和驴，甚至会说话、会唱歌、能变无数戏法的笼鸟。中国人提供了无数不值钱，但很受西班牙人珍重的其他小玩意儿和装饰品，各种好的陶器、制服、珠子、宝石、胡椒和其他香料，以及我谈不完的各种稀罕东西。”
这些琐碎而又新鲜的小玩意儿，让殖民地总督大人摩加像账房先生一样十分用心地记录在案，全然不顾窗外的椰风和土着少女的歌声如何诱人。在季风到来后的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摩加大约会因为这些东西而平添无数。
而我们，至少也部分地知道了那个时期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
在这种眼花缭乱的生活中，月港成为亚欧贸易体系的一个传奇港口。
今天，月港溪尾不足一千米的海岸，就有7个古码头遗址，它们承载过历史，又容川码头泊着幻境般的晚风夕阳，那段流金岁月，如同它的捐建者月港一样如，那通的石，的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商人都已经看到，海商崛起改变了宋元以来白银外流、海外贸易入超的现象。这一改变一直延续到1840年，终于引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
从万历二十年(1592)起，每年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200万两，贵金属白银日益加入流通领域，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明朝中叶，漳州只有6个县11个市镇，到明晚期，漳州已有10个县72个市镇，府城拥有32条街道，成为福建着名的商业城市。
在海洋社会，航海就是一种获利丰厚的商业活动，一个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商人法则。航海行为成为一种自觉。当月港的商船在辽阔的大洋上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的时候，海商所期望的，决不是郑和时代那种宏阔的政治理想下的朝贡贸易，而是8·10倍的航海利润。
月港的繁荣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以外国人来华贸易为主的格局。以后几个世纪，漳州商人尽显风骚。当下一个王朝来临时，人们将看到他们在广州十三行十分活跃的身影。
随着月港商船的起锚，漳州历史文化中的那种无法抹去的海商情结，就像那座为了纪念一位着名的将军而屹立近四百年的岳口石牌坊，岁月风沙蚀去了石头要讲的故事，而刻在石头上的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欧洲商人面目清晰如初。
整个中国，海洋气息和古典精神如此完美地相互融会的石牌坊，仅此一座。
饷馆码头的B
在经历太多的流血后，朝廷与津州海商的和解，
最终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税收来实现。
朝廷官员最终要学习的是一种全新的交际技巧-
如何与雄心勃勃的海商保持一种利益谋求上的默契。而对历史而言，向商人征税可以看做是文明的进步。
饷馆码头的日光过了400年，还是那样耀眼。尽管时间过处留下一副模棱两可的面孔和平庸淡漠的表情，但是，旧日的喧嚣总是适时地随着潮汐的不。
饷馆码头存在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见证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中国近代海关的雏形就诞生在这儿，另外，它目睹了漳州海商阶层在商品经济中的成长。
月港开洋后的头五年，可能是漳州海商的幸福时光。
夏季，上百条商船像候鸟一样陆陆续续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南婆罗洲、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苏禄群岛和北婆罗洲回到漳州海面。在耀眼的日光和飞翔的海鸥中，一些名字奇怪的国家-洛居、文莱的货物被簇拥进港。
猫里务、网中礁老、呐哗啤、班、美大体上，这一年度的财富梦想，因为商人们回家而暂告一段落。
月港商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纳税人，是隆庆六年(1572)的事。
这一年，漳州知府罗青霄显然意识到，最富裕的商人阶层没有为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出点力，几乎是一种疏忽。因为开洋放禁，海商在海外贸易活动中有了更精彩的表现。现在，国家需要他们为自己的成功埋单。
隆庆六年(1572)，海商向财政支付税收是3000两银子，这恐怕只是象征性的表示。万历三年（1575)，增加到6000两；万历四年（1576)，又增加到10000两万历十一年(1583)，这个数字变成20000两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骤增至29000两。
美洲在时中的。
这一年，月港设立督饷馆。
饷馆码头——月港黄金岁月的一个见证。当督饷馆的税务官们向泊岸的商船征收税银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正经历着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关税制度的一次重大的改革。
督饷馆在我国海外贸易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征收海外贸易税已从实物抽分制度转向货币税饷制。事实上，督饷馆所制足的各种饷税制度已经是近代关税的雏形，为厦门海关的设置开了先声，它直接影响着广州和澳门的进出口税收征收。
在广州，官府开始改变沿袭数个世纪的抽分制，与月港实行的水饷制一样，根据船只大小确定税额，称丈抽制。在澳门，明政府的市舶司也采用类似的。
作为纳税人，海商需要了解自己应缴的几个税种，这是确保他们成为正当商人的代价。“引税”，一种获准出洋的许可证税。东西洋引税是银子三两，鸡笼、淡水只要一两。后来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水饷”，一种船舶税，这种税由船商支付，以船的梁头尺寸为标准。一般情况下，在漳州，十月是修船季节，税官会亲自达到船坞，实际丈量船的宽度。西洋船船体最大，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每尺征饷五两，多加一尺，再加五钱。一条万历三年的西洋船，如果面阔二丈六尺，缴纳水饷应是260两银子。稍小一点的东洋船，另减三成。鸡笼、淡水船型最小，面阔一尺，征税五钱。“陆饷”，就是进口关税，由铺商支付，税率大约是。“加增饷”，到吕宋贸易商船还要交的一种附加税，大约150两。这种船在通常情况下，除了携带价值高的墨西哥银元之外，很少带别的东西。
月港发船是有数量限定的。万历十七年(1589)，福建巡抚周案核定为每年88艘，东西洋各44艘。东洋方面，吕宋最多，定额16艘，其他地方各约为2-3艘。
这种情况显然满足不了民间贸易的热情。以后又增加到110艘，加上前往鸡笼、淡水、占城、交祉，共117艘。等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再增20艘。
137艘，这是官方准许的月港商船每年出海最高限额，如果不考虑吨位，它几乎就是一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数量。
不断攀升的海外贸易收入，使原先不太在意的朝廷开始关注自己在这里的利益。恰好这个时候，泉州方面也提出分享饷税的要求。漳州河出海口厦门在泉州辖区。同安，海商聚集处，也是漳州河海外贸易活动的辐射范围。泉州在海防军费方面的压力使这种要求尤为迫切。
不过，这种可能引起管理混乱的提议很快遭到朝廷否决。
万历二十一年(1593)，月港海防馆改成为督饷馆。
随着这个朝廷常设机构军事使命的结束，一种基于利益均衡考虑的全新职能一督饷开始发挥作用。
在经历太多的流血后，朝廷与漳州海商的和解，最终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一税收来实现。朝廷官员最终要学习的是一种全新的交际技巧一如何与雄心勃勃的海商保持一种利益谋求上的默契。而对历史而言，商税可是的督饷馆的职责除了发放商引、征收饷税外，还负责对进出口商船的检验。
每年秋冬之间，商船扬帆出海，督饷馆官员都亲赴厦门，检验每艘船后候开春夏之际，商船陆续归航。在经过南澳、浯屿、铜山、海门时，巡司要随时将商船情况通报督饷馆，一路相送，直到白花花的银子进入督饷馆的库房。
因为饷税，一种被认为比较宽松的管理制度在月港成为通用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