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中国万里海疆，仅有两个港口对外开放一个是广州但那是内向型港口，只许外国人进入贸易；另一个是漳州月港！这是外向型港口！只许本地商人外出贸易。
漳州商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国对外贸易。
明隆庆元年(1567)，一道圣旨让漳州商人欣喜若狂。明政府在月港开放“洋市”，准许商船从这里前往东西二洋贸易，月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商人出海贸易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朱明王朝的海禁高压后，漳州海商第一次以合法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他们历代经营的港口。
这一天，对所有的月港商人来讲必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自然是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我们无法推测这位巡抚面对自己力争而来的这道圣旨是否曾产生过瞬间的茫然漳州航海势力迎来壮大的一天，对仍沉醉在男耕女织理想图景的农业文明预示着什么？
历史迎来它的变数。
对于月港商人来说，这道姗姗来迟的圣旨也不是朝廷的特别恩赐，这仅仅是他们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抗争最终以月港成为一大都会而得到的朝廷的有限认可。事实上，主流群体仍然以质疑的眼光看着九龙江口这一片土地的成长变化，因为它的繁荣而设置的靖海馆、海从王朝海禁政不曾动摇。所以，月港是一个繁华的商港，海澄依然是个军事要塞，那些高昂在城墙上的炮口和邻近的海岸的卫所没有什么两样至今仍沐浴在夕阳海风中的晏海楼所代表的并不是诗意岁月，而是那个时代对海的警觉。
但是，曾经是灾难的海禁政策这个时候对漳州商人来说似乎预示着一种机遇，明朝皇帝在福建东南画下的这一道圈，使漳州商人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下，成为撬动中国东南沿海海洋贸易的支点。
这一年，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明王朝选择在这个时候开放海禁，无疑是基于对时势的理性判断，因为海禁而形成的庞大的走私力量，游荡于秩序之外，和倭寇相互勾连，罹毒东南沿海，在海澄设县前十年，海寇破卫一处，破所两处，破府一处，破县六处，破堡二十余处，让朝廷上下苦恼不堪。
当年，听选官李英在建议设县治于月港时，他给朝廷的上书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情景：“屠城则百里无烟，焚舍而穷年烽火，人号鬼哭，星月无光。
与此同时，那些本就不太争气的政府军也疲于奔命。福建省防除内地军卫外，增置边海四卫十三所，修筑海防城垣五十余处，全省驻兵十万，费粮百万，军费开支一年58000两银子，对于边患四起、根基动摇的大明王朝而言，财政状况出现崩溃前的乱象。
这个时候开海贸易，除了可能缓解东南沿海民间与朝廷的对立情绪并结束无序管理状态之外，开源节流也是一个目的。既然广州市舶司一直采取对外国商船抽分的作法，朝廷在月港片收税饷充当军饷，也是有例可循的事情。
一些年后，月港的纳税人每年向朝廷上缴饷银高达六万两白银，占全省税收一半，足可供养福建一省驻军。
因为这个数字，“天子南库”的赞誉，也就显得恰如其分。
海澄设县是开海贸易的一个先兆。
月港的走私贸易在明初已经非常繁荣。《海澄县志》对设县前的记录是：
“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骛争驰。”成化、弘治之际，月港被称作“小苏杭”。
这个时候，漳州人心态上的微妙变化开始影响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如果说漳州海商曾经选择抗衡现行秩序，而且至少，他们部分成功了，他们因此成了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那么现在，他们需要重归秩序，以确保他们的成功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得以延续。
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海澄置县本来就是商民请求和朝廷认可的结果。它实现的象征意义在于：唐宋以来，漳州反抗朝廷的历史行将结束，东南沿海百姓与朝廷的对立关系开始发生逆转。
主流意识与边缘群体之间需要一个结合点，以缓解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就是开海贸易。
王朝统治与商人利益之间需要一个结合点，以重建失落的秩序，这就是月港。
现在，海商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了。
月港成为时代的宠儿似乎拜它那有些尴尬的身份所赐。
按照港口条件，开海贸易的口岸似乎应该选择在历史悠久的广州港，因为这个港口自宋元以来，就是世界贸易大港。但是，在朝贡贸易体系下，广州一般只允许外国商船进入贸易，而葡萄牙人这个时候已踞澳门，开始造成威胁，至于当地官员和驻军，看起来颇为无奈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地方应该是宁波，但是J卩里离日本太近，倭寇的攻击是这样令人望而生畏，也放弃了然后是福州，不过这儿是一省的枢纽所在，不便轻举妄动邻近的泉州剌桐港，那个令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大港，现在已近淤塞最后，命运之神眷顾月港，这里的民间海外贸易，竟然在朝廷的眼皮底下，隐藏进行了数十年，现在它已经由无名小港成为东南一大都会，许多后来的欧洲着名城市，还没有它的规模。
而且，它离权力中心那么遥远，地方原先也不见得富庶，当地人还有些“前科”，在一个看起来形似鸡肋的地方做个实验，不论结果如何，都值得一试。
支持月港成为开放口岸的另一个理由，可能是技术性的。月港就一内河港口，它的出海口在厦门。商船从月港出发，沿南港顺流向东，经过海门岛，一个潮水工夫可以到达九龙江口的圭屿，再经半个潮水，可以到达厦门。在厦门，他们受到严格的盘查，然后就在曾厝垵候风，二更航程，船进入大担和浯屿之间的航道，再有半更航程，到达太武山镇海卫城，冗长乏味的内港航程才算告一段落，东西洋针路就在这里分开。
港务官员在厦门岛设一验船处，就可以很悠闲地候着，等待季风送来的。
这段航程带来的另外一个可取之处是：一旦海面出现倭寇警报，尚可以从容转移商船。如果敌船沿着曲折的河道深入港区，完全可能在沿途节节抵。
事实上，稍后建成的县城也证实了这种防御思想。这座城池的周长522丈，高2.1丈，外加4个铳城，连成一气。每隔一两丈，就有1个炮口。全城数百门铳炮虎视眈眈，令人胆寒。城外船只必经的海滩又起了一座东西120米长的炮台，13门大铳炮可以把威慑直接送到数里外的敌船。
当海商们在这些炮口的目视下出行、回航，心情和一些年前的月黑风高，想必有了许多不同。
即便如此，主流意识形态内部交锋，并没有因为海澄置县而停止，月港开禁后，筑塞港口之争依然热闹了一阵子。
一种观点基于农耕需要，建议把港口筑塞起来。县治临海，涨潮时，海寇乘潮而入，威胁不小。因此，在下游狭溢处填塞河道，让商船经海沧而上，横过福河，到达港口，既可以制约海盗船只，又可淡化土地形成良田，颇像一件惠民工程。
另一种观点是基于商业考虑，认为月港其地临海，潮汐吞吐，舟楫流动，才形成商贾辐辏的气象。如果填塞河道，原来已经曲折的水道更为迂回漫长，造成县治地方货物不通，刚刚兴起的城市必然衰落。而且填塞一港的另一种可能预见的后果是：下游河段因为壅阻而形成新的水患。
筑塞港口的争议热闹过一阵子之后，幸运地被搁置下来。朱纨时代双屿港的命运没有重演。
不管怎么说，在隆庆元年，漳州商人终于取得了对外贸易的权力，除了日本，漳州人可以航行到东亚任何一个港口，如果愿意，他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
这个时候，中国万里海疆，仅有两个港口对外开放：一个是广州，但那是内向型港口，只许外国人进入贸易；另一个是漳州月港，这是外向型港口，只地商。
漳州商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国最富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使一个次等港口，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海外贸易中心，并由此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
此后30年，月港进入了它健康成长的阶段，海商们终于得到他们想要的，流了那么多年的血，漳州海商和朝廷之间，似乎可以这样和解了。
在新的时代，商人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来应对变幻莫测的海外贸易潮。
就这样，中国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个港口诞生了。
月港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16世纪的全球化舞台，并且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刷新票房纪录。
月港驶出面船
对于那些随船牧师！科学家！旅行者以及雇员福船，似乎是东方海洋留给他们的优美印象。在这片水域，它们是洁白轻盈的灵魂，没有它们，这片优美的水域，将像失去羽毛的鸟儿一样无精打采。
月港开放这一年，是1567年。
4年后，西班牙航海势力从太平洋进入亚洲。
29年后，荷兰人也进入这片水域。
海洋世界几股航海势力相逢在这充满危险的黄金水域，互为伙伴和对手，月港驶出的商船在这场实力较量中脱颖而出。
那是波涛汹涌的海洋交响，弥漫着香料的芬芳、白银悦耳的声响以及呛人的硝烟。漳州商人以及他们留待评说的是是非非，的海人。
在海洋世界里，船的类型将决定谁是海洋主宰。
月港商船一般是指那些经常被当成外交使船的福船。
当年，中国的海洋木帆船大约分为三大体系。沙船因为平底，难以劈波斩浪，只适于北洋——我们今天称之为渤海和黄海的海面行驶。这种船对于上海的海的着这船的。在的南洋，沙船没有用武之地。广船，这种船在南越国时期已经出现，曾经远航洋，州港以的。这船，水较，脊高耸，船体坚固，适宜深水航行。但是，它底腹尖瘠，见风即斜，操作有些不便。而福船同样是尖底船，却未如广船典型反而更具抗浪性，因为船只采用普通杉木，不同于广船采用木质坚硬的粤西铁栗木，材料奇缺，反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所以，自宋代以来，中国历代重大海事活动，几乎都以福船为主体，它的身影贯穿宋元以来中国的航海史。
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大部分采用福船。在郑和船队中，它们和闽人一样，作为骨干支撑起遥远的航程。
一些年前，护送蒙古帝国的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的那14艘洋船，也是这种类型。
在南中国海，身形高大的福船的冲犁，曾经使倭寇退避三舍。
那些东来的欧洲人，在东方水域最先看到的，并且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这种大帆船，就像他们最先遇到的中国人，应该是来自福建的商人一样。
在欧洲，中国帆船早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16世纪初，葡萄牙人把他们见到的中国帆船，称为“Junco”，这种发音和闽南话“船”的发音的极为相似。可以想象，那时候从月港出发的福船，一定是海洋世界的娇子，引领着中国的风帆时代，在南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中，与葡萄牙人傲然相遇。以后，“Junco”又演变成荷兰语“junk”、法语的“jongue”和英语的“junk”，它的名称的演变，贯穿了西方人东进亚洲水域的整个过程，见证了海洋世界500年的风云变幻。
实际上，在照相术还没有发明以前，对于那些善于用图像记录历史的欧洲人，对于那些随船牧师、科学家、旅行者以及雇员，福船，似乎是东方海洋留给他们的优美印象。在这片水域，它们是洁白轻盈的灵魂，没有它们，这片优美的水域，将像失去羽毛的鸟儿一样无精打采。
荷兰西菲士博物馆，一幅绘于1644年的大员(今台湾台南)港区图分夕卜引人注目：在一片泛金的天光里，一艘轻盈的双桅福船，正在晨风中缓缓驶出港口，它的身后，二十来艘欧洲人的折桅帆船正悠闲地泊着。前方，三艘行驶中的欧洲商船，似乎渐渐和它拉近距离，热兰遮城好像还在睡梦中。城外海滨是一片整齐的聚落，红色的屋顶远远望去，和月港看到的没什么两样，仿佛是个宁静的礼拜天，一些小艇在把船员送往岸边。岸上，几个穿着民族服饰的人正在我们所熟悉的东方，在西方人的彩绘里忽然显现出一种异国情调。
一些年后，当福船退出海外航线，我们依然看到一种缩微版的船型，被装上动力，保持着它优美的外形，游走在台湾海峡或者内河水道，曾经的梦留给了远洋巨轮。
在漫长的航海生涯中，漳州海商拥有了一系列相应严密的组织和工艺精的船。
福建海岸线曲折连绵，岛屿星罗棋布，台湾海峡寒暧流在这里交错，风向、风力变幻莫测，夏秋季节，台风肆虐，由此被视为世界十大恶水，海峡里两个浪峰之间一般在20米左右，这就意味着航行在这一带的是至少在25米以上的大型坚固的木帆船。
所以，月港商船正如史料记录的那样，船身通常长达十余丈：宽三丈五尺：载重200-500吨：载员200~400人：到17世纪：前往马尼拉的商船载重实际上往往超过800吨，船上搭载500名乘客，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次寻常的出航往往乘员上千。船长有时会让妻妾同行以消遣寂寞，水手有时会带上儿子以纟段炼他们的意志。人们有时还会用一些简陋的木容器种上葱、姜以调理口味。造这样一条船大约花费1000两银子，有时可能达到2500两，造价是当年漳州总兵俞大猷战船的3倍以上，一年的维修费用又花去五六百两银子。船员已经有了精细的分工，除舶主外，有：财副，掌管货物、钱财总扞，协船上长和二碇，司碇一迁、二迁、三迁，司桅索押工，修理船中器物择库，清理船舱香公，负责祭祀总销，管理伙食另有水手数十名。他们必须齐心协力才能走完危险的旅程。
这个时候，人们泛舟大海不再仅仅依靠季风规律。
最迟在南宋，指南针已经成为主要的导航定位工具，火长一商船的引航员一昼夜守候它，毫厘的差错，在茫茫碧波中都将走向不归路。水手们从出发地飘向目的地的时候，掌握了转向规律，由此发明一种叫“针位点”的技术，凭着这种技术，人们找到指示方向的“针路”，从此，大海有了航海人自己的“路”。平衡舵，另一项中国人的杰出发明。在宋代，安装了平衡舵的商船，已经穿梭在《清明上河图》里花团锦簇一般的汴梁。文人逸士喜欢的竹子启发了工匠，他们发明水密封舱，让今天所有航行在大洋中的船还保留着他们的奇思妙想。如果1628年瑞典那艘威武的“瓦萨号”战舰能够采用中国人的这项发明，那么，它的首航就不会成为灾难之旅，而人们也就不可能在380年后在它当年的沉没地点找到它那威武的骨架。
风帆作为远洋航行的动力工具，它的技术改进提升了航速。为了支撑庞大的船身，一条远洋商船往往要配备三十多米的主桅，头桅有时高达二十几米，如果不够，还有尾桅。大桅顶端，有时还加10幅小帆，人们称之为野狐帆。顺风时，船张开大帆，遮天蔽日般地在洋面徐徐滑行风息时，就用野狐帆而风偏时，利蓬——种安装在蒲帆或篾帆的帆面的硬帆，像鸟儿的翅膀一样张开，顺着风势推动船只轻盈地滑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