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彤乘车去汽车站，经过“贺家土”时，恰巧胡大成和他的爸爸上来了，出于礼貌，彤热情地招呼这个将成为她的搭档的小弟弟，但他的爸爸还是不放心，一个劲地叮嘱周彤，要她好好照顾胡大成，彤答应了。
下车时，周彤遇着了刘康。
当她教胡大成填表时，他走了过来，他和彤之间因为天气有了小小的“争论”：
周彤写的是“多云”，而他指点说：“还多云呢？写晴！”
彤抿抿嘴，不服气地说：“上午还是阴天呢？”
“明明是晴天。”他的声音响起来。
彤忙看了一眼胡大成手中的表格，写的“晴”！算了，周彤不想再跟刘康争下去，她马虎地在“多云”上重叠地写“晴”了。
“你跑哪趟车？”周彤问刘康。
“跑郊区。好远！”他将手中的表格递给彤，不高兴也不平的说。
周彤侧过头看看，哇，全是她不熟悉的地名，原来他跑十四路车。彤有些遗憾：“本来，你是跑我们这路车的，可惜……你得去找你的班主任。”刘康还没有时间表，彤为他担心。
后来，周彤告诉一无所知的胡大成有关客流调查规则时，刘康悄悄地走了。
当彤不见了他的身影，目光便四处搜寻。还好，他穿的是天蓝色的上衣，彤不久便看到他在不远处的十多米处，彤伫立着望他。他回过头，又看见了彤，彤脸发烫，赶紧转过身，带着胡大成往他们的车上去。
彤和胡大成上了车，胡看前门，彤守后门。他们记着乘客的数目，倒也兴趣盎然。开始前两趟车，他们点的人数有小误差，到后来他们熟能生巧，摸清了规律，错误就没有了。
前门的售票员阿姨叫潘腊庭，短短的男式女发，穿着西装短裤，活泼而带些孩子气。她爱走到后门来，有时是随便讲两句话，有时，是拿一只金龟子抛到彤旁边的售票员阿姨陈卫红身上，开个小玩笑：“这是‘哼横’，不臭的。”弄得陈有些生气，因为她很爱清洁。
后门很容易出故障——开不了，彤的记录就常常是空白，很多次陈阿姨不得不起身，将手伸入车门上的那个铁箱中探探，常常满手的油污，彤将随身带的抹布递给她，她也只是撕一小块擦手。
售票员阿姨也有苦恼的时候。当在起点站时，一个卖雪糕的妇女在车上叫卖。当车启动时，她没下去；当车开动时，她就下不去了。陈、潘两位阿姨联合起来对付她，非得让她补票不可。卖雪糕的大婶执意不肯，气得脸通红，呼呼地吐气，在车厢中更热烈地叫卖起来。
到了第二站，她想乘机冲下去，两位阿姨堵在门口，等其他乘客上下车后，迅速地关门，让她下不去。这样又过了一站，双方还是僵持着。彤有些同情卖雪糕的，希望她能想清楚，早点买票早点下车的好，毕竟她在车上已经卖出许多支雪糕了。可是，卖雪糕的开始骂骂咧咧，全车的乘客都盯住了她。彤对她的关切之情也一下子消失殆尽。
周彤深深体味了一个售票员的艰辛：一天六个多小时的车程，所带来的颠簸与劳累，不算什么；完不成任务，要扣工资和奖金，不算什么；要忍受汽车里时时弥漫的，让人头晕的汽油味，不算什么；……可怕的是，要忍受类似这样辱骂的对人格和尊严的侮辱。
周彤也意识到了：车站的管理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不小贩怎敢到车上叫卖；为什么许多行业呼唤：顾客（乘客）是上帝。原来他们需要的并非单纯的利润，还需要顾客的理解、尊重和支持。周彤希望世界充满理解的爱。
汽车“嘎”地停住了，将彤从思绪中拉回来，彤赶紧清点人数。
一位穿裙子的三、四十岁的阿姨站到了售票员前，她的神态紧张：“同志，真对不起，我忘了带钱了。”
彤吃惊地转过头去，看着陈阿姨，她微微一笑：“算了，没关系。”她走下座位，在摇晃的车厢中卖票去了。彤又一次地思索前后这两件事，心中有了答案：
原来陈阿姨她们看重的并非金钱，而重视的是乘客的理解、尊重。那位卖雪糕的在车上叫卖，影响了车上的正常秩序、卫生，影响了售票员正常的工作，她对她们不理解不尊重，还出口伤人，她们对她的态度也只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而对待将她们当做“同志”的乘客，她们就如春天般的温暖。
后来，又有老奶奶忘带钱，她们也算了；有乘客要搬运较重的行李，她们也帮忙……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在她们的身上闪光，她们赢得了周彤真诚的尊重。
彤也常将自己的座位让给老人、带小孩的阿姨等。在车上，许多人都爱用一种好奇、惊讶的目光看彤和她胸前的“客流调查员”证，因为彤心中有一种使命感，害羞的她在众人的注视下，也没有红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