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我也一直以几位恩师为榜样，以身作则，亲力亲为。那时的研究生比较少，我一年也只带2~3人，我坚持每周至少和我的学生见面一次。我认为，言传身教远胜于课堂单一的讲授，所以我常常还会和他们在一起谈人生、谈为人、谈处事。我的教材都是根据自己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心得和科研成果亲自撰写或编辑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交流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好方式。我也很赞同教师上课写板书，这样比起现在一些流于形式的电化教学，更好地体现了一个老师的思维过程，同时也更容易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引领着他们与老师一起思考。老师讲课要有激情，有吸引力，有时要用一些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给学生们以视觉冲击，这样能更容易强化他们的记忆。直到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上高中时，一位化学老师为了配平一个很长的化学方程式，从讲台这边跳到那边再跳到这边的场面；还记得关老师的板书、还记得英语老师的音容笑貌。到了后来，我指导的这些学生们大都事业有成，许多同学还同我保持着联系，有时他们遇到重大决定或是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或是来成都和我商讨。我60岁生日的时候，几十个研究生从国内外赶回来为我祝寿，能被学生这样惦念着，也是为人师者一生足以欣慰的了。
我一直认为读研是我人生经历的一个转折点。读书是改变人的一个重要途径，要成才各种道路都有，但想在学术上有一定建树，读研是最好的途径。只有当你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后，才能具有在科学的海洋中乘风破浪的技能。
我一些突出的学术成就都是在电子科大研究生学习后做出来的，对电子科大，我有着一种植于心底的独特情感。前后我在电子科大度过了近四十年。读本科时，我以进成电而自豪，当老师后，我与学校共前进，看着她如何成为首批“211”大学，如何又走进“985”工程，如何一步步发展，如何一天天壮大。电子科大，我一直引以为傲，这是我度过人生中最宝贵年华的地方！
虽然我已经离开学校研究和教学一段时间了，但我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电子科大的发展。我衷心希望电子科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要不断反思、总结学校的发展历史，在继承学校优良传统的同时，更要与时俱进，把电子科大建设为一个既能传授知识又能育人的知名学府。我赞成以“求实求真，大气大为”为校训，这既有做人的标准，又体现了办学的理念。希望电子科大的同学们能发扬“求实求真，大气大为”的精神，志存高远，戮力前行。最后，我以一名老成电人的身份告诫同学们，记住中国的一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付出绝对没有收获，有付出就一定有收获，只是早迟而已。我期待成电学子能为学校、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辉煌！
整理卢阵刚赵春娟
用知识谱写人生
叶玉堂
我一直很热爱学习和科学研究，当年初中升高中时我以县里第一名的成绩，来到了北京大学学习。为了进一步深造，我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进修班；考研时，选择了报考电子科技大学。后来就在成电继续从事教学科研事业。之所以选择了成电，是因为成电和其他学校相比，更注重科研的应用。而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踏踏实实做学术求真求实，为成电、为祖国的科研作贡献。我们当时的学习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是我们这些学生们都丝毫不懈怠，大家的治学态度都很严谨。只有在实验室搞科研，只有与学生在一起，只有和自己的科研课题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充实，我才会收获快乐。有些人在河边泡杯茶，一坐一下午，这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专注于学术，与学生交流，那样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对于学术腐败，我一直深恶痛绝。前不久方舟子挨打的事件令我很痛心，做学问的人，应该清廉，专注于科技贡献和发展。中国真正缺乏的是一种诚信，中国的学者应该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扎扎实实搞科研，绝不能让学术腐败泛滥，这样才会让中国有更好的发展。
真正的教学生涯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才开始的，我曾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求学，最后留在电子科大一直到今天。我认为与其他两所高校相比，电子科大在教学与科研的应用方面做得最好，充分地满足了国家发展的需要。1986年，我以电子科大同龄考生第一名的成绩由国家教委选拔录取，公费到美国Delaware大学留学，师从世界著名的光电子和集成光学专家R. G. Hunspeger 教授。刚回国进行科研建设的时候，发现我们国家仪器设备和美国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就克服困难从外国买材料，接着做研究，即使没有条件也要想尽办法创造条件。现在国内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学生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学习要学有所用，我一向很重视产学相结合，课堂与实验室相贯通，把所学的东西延伸到实用生产当中去。
我在电子科大有两位恩师，一位是裘明信，另一位是刘树杞。在科研和人生的道路上，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指导。老一代教授认真、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对我的影响很大，现在我对研究生的很多指导也与当初老教授的指导如出一辙。令我感触颇深的是刘树杞教授告诫我不能光埋头工作，要多反思总结，经常写出论文报告。对于这点我深有体会，边工作边总结才能更快地提高，也只有这样，才会对科研中的新问题有新的理解。
能在清贫与寂寞中奋起，用知识去谱写自己的人生，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类学生，因为他们往往更有激情和毅力。我有一个学生叫潘明，他家境贫困，原来睡在猪圈上铺一层板的简陋小床上，但是他特别优秀，十分勤奋，我很欣赏这样的学生。我这个团队的成员完全是靠实力，靠能力说话的。我主张学生要做事、学东西，很重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如果大三能进我的团队，到本科毕业基本上已具备其他学校学生研究生毕业的水平。并且电子科大的这个光电研究团队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名列前茅的，一些难度很大的项目，我们电子科大的团队可以高质量地完成。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我们已有很好的口碑，尤其是东莞的一些企业争着要和我们合作。当然，这和我们团队科学严谨的作风是分不开的。
我很高兴看到和我一生相伴的电子科大发展得越来越好，清水河校区建成后，我心里也油然而生一种属于成电人的骄傲和感动。几十年来，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的成电的发展凝结了几代人的汗水啊。我去过清水河校区，那里很漂亮，很有气势，科研教学氛围浓厚，我们成电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我即将退休，也许我得了“职业病”吧，即使以后退休了，只要还在成都，还会经常到实验室，因为我还有没带完的学生，没搞完的科研工作啊。我一直很喜欢电子科大的学生，也很看好电子科大的学生，任何一个电子科大的学生，只要能潜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学问，都会有一番作为，达到甚至超越我的高度。
我想对每一个孜孜求学的成电学子说，不为浮华所动，不为清贫所移，潜心钻研、孜孜求索，要立志成为祖国和民族的栋梁！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奉献于成电，心系成电的人，我们的成电才会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成电才会不断迈上一个个新的台阶。正是他们谱写了成电的历史。仿佛是那银杏海中挺拔的一棵棵参天大树，矗立于成电校园之中，金黄灿烂的银杏叶簌簌地飘落在校园的林荫小径，印上了成电的影子，成为永恒的记忆。
整理韩丙超周洋
我在成电三十年
彭启琮
不知不觉来到成电已经三十年了。当初，刚过而立之年；如今，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
宁夏十年，磨炼意志
1968年，我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个小工厂当工人。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被抽调去参与电视台的筹建工作。完全是白手起家，从头做起。将原来的办公楼改造成为机房和演播室、制作电视中心的设备、改装发射机、竖铁塔、调天线等等。三月份从一无所有开始，“十一”要准时开播。时间紧、任务重，非常劳累，且有一定的危险，但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装一个电视转播车，得向国家计委申请一个大车底盘。我到长春提货，开到北京改装，又到哈尔滨，冒着严寒将装饰用的铝型材拉到北京使用。
凭着激情和钻研精神，一帮年轻人经历了从电子管到晶体管设备、从黑白到彩色、从直播到录播、转播中央台的节目、设计和建设新的彩色电视大楼等等。在宁夏电视台的工作，不仅涉及电子学和工程学的问题，也使我的团队意识、领导力和执行力得到很好的锻炼。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更是对于精神和意志的很好锻炼和考验。
在宁夏多年，我的工作和生活逐渐稳定，也有了家庭。但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开放了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我的机会来了，几经思考，我决心放弃已有的一切，考研。
发奋考研，体会成电
考研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一是阔别书本十多年，在紧张工作的条件下，捡起来难度很大；其二是从中学到大学都学习俄语，英语对于我而言是全新的领域，从零开始。我跟着电视台的英语启蒙节目，开始了英语学习。要以这样的起点和水平，参加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所下的工夫可想而知。白天在电视台上班，午夜以后播出结束，我才回家开始复习功课，往往筋疲力尽。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终于考取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研究生。
为什么来到成电？一方面成电汇集了南方半个中国电子学方面的师资及设备；其二，四川是我的家乡。
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的教学以及科研条件还比较差。比如，只有一台DJS—130计算机对外开放，总共32M内存，分配给操作系统和8个用户，每个用户只有2M；输入用纸带，输出用电传打字机。机器出故障，所有的工作都得重来。为了使用这样一台机器，大家经常排队到深夜。
成电学生很刻苦，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电人的努力和吃苦精神，给我以激励。
成电带给我的感动，更多的来自老师。我很尊敬我的导师张有正教授。张老师学养深厚，对自己和学生严格要求，对名利淡泊，给我以深刻的影响。从陈湖、顾德仁、李乐民、张宏基、张世萁、洪福明、陈尚勤、黄香馥等老一辈师长身上，我学到许多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
公派留学，体验美国
1986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公派留学的机会，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做访问学者。
初到美国遇到了很多困难，主要是文化冲击和语言的障碍。
很感谢我的导师Van der Ziel教授。他是明尼苏达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两校的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人称“世界噪声界第一人”。这是一个非常谦虚、和善的老人。他的敬业精神很让我感动。他已经80岁了，还每天开车到实验室工作，直到他的驾驶执照被保险公司吊销。他只能通过电话“遥控”指挥实验室的运转。我被要求每天定时打电话汇报情况。
美国教育对于老师的严格要求、对学生的育人方法，让我感悟很深，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在成电的教学和对研究生的培养。在美国的大学里，不管有什么样的头衔，即使非常有名的大教授，也必须讲授本科生的课程，教授们也非常乐意这样做。学校很重视学生的兴趣、创新能力和工程素养的培养。学生整体上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欲望和实践能力。但一些美国学生的基础不够扎实，这点和中国学生正好互补。
在我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时，Van der Ziel教授希望我能留在实验室，继续辅助他工作，并为我做好了留在美国的各种准备。我很感谢老教授的器重和关爱，但回国与否是一项很重大的抉择。美国不是我的国家、美国的文化不是我所钟爱的文化，我不可能融入，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回国。
再回成电，执起教鞭
再次回到成电，我非常喜欢学生以及校园的氛围。做科研，搞教学，指导研究生，虽然非常忙碌，但我乐在其中。
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眼神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时常感染我，也促使我一直坚持教授本科生的课程。我对于学生的要求比较严，除开他们的课业任务，我更一直在考虑如何育人，尝试通过我的教学让他们掌握终身有用的知识和继续学习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应付考试。同时也思考如何培养他们为人处世，比如师生的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善待他人等，这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在应试教育盛行的今天，谈何容易？
我们课题组承担了我国新型战斗机和载人航天飞船的风洞测试任务，用新的技术手段，圆满地完成了有关的重要任务，从而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在自身的科研过程中，我们认识到DSP（数字信号处理）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而我们的课程，离实际应用还有很大的距离。我和同事们积极投身于《DSP技术》课程的设计和建设。我们从自己有限的科研经费中拨出一部分，购置计算机和实验设备，开建实验室，编写了教材，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这门以工程实践为主的课程，当时在全国尚属首例。《DSP技术》获得了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的一致肯定，从而荣获了2001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我很欣慰。
通过课程组老师们的共同努力，2003年我们的《数字信号处理》被教育部评选为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和首批“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我们的教学团队，被评选为“国家级教学团队”；我们的实验室，则被评选为“国家级示范实验中心”。
也是在2003年，我本人被教育部授予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授奖。我一方面深感荣幸，另一方面也深感惭愧。我想起了我的老师们，小学和中学的老师、清华的老师、成电的老师、国外的老师，他们才是真正的名师。他们对我的培养、呵护和提携，造就了我，我将永志不忘。还有课题组和课程组的同事们，是他们的废寝忘食、通力合作，才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三十余载经历成电
从初入成电到为人师表，我在成电的学习、工作已经历了三十载春秋，见证了成电的巨大变化。
以前简陋的体育场、破旧的筒子楼、凹凸的炭渣路、落后的教学设施……依然历历在目。这些年来，学校先后进入“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沙河校区的改造让成电焕然一新，宽敞明亮的教室、先进的实验仪器、完善的生活娱乐设施……随着清水河校区的新建及逐步完善，带给老师和同学们更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成电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