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完之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了三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邀集湖北、广东省委和武汉、广州市委负责人开了四天汇报会，这是继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办汇报之后，毛泽东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的开始。
5月2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再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次讲话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省市委书记汇报会提出的一些意见。
两次讲十大关系的记录，10个小标题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4月25日的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3天讨论和4天省市委书记汇报时提出的一些意见。
毛泽东在5月2日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十大关系。1965年12月27日，根据刘少奇建议，并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这次印发稿，以4月25日讲话为基础，吸收了5月2日讲话中的部分内容。整理时，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过高估计战争危险，忽视发展沿海工业，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缺点错误等内容，都没有收进去。
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泽东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重新整理稿于7月13日由邓小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版选集时再公开。”
这次对讲话的重新整理工作，是在胡乔木主持下完成的。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原讲话中“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恢复了1965年整理稿中许多没有收进去的内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
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不用说有了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在批评有些同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还说：“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谈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毛泽东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问题，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有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分析我人民解放军现状时，他批评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说：“那时的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
在谈到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毛泽东批评了苏联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错误。他说：“据说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1913年沙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确实低于沙俄最高水平，但1951-1955年的平均年产量达到8850万吨，总算是赶上或超过了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谈到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达，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思想，对体制改革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毛泽东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毛泽东吸取苏联的教训，总结了我国多党联合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着名观点。
在谈到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时，毛泽东说：“斯大林不知道是怎样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
谈到是非关系时，毛泽东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谈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毛泽东着重讲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做过的错事。他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除了党内同志以外，全世界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天天替我们辩护，不用工资，替我们做义务宣传，说我们不是铁托。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1948年被斯大林开除出情报局，在斯大林看来，铁托不听他的，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
这些未发表的材料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当时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当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这是举世周知的。至于上述对斯大林的种种具体批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那完全是从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着眼，避免给人以口实。这些内部批评，后来我党中央部通报给苏共中央了。
《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正如邓小平1975年7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上说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例如：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的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等，都被采纳成为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指导思想。但是，也正如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重要的是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
二、召开中共八大
1八大的准备工作
11年前，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头：抗日战争开始显露出胜利的曙光，而建什么国的斗争也已形成暴风雨来临前的浓云密雾。党的七大把握住了这个历史的转折，四年后，它所确定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得以实现。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历史又一次处于转变的关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几亿中国人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八大将如何把握这次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转变呢？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8月30日开始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开宗明义，一开始讲话就说明了八大的目的和宗旨。
总结经验也好，加强团结也好，目的都在于建设。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八大召开前后反复作了强调。在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讨论八大议题与发言安排时，毛泽东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1／3是讲建设。毛泽东在这里提的报告是八大的政治报告。他说报告的重点在建设，实际上也就是讲八大的重点在建设。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此讲得更明确。他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而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犯错误的根源。八大闭幕以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讲道：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几年，这么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八大是按照《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来设计的。在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方面，八大提出要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批评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意义而忽略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观点，要求进一步发展轻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八大确定在“二五”计划期间要增加对轻工业的投入。在工业布局方面，八大提出要注意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强调要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发展沿海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在中央经济部门和地方经济组织关系方面，八大提出要把两者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关系方面，八大强调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要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和保证农民能够增加收入，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在民族关系方面，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方面，在处理反革命问题上，八大都把《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具体化了，并形成一系列政策规范。刘少奇后来曾说过：“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当然，八大路线并不是简单重复《论十大关系》，它比《论十大关系》更丰富、更具体、更全面，有些方面还比《论十大关系》有所前进和突破。比如，大会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提出必须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是《论十大关系》没有提及的问题，而在毛泽东本人那里，对反冒进尚持保留态度。又比如，陈云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体——补充”的构想，大会确认了这一构想，指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集中经营是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主体，分散经营作为其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也是《论十大关系》没有论及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所设计的是铁板一块的体制，在这个体制内，公有制是惟一的经济基础，管理方式是集中经营，市场结构只有国家市场。“主体——补充”的结构，无疑是对原来所设想的体制模式的一种调整，比起那种铁板一块的体制，它显得有了活力。
毛泽东本人也在继续探索。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走那个老路呢？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围绕这件“新事情”，为了避免在这件“新事情”上走老路、栽筋斗，毛泽东在八大期间也讲了一些他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未曾讲到的意思。
他谈到掌握新的科学技术问题。他说：“搞经济，我们也有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经济起步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来年间，由于各国(特别是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主要致力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因而到50年代中期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进入发达期，但这丝毫不说明人类的科学技术停止了发展，更不能说明科学技术对起步阶段的经济发展无足轻重。毛泽东不仅提到要学习科学技术，而且还特别提出要学会“新”技术，这说明他在科学技术与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上颇有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