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十大关系
1各部委汇报工作
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新的历史主题。
1956年初，毛泽东刚从杭州归来，一天，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汇报中，他谈起为了准备中共八大的报告，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没想到，毛泽东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薄一波欣然承担了此任。没有多久，汇报就开始了。这个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总共有34个部委的汇报，是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处于高潮，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四个年头时的一次重要的调查和探索，直接为他提出和论述十大关系问题提供了主要的资料。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34个部委汇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首先是刘少奇听取各部委的汇报。1955年12月5日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刘少奇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精神之后，宣布：“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报告，我准备在最近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这个谈话从12月7日开始，到1956年3月8日告一段落（5月以后，刘少奇又约新华社、高级党校和检察院等单位谈话）。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当时逐日编出的《中央大事记》载，前一段共约谈了32个部委（包括国务院直属局）。
日程是：1955年12月7日国家建委、城建局，8日和10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12日煤炭工业部，13日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14日地质部、石油部，15日建工部，16日重工业部，22日计委，27日地方工业部，28日纺织工业部，29日轻工业部，30日手工业管理局，31日财政部，1956年1月2日粮食部，3日商业部，5日外贸部，6日农产品采购部、人民银行，7日劳动部、全国总工会，26、27日计委，2月16日铁道部，17日交通部，18日邮电部，21日民航局，3月5日高教部，6日教育部，7日卫生部，8日文化部。
其次是毛泽东外出调查。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从保定、邢台开始，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
接下来才是毛泽东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这个汇报按“口”的顺序进行。每个“口”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才由各部汇报。具体日程是：2月14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管重工业），15日电力工业部，16日石油工业部，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机部、城建局，22日二机部，25日重工业部，26日石油工业部，27日地质部，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2日地方工业部，3日轻工业部，4日手工业管理局，5日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管交通、邮电），6日铁道部，8日交通部，9日邮电部、民航局；13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管农林水利），15日农业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业部、气象局；19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26日商业部，27日外贸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9日财政部，10日人民银行；18、19、20、21、22日计委。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视察南京市郊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干部、社员亲切交谈。
《大事记》中没有劳动部汇报的记载。劳动部于7月7日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按照这个记载，34个部委，指的是29个部委行局加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这个汇报同刘少奇听取的汇报不同的是：只限于政府财经各部委办局，不包括政府文教口各部和中直机关（文化部、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广播事业管理局于3月7日到10日，向中央报送了详细的书面汇报提纲）。听取汇报的，除毛泽东外，有时有周恩来（参加次数较多）和陈云、邓小平以及书记处其他同志。
再接下去，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3月中旬，正在34个部委紧张汇报期间，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邀集李富春、李先念、贾拓夫、王首道和薄一波开会，传达毛泽东指示：准备组织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要我们分别拟出工业、交通、农林水、财金贸等各方面的汇报参考提纲。工交方面的汇报提纲是由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这三个单位于5月2日后合并为经委）共同拟定的。各方面的提纲拟好并由计委汇总后，3月3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通知，发给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立即着手准备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时间来京汇报。这个汇报于4月下旬开始。到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谈十大关系时，已邀湖北、广东两省委和武汉、广州两市委开了4天的汇报会；在这前后，中央还收到广东、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辖市委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材料。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及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成员。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李富春向毛泽东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二百到三百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一书面汇报。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也雪片似地飞向中南海。
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
毛泽东把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听取34个部委汇报，看成是他新中国建立后的两次调查。两次调查仅隔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前一项调查已经艰苦备尝。为什么事隔一个多月之后，又要花大力气，专心致志地进行这么一项大规模的“汇报工程”？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本身和后来有关的讲话，已有明确的说明。《论十大关系》讲话，一开头就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58年5月1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60年6月18日《十年总结》中进一步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听取34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的目的。
经济部门向刘少奇的汇报和34个部委向毛泽东的汇报，内容大致相同。提出的问题，除了大量是各部门主管范围内的业务问题外，带全局性的主要是以下几个：一是关于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二是生产力的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三是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从经济上看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即重工业内部的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四是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五是关于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真地听取了每一次汇报。
2反思苏联模式
就在毛泽东听汇报的过程中，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令东西方为之震动的大事。2月24日晚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第一次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个后来被称作“秘密报告”的文件，很快便在苏联国内外传开来。西方世界大作文章，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震惊不已，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斯大林这一被崇拜的偶像竟然会犯有如此严重的错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人民日报》于4月5日发表了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文章说，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其“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但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了对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指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文章还对西方某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中伤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向国内外公开表明的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态度。
对毛泽东来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不仅因为他在1955年底即已提出“以苏为鉴”，而且更因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曾亲身经历过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的失误。至少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认为斯大林绝对正确、毫无错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暴露了斯大林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许多严重错误，使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和苏联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反思。因此，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苏联模式，严格说起来应该叫“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就经济方面而言，它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单一公有化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实行超阶段的所有制公有化。1928年中期，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2%弱，20年代末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加速农村公有化进程，强迫命令大批农民加入集体农庄。
第二，以牺牲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源于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前者必须大于两者当年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之和，方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苏联确定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但是却不惜挤压农业和轻工业，一是减少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将资金用于重工业；二是对农业实行高征购，但收购价格却又远远低于农业成本。
第三，超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度发展经济，在苏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速度，二是生产发展速度。苏联“一五”计划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180%，其中重工业生产总值增长230%，平均每年的增长率竟高达36%和46%，实际增长虽然没有达到规定速度，但也是以22%的年均增长率速度发展的。“二五”计划虽然规定的速度较之“一五”计划有所降低，但斯大林仍要求每年至少增长13-14%，而且每年的实际增长速度都超过“一五”计划的相应指标，例如1934年增长19%，1935年增长23%，1936年增长29%，速度仍旧居高不缓。
第四，高积累、低消费的比例。由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因而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重积累，轻消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大量的投资用于盲目上马的基本建设项目，很少顾及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粮食产量竟长期达到不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
第五，以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一开始就形成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列宁在其晚年曾对这种体制作过改进的努力，但随着他的逝世这种改革未能进行下去。斯大林不仅没有去革新过分集权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反而将列宁时期条条块块相结合的体制变成条条为主的统一管理体制，中央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大权；地方的自主权少之又少，1936年的全国总产值中，地方工业仅占10%。本已集中的管理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第六，排斥市场的统一计划经济。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由中央政府制定出详尽琐细的国民经济计划，以此作为全国经济生活运转的惟一依据，产品的产、供、销完全按计划进行，受计划支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没有市场交换的成分。
苏联计划经济的教训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促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进行思考。
3《论十大关系》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讲话。他一开始就向与会者提了这个问题。紧接着他自己作了回答：“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经过近两个月的“汇报工程”，又经过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震动，毛泽东将在今天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全面阐述。
毛泽东一共讲了10个问题：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个讲话的题目因此叫《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前5节说的是经济问题(其实第五节既属经济范畴，又属政治范畴，因为它讲的是分权)，讲话的后5节说的是政治和思想文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