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之后，即1976年2月，已卸任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偕夫人再度访华。此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但他还是高兴地会见了老朋友。尼克松描述说：“他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即便是这样，毛泽东仍兴致盎然地与尼克松讨论了战争与和平等重大的国际问题。毛泽东多次会见美国客人，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顽强的工作中，并没有停止他的理论创造。他根据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大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了世界新格局。1973年6月，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最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提出，第三世界各国团结起来，联合第二世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这是毛泽东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为中国和世界留下的一份理论遗产。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从未间断的。在晚年病魔缠身之时，他丝毫没有减低对书本知识的渴求，读书仍然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从书本中获取抵御痛苦的信念和战胜疾病的力量。他在这段“与上帝约会”的日子里，仍然十分充实，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1974年春以后，毛泽东因患白内障视力受到极大影响并逐渐失明了。这对于一个手不释卷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但毛泽东以超人的毅力去克服它、战胜它。眼睛看不见了，他就让工作人员为他读书报及信件。但这不能满足他的读书欲望，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仍很高，要人读给他听，而一般工作人员难以胜任。为此，有关方面特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专为毛泽东读古典文学。从1975年5月开始，芦荻就按约好时间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念书给他听。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时常向芦荻提些问题，而芦荻也趁机向毛泽东请教有关古典文学中的疑难问题，毛泽东认真地谈自己的看法，有时他们还讨论起来。对于中国古典名着，毛泽东不知读了多少遍。少年时代，他就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爱不释手。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说，《红楼梦》他至少读了五遍。他从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梁山泊英雄好汉、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诸葛亮的用兵之道等，可以常常在他的军事论着中发现。他还是个造诣很深的“红学家”。与一般人不同，他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从中去了解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充分肯定了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他每读一遍就有新的体会，产生新的思想认识，就是在病中也是如此。
毛泽东一生爱读鲁迅的书，早在延安时代，就研读过《鲁迅全集》。他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赞美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特别欣赏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诗句。在晚年，鲁迅的书又成为他战胜疾病困扰的精神武器。1972年9月，正是毛泽东大病一场之后，他得到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这本书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精选出的29篇，由于手稿都写在“语丝”稿纸上，因此字迹清楚，运笔流畅。毛泽东如获珍宝，全然不顾虚弱的身体。他一面研读鲁迅的手稿，一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有的字迹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地往下看，这本手稿成为他病中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
毛泽东患眼疾后，用放大镜看书越来越困难了，有关方面就将1950年出版的带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大字线装本，送给毛泽东。出版社印好一卷就先送去一卷，而毛泽东收到一卷就阅读一卷，当他收齐十卷，他也就读完了10卷。书中他画了许多圈圈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下“1975年8月再阅”的字样。后来，毛泽东不能看书了，他就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一次，他要工作人员读《鲁迅全集》第五卷中《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是一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用“吃烂苹果”为比喻，主张正确的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错误的批评，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错误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很赞成鲁迅的见解，读到精彩之处，他就高兴地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他的思绪随着鲁迅的笔墨在运转，他忘记了病痛。病魔在他这种顽强的精神面前，似乎也要退避三舍。
乐观和自然，是毛泽东对待疾病乃至对待生死的一种基本态度。顽强的精神，给予他战胜疾病以内在的力量，而乐观、豁达、自信、自然，则是这种精神的外在体现。对待疾病，甚至于死亡，他都是如此。对待疾病，毛泽东以“既来之，则安之”一语来形容。他不大相信药物的力量，也不太相信医生的话，生小病就不肯吃药。他认为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有发挥作用，应该调动自身的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自身抵抗力就会衰退。他还说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他的这套“理论”有时还真奏效，一次，毛泽东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痛得他直吸凉气，但他硬是没听医生的劝告，拒吃抗生素，过了几天，病居然好了。
对于“死”，毛泽东也不陌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多少战友牺牲在他的身旁？他的亲人中有6位先后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而献身，他本也有九死一生的经历？1947年，国民党轰炸毛泽东在陈南庄的住处，炸弹就丢在离他只几米远的院子里。1971年9月初，林彪集团企图趁毛泽东南巡返京途中炸毁火车，后因毛泽东的行动提前而未遭不测。
毛泽东并不害怕死，他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接见来华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时就谈到这一问题。他引用中国一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来说明这一自然规律。他甚至预测了自己死的方式，他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想我会怎么死呢？第一是有人开枪把我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害病被细菌杀死。人死了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蒙哥马利被毛泽东的话震动了，这是一位怎样清醒的伟人！
1974年9月，毛泽东接见了还未正式与我国建交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此时毛泽东身体较弱，眼疾加重，当马科斯总统与毛泽东握手后再介绍他的夫人时，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直伸到毛泽东胸前，毛泽东打量着这位光彩照人的总统夫人，脸上浮现出了幽默诙谐的笑容。他从容地托起这只纤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潇洒地行了个“洋人”的礼节，这使总统夫人感到无比荣幸。毛泽东的这一举止将在场的工作人员搞懵了，就是最机灵的摄影记者也没能反应过来抢下这精彩的一瞬，他们脑子里全装着老一套的外交礼仪。等他们反应过来，无不为年届八旬且身体虚弱的毛泽东那敏捷的反应和超越常规的天性所表现出的潇洒幽默的举止所叹服。
毛泽东经常风趣地将“死”称为“去见马克思”。他曾幽默地对蒙哥马利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待4年就足够了”。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说：“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啰！”1975年底，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南斯拉夫客人，临别时他无不风趣地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见面。再见！我不能送你们到门口了。”毛泽东在外宾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病体，并喜欢和他们谈论“马克思”，“上帝”，他告诉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那神秘而开心的表情真像生活中有个美好的约会在等着他。
在毛泽东生病的这几年，他不仅与外宾会见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情绪，就是平时，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也看不见他有任何痛苦或悲观的表情。就连医生给他看病时，他也常以风趣幽默的言谈解除医生的紧张和顾虑，每次治疗都在一种和谐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1975年8月，毛泽东的白内障已到成熟期，就要做手术治疗。对于这次手术，医术高超的主刀唐由之大夫说他只有80％的把握。虽是小手术，但因是给伟大领袖做，手术刀就显得格外沉重了。但是，毛泽东却反而给人一种乐观自信的感觉。就在他临上手术台之前，他让工作人员播放一首他特别喜欢的昆曲：岳飞的《满江红》。这首曲子高亢有力，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毛泽东和着这铿锵的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从容镇定、乐观而自信地上了手术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边听乐曲，医生边给他做手术。乐曲不仅表达了他那无所畏惧的精神和乐观的情怀，也为医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手术只进行了七八分钟，而且非常成功。一周后，他的眼睛得以重见光明。
毛泽东和所有的人一样是无法抗拒自然规律的。但是，他以顽强的精神，乐观而自然的风度走出了因疾病而困扰的逆境。在将要“与上帝约会”的日子里，他仍然生活得充实而洒脱。他是带着力量和自信，焕发着智慧和光彩，演奏着人生的最后乐章。
（二）率先垂范，彪炳青史
1949年3月25日，阔别古都31年的毛泽东满怀胜利的豪情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登车前，一向喜欢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事例说明复杂问题的毛泽东说过一句既幽默又严肃的话，向天地，向未来，向人民，向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发出庄严的誓言——“我们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做李自成！”面对即将全面执政的新考验，他自信而坚定地指出，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草根，百事可为。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此时，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的毛泽东，看到了将要成立的新中国正如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同时，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执政党拒腐防变、巩固政权、建设新国家比打天下夺取政权更为艰难。
1300多年前，号称开创唐朝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与谋臣议政时就揭示了守成艰难的道理。当时房玄龄总结道：率兵起事的时候，群雄四起，经过南征北战，逐鹿沙场，才取得了天下，可见创业艰难！然而，魏征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之业，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可见，守业更艰难。唐太宗听了这两位臣子的见解后指出，房玄龄与我一道打天下，出生入死，所以才深知创业之难；而魏征协助我治理天下，唯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所以认为守业更难。但创业之难毕竟已经过来了，而守业之难，才是今后应该为我们所高度重视的。
为了记取历代农民战争的血的教训，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早在1944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就提议党中央印发着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介绍了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它的主要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堕落，政治上你争我夺，进行宗派斗争，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于1645年陷于失败的历史过程。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告诫全党：“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9年，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向全党敲响了反骄破满、拒腐防变的警钟：“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进一步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些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文字，反映了毛泽东对党即将面临的全面执政的严峻考验的思想准备和防止党蜕化变质，脱离民群众的远见卓识。
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拥戴，不是靠听共产党的口号宣传、许诺来确立的，而主要是靠观察共产党的行动来建立的。不做李自成，走出历史的怪圈，不蹈历史的覆辙，重要的是拿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措施和钢铁般的行动！因此，3年后，七届二中全会上那拒腐防变的执政宣言还回荡在一切头脑清醒的共产党员心中的时候，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又打响了反腐败的枪声。当年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的英雄竟然倒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令人触目惊心。
建国初期，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的各级干部，从总体上讲是生机勃勃、廉洁勤政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为人民兢兢些业地工作的。但在极少数党员干部中开始滋长着毛泽东几年前所警惕出现的那种危险倾向。解放才不久，在北京的市屑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在贪污分子中，财经、企业部门占402名，公安部门占112名，共产党员占105名，老干部占79名。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的党员干部勾结土匪杀人放火。对此，群众无比愤怒。
1951年冬，共和国的第三个隆冬，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宽大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一沓沓经秘书整理后刚刚送他阅示的各种文件。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的犯罪材料。刘青山这个打十三四岁起就当长工，红军时期参加革命，15岁入党，曾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年轻老干部”，逮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同样出生在一个穷得连红高粱面粥都喝不饱的农民家庭，1933年入党，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犯罪被逮捕前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天津专区是河北省各河道汇流入海的地区，河堤维修工程最大，河工经营也最多。刘、张利用职权贪污巨款，其犯罪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被克扣剥削的民工说：“我们不是以工代赈，而是以赈代工。”千里迢迢前来参加维修水利工程的民工，辛辛苦苦劳动后，因工资被克扣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有的只好卖掉工具作路费才回了家。
毛泽东严峻的目光盯在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300多年前闯王李自成那功败垂成的悲剧形象仿佛在他眼前不停地浮现。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的意见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二犯处以极刑的意见。但也仍有极少数人认为刘张虽犯罪严重，罪有应得，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对革命有过功劳，是否可以再给他们一次赎罪改造的机会。这种意见并通过有关负责人以向毛泽东求情的形式反映到了最高决策层。
无产阶级的政党，不为儆百而杀一，但杀一何止才儆百！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讨论过，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人，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析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正因为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最后，毛泽东那支用惯了的墨笔——第一次作为殊笔在党内两名高级干部罪犯的处理意见上从容不迫地画上了红色的大圈。
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星期日，河北省保定市东关大校场两声枪响，结束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的生命。这枪声响彻长空，震动山河。整个保定，整个华北，整个新中国都听见了。它再次向全社会、向亿万人民郑重宣布：共产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进城不久，就这样快进行全党、全民总动员，掀起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对于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腐败现象，施以‘巨型爆破’，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更没有想到，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竟是毛主席亲自批的。过去担心共产党胜利了也和国民党一样会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共产党、毛主席伟大，了不起！”这是当时社会的回音，舆论的主旋律。处决刘、张二犯，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古今同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一直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作风，对饮食很不讲究，只要有辣椒就行。他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吃饭不讲钟点，以肚子饿为用餐讯号，而且一天吃两顿的居多，甚至还有一天吃一顿的时候。如果连续工作几昼夜，也可能只吃五六顿饭。他不喜欢总是正儿八经地坐在饭桌旁用餐。他保持了战争年代的用餐方式，随随便便地一把炒黄豆或一个烤芋头，或是一缸子麦片粥，甚至只是一盘野菜马齿苋都可以对付一餐饭。有时吃一碗红烧肥肉，便是最大的享受了。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论是筚路蓝缕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全面执政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品德，心中时刻不忘人民群众，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人民生活陷于严重的困难之中。终生以人民疾苦为忧却又很少流泪的毛泽东，为全国人民在三年困难时期所遭受的苦难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一生追求平等、憎恶特权。他曾提出，将来坐汽车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的，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否则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不谋私、不受礼。他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这是世人皆知，有口皆碑的佳话，而一生不受礼却鲜为人知。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抵达江西瑞金城北60公里的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过去饱经兵荒马乱之苦的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便走了。打开一看，竟是白花花的银元，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曾某。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于是毛泽东、陈毅一行挑灯冒雪赶到大柏圩，通过挨家挨户地寻访，好不容易才找到送银元的小商铺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来的，这钱请收回吧！”“长官，千万不要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商人惶恐不安地答道。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同时还耐心地向商人宣讲了红军的纪律和政策，用事实和行动说明了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几位商人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由于红军秋毫无犯，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当红军撤离时，当地群众包括小商人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称道：“红军纪律严明，自古未有。”毛泽东对在战争年月小商人被迫奉送的银元分文不取，在全国解放后，地方群众出于对领袖的爱戴而真诚相送的礼物，他总是谢绝或回报。
湖北蕲春县云丹山麓一带，自古生产一种人们称之为“水葡萄”的优质稻米，用它做的饭洁白透亮，松软可口，香味扑鼻，而且营养特别丰富。唐宋以来，历代王朝都把它规定为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享用的贡米。解放后，当地农民翻了身，分了田，可以自由地享用这过去只能种不能食的贡品了。为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当地农民于1951年10月把刚刚收割的“水葡萄”包出50斤，寄往中南海，送给领袖毛主席。没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们竟收到毛泽东委托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汇款单和一封令人激动的书信。信中说：“……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消息传出，人们深受感动。正像当年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在《不停顿的革命者》中写道：“我们之所以提他(毛泽东)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民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他的生活绝对简朴，正如他的教导那样，亿万中国人民对他的忠诚和拥戴，在很大程度上说来，正是由此产生的。”毛泽东的拒腐防变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他那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不谋私利、不搞特权的高风亮节，他对党内腐败现象的疾恶如仇，培养造就了一代人，还会深刻地影响后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