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30日，上海发来了一份12000多字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根据这份指示信的精神，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团工作和苏区工运等五项决议案。这五项决议案实际上是8月30日指示信的翻版和具体化。这次会议及决议案从几个方面对毛泽东进行不正确的批评。指责他极严重的错误就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指责他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正确政策，是“富农路线”，是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他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是“狭隘的经验论”、“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指责他肃反上“有很大错误”等等。会议最后决定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同时，会议还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机构的建制，这就在实际上也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的职务。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早已深入人心，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培养了一大批执行这一路线的优秀干部，也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要想在中央根据地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全面贯彻王明的错误路线，势必遭到抵制和反对。所以这次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便直接地、正面地展开了长期的、艰苦的和曲折而复杂的斗争。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紧急的形势下，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书记身份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提议毛泽东任总政委。周恩来于7月29日再写信给瑞金中央局，再次陈述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的理由：“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8月8日，中央局同意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与作战计划。这样，毛泽东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最高军事会议成员的身份参与军队指挥，又回到前线。但是，无论在战略原则上，还是在各个具体部署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中央局的领导人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之间的原则分歧都是非常尖锐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准备召开会议来解决问题。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并讨论如何应敌的问题。“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对毛泽东进行了更激烈的批评和指责。他们指责毛泽东在二三月间曾反对红军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又指责他不赞成向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方面发展的这些正确主张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在红军的组织领导机构上，宁都会议决定取消过去的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上曾决定“毛泽东在前方‘助理’。”但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会后，周恩来专程探望毛泽东。毛泽东诚恳地表示：当前方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1932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至此，终于又一次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从此，直到遵义会议之前，再也没有让毛泽东回到前方。宁都会议后不久，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他们为了推行“左”的政策，继续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随即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派往农村或撤职。这两次斗争，矛头自然是对着毛泽东的。正如后来罗明回忆说：“王明一伙反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威望高，就拿我开刀。”
后来，博古、李维汉等也在回忆或讲话中说道：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以上几例，可以说对毛泽东都是极为错误的处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坚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丝毫的动摇和灰心。不让他上前线了，他就以主要精力做政府工作，领导中央苏区进行各项建设。他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会上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其中一部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收入《毛泽东选集》)。随后毛泽东又深入到着名的苏区模范单位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就乡苏维埃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扩大红军和群众生活，以及合作社运动、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贫农团、宣传队、突击队、革命竞赛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于1933年11月写成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个着名的调查报告。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把这两个调查报告印发给全体代表。并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和注意工作方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又向前前进了一步。这体现在他把调查研究同总结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推广先进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调查研究同完成革命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毛泽东经常说的“抓典型”、“解剖麻雀”、“个别和一般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等等一套马克思主义领导和工作方法的先声。毛泽东身处逆境，面对错误处理，经受重大冤枉和委屈，不消极，而是积极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出重大贡献。
1954年，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曾经吟咏：“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从毛泽东个人的修养与成长经历来看，这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和“宽余”的境界，应该说是从延安时期开始养成的。
西方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长征之后毛泽东的修养出现了重大的和富有意义的变化。当第二次回到延安时，斯诺指出：“我再一次注意到这个人的从容，没有什么能够打动他。”派伊也指出，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人处世有了一种“超然的态度”。长征之后，“人们开始了解了毛泽东，在他超然的态度中蕴藏着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比较延安时期前后的照片，我们可以注意到，延安时期及其以后，毛泽东的体态开始“发福”，这是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成熟呢？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在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曾经感叹地对贺子珍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善于团结人了。
二、生老病死
（一）面对病魔，顽强乐观
生老病死，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不论你是多么伟大的人物也逃不脱这一规律的作用。毛泽东晚年也与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样，经受了多种疾病的困扰和折磨。20世纪70年代初，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衰弱了。每到开春和入冬时节他总要生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1971年春天，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日夜咳嗽不止，医生确诊为大叶性肺炎。欲治此病，不能劳累亦不能吸烟，而这两点他都无法做到，这样，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以至因咳嗽而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后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护理，病情才有所好转。
1971年秋，由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连续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吃两三次安眠药也无济于事，加上工作过度劳累，1972年1月，他再次犯病。由于心肺病及严重缺氧而引起突然休克，他完全处于昏迷状态，经过医生紧急抢救，才慢慢清醒过来。这次休克，使他大病一场。
1974年春，毛泽东的眼睛看东西非常吃力，逐渐模糊以至看不见了。后来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轻重不一。这种病是在黑眼珠的瞳孔位出现白色反光，使晶状体变混浊致使眼睛逐渐失明。此病的麻烦就在于不能马上进行有效的治疗，要等待它经过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和过成熟期等几个阶段后才能进行手术治疗。这样一直等到1975年8月手术后，毛泽东的一只眼睛才得以复明，他经历了600个日夜的失明之苦。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患心肌梗塞，幸亏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毛泽东最后的年月里，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些含混不清的声音，他的行动也更加困难，双腿似乎难以支撑他那高大的身躯，只能靠人搀扶着勉强挪动步子……可以说死神在向他招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在与上帝约会了。在这段“与上帝约会”的日子里，他没有一般人痛苦、悲观甚至恐惧的表情，他以革命家大无畏的精神，顽强而自信，潇洒而充实地行进在这人生最后的旅程上。毛泽东对待疾病的态度同对待一切恶势力和反动派一样，首先表现出决不屈服的顽强精神，他在病中仍然顽强地工作着，以工作来战胜疾病的困扰。
毛泽东虽疾病缠身，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思维仍然十分敏捷，他日理万机，一刻也不停下工作。他病情加重时，双手连拿文件的力量都没有了，就让工作人员将文件举在他面前阅读。他的视力衰弱而逐渐失明了，他就让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他领导着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遏制着江青集团的异常动向，他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警惕着我国国防的安全……他在工作中与病魔作斗争，在与病魔作斗争中顽强地工作着。病榻前会见外宾，定下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这是毛泽东顽强工作精神的一个突出例子。
1972年初，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由毛泽东的“乒乓外交”解冻，经过秘密接触而发展到了实质性阶段。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此时，毛泽东虽在重病之中，但仍清晰地记得尼克松到京的日子，他在病榻上不时地询问专机抵达的时间，到京后的情况。就在尼克松总统一行刚刚抵京4个小时，毛泽东就决定亲自会见尼克松。这一会见，是尼克松访华的一项重要日程，但没有具体安排在哪一天，就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没估计到他这么快就要会见美国客人，于是手忙脚乱地帮他准备起来：理发、更衣、换鞋……尽量使毛泽东显得精神些。21日午后，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在他的住所里会见了总统、基辛格博士和随员洛得先生。对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会见，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生动详细的描述：“他的身体显得十分虚弱。在我进屋时，他的秘书扶他站立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的话不能说得很清楚。后来周恩来告诉我，这是由于他患支气管炎之故。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病的后遗症。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但病容使他脸呈蜡色。他的脸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锐敏的。他的手看起来不像老人的手，并不僵硬，而且皮肤柔软。”“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约，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间把许多思路糅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即使在讨论严肃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喜欢发出令人骇异的话语。他开怀大笑说：‘在您上次的竞选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说，那您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他高兴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站在右的一边，还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随便说出了戴高乐的名字。毛泽东表示异议，说，‘戴高乐是另外一回事。’他接着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的。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毛泽东与尼克松谈得那样投机、热烈，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基于毛泽东的健康，原定这次会见为16分钟，由于毛泽东完全为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吸引住了，谈话足足进行了1个小时。尼克松这次访华非常成功，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
为了继续发展中美关系，基辛格国务卿于次年2月再度访华，2月17日晚上11时，毛泽东在他的住所里接见了基辛格和洛得。如同他一年前与尼克松会晤时那样，毛泽东虽然身体虚弱，但头脑却十分敏捷。他谈笑风生地与美国客人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用近乎诙谐的语言谈论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为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调。这次会见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1点半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