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毛泽东果不食言，在10月5日发给华中局林彪并告湖南省委的电报中，除了指示要给他补充一批人枪外，还专门提到：“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因此，后来陈明仁的第二十一兵团参加了广西的剿匪战斗，并取得了巨大胜利。
（三）我的高兴，不在你的世界观方面
张治中(1890一1969)，字文白，安徽巢县人。1949年春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参加国共和谈。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他被挽留在北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从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和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开始的。此后，他们来往频繁，直至1969年春张治中因病去世。1958年，张治中应邀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是他们之间情感交融、无拘无束的生动体现。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毛泽东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则建议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2000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的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道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道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毛泽东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有三道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言之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他的住处吃饭、看电影，并对张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同行？张说：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9月10日上午8时，毛、张分坐两架飞机由北京飞武汉，11时40分到达。是日晴空万里，天气特好，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心地问毛泽东：您昨晚恐怕又是没睡觉吧？毛答：昨晚开了5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先睡一觉吧。毛说：不，天气这样热，我们马上到长江上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车到江岸，又坐船到长江大桥附近，毛泽东从船上扶楼慢慢下水，先埋头水中两三次，让水浸漫全身，然后两手撒向后方，两脚一蹬，用仰泳的姿势出发。跟着，陪游的人纷纷下水。毛泽东游得非常自然轻松，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但仰泳的时候较多，他仰泳时仰面放目，悠然地欣赏着广阔的天空，正如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所写：“胜似闲庭信步”，“极目楚天舒”。他从大桥顺流而下，游了六七华里，这才余兴未尽地慢慢游向船旁，上船时依然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一丝倦意都没有。在此后的视察途中，张治中一直十分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多次劝毛泽东多注意休息。有一回，他和毛泽东的工作人员聊天，谈到毛泽东的睡眠问题，工作人员告诉张：毛主席经常彻夜工作，天亮上床是常事，往往到8点才睡，睡三四小时就起来了。张说：这是不够的，长期下去，难以为继，你们应该劝他早点睡才好。
张治中在1950年写过一篇《六十岁总结》，到1958年8月连同《自我检查书》一并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复张一信：“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距离的……得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此次视察途中，张治中旧事重提：您说我们世界观方面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毛泽东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中曾说，自己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模糊的，而在其后所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有搞清楚吧？张解释道：《六十岁总结》中所说，是指1924年至1948年时期的思想，我虽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留居北平后，通过看报、听报告，又读了“干部必读”的一些书，包括马、恩、列的着作和您的好些着述，我已初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缺点、错误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毫无认识，那就检查不出来了。
噢！毛泽东脸上露出微笑，但又转一个话题说：你在“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张说：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以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政权，您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眼看国家败坏下去，怎么高兴得起来！所以直到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一天，专车在行进中，被邀请同行的张治中到毛泽东座车上去，看到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便问：“这是什么书？”毛泽东说：“这是关于冶金工业的书。”张诧异地问：“您也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到安徽视察时，毛泽东一住下来就问当地借来好些书。张治中到毛泽东房里，看到这些书就问：“这是从北京带来的吗？”毛泽东说：“不，这是刚借来的。”还指着一堆线装书说：“这是你们安徽省志。”显然，他老人家是想在视察中多了解一些安徽的情况。
毛泽东很关心别人的学习。一天，毛泽东正在车上阅读陈寿的《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去。在谈话间，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98%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
毛泽东还爱读《楚辞》，并搜集了不少版本。他在合肥时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答：“未读过。”毛泽东说：“那是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
（四）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
溥仪(1906一1967)即宣统皇帝。满族，姓爱新觉罗，载沣之子，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1925年2月移居天津。1931年底，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执政”，后改称“满洲国皇帝”。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于1945年8月17日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1950年8月移交给新中国政府；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予以释放；1964年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
1961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家里，做了几样家乡菜，邀请五位老人作客，除溥仪外，还有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等。
到了开饭的时候，毛主席请大家进入饭厅，并盛情地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主席很风趣，爱开玩笑，对溥仪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做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呢！”又夹过几片苦瓜放在溥仪盘内：“尝尝我们湖南的苦瓜吧！”同席就餐的“五老”，除溥仪外都是湖南人——主席的老乡，所以主席做了家乡菜请客。主席看着溥仪吃进这口菜，问道：“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溥仪连说：“好吃！好吃！”
主席和溥仪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你还没结婚吧？”主席问。
“还没有呢！”溥仪答。
“还可以再结婚嘛！”主席说，“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饭后，主席和“五老”一起照了相。
1963年11月26日，毛泽东接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的时候，也曾谈到他见过溥仪：“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关于这件事，溥仪结婚后也多次讲给妻子听。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谈到了溥仪，说：“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说到这里，主席又转向在场的章士钊先生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溥仪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感动，他对妻子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这就是幸福！”又说：“主席的钱我们不能收，感情我们领了。这样你说好吗？”妻子同意溥仪的意见。
（五）知我者毛泽东也
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一项命令，任命曾任过清朝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命令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主席毛泽东”。
这是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一项命令，是载涛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的那天起，这位曾任过清朝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得载涛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他高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他也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的顾问？”他更纳闷儿：“我从来没见到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呢？”他不禁从内心深处赞叹：“毛主席伟大啊！知我者毛泽东也！”想着想着，这位末代王朝的皇亲大臣，竟激动得掉下眼泪，哭了起来。
载涛的哭，绝不是悲，而是喜。他喜毛主席英明，真正化消极为积极，他更喜新社会好，使自己获得了新的生命。他满腹心事，无从表达，最后对全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
晚上，他坐下来，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之情。
载涛在解放后有三件事是他最为激动的——一是接到毛主席的任命状；二是接到印有庄严国徽的一张大红请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957年国庆节，定于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阅兵与群众游行大会，届时敬请光临”；三是在生活上得到国家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感到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感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
载涛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总后机关上班，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他们又吃惊又担心：“这么大年纪，怎么能骑车跑那么远去上班呢？”
1952年12月13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即致函载涛：“载涛顾问：我们考虑到您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恐有不支，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日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有马政局临时通知。特此，顺祝健康，并致敬礼。”
接到这封信后，载涛深感党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久，他又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就开始在政协参加学习了。
一天，他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一个电话：“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修吧。”载涛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同志们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他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工厂。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主席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了。载涛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半天他对章士钊先生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送走了章士钊先生，载涛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毛主席日理万机，终日筹划国家大事，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家里的小事呢？我载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尽力为人民干点事，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他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一片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