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也较早地发现了日军的企图。当日军大规模调动部队时，第一战区河防部队就发现黄河对岸日军有异常动向，八路军总部也专门向国民党方面通报了新的敌情。可惜的是，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并没有及时判明日军的意图，国防部军令部长徐永昌一直认为，日军此次集结兵力是在“北边佯动”，目的是“声北击南”。美国驻重庆武官也分析，“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美国顾问史迪威甚至认为，“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心怀侥幸，连军统上报的“日军正在紧急调动第3坦克师团赴河南新乡”的情报，也没当回事。第一战区获取的情报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日军要从陕西直取重庆，有的说日军要向洛阳进攻，还有的说，日军要从郑州打通平汉线，进攻规模最多不超过8万人。无论是最高军事当局还是第一战区，都没有意识到，河南战场并不是配合华中战场的策应作战，而是日军整个“一号作战”计划中的第一阶段，严重低估了日军的战略进攻行动。另外，蒋介石在河南战局紧张、黄河防务危急的形势下，竟将大批精锐部队抽调到陕甘宁围困共产党，使陕甘宁边区的兵力达到50万人。这样河南境内的机动兵力明显减少，抗击日军进攻的力量大大削弱。
随着日军在黄河对岸的调动日益频繁，蒋介石才逐渐从迷梦中清醒过来。他开始意识到，日军可能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河南会有一场大战。蒋介石清醒后，急忙命令军令部拟定作战指导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1944年3月14日和17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第一战区，要求抓紧战役准备，抵御日军的进攻。蒋介石明令汤恩伯制定作战计划，固守许昌、遂平等要点，部署兵力于嵩山地区，与日军决战。汤恩伯在初步掌握日军的动向后，制定了“以防为主、攻防结合、放开大道守两边”的作战方案，所辖兵力分为南北两个兵团，“南兵团”以李仙洲为指挥官，统辖第12军、第29军等兵力；“北兵团”以王仲廉为首，统辖第13军、第85军等部队。汤恩伯在拟制作战计划时，没有在河防一线配置主力，而把第31集团军等精锐配置在平汉路两翼，隐伏在连绵起伏的嵩山峻岭，准备诱敌深入，待日军攻占郑州并沿平汉路南下时，以突然的右侧机动防守反击，拦腰截击日军侧翼，歼灭其有生力量。
中日双方经过紧锣密鼓的调兵遣将和排兵布阵，一场抗战时期发生在河南境内的最大规模战役即将打响。日军此次动用的兵力为8个半师团约16万人，中国军队的参战兵力为12个集团军、近40万人，后者在人数上占据明显优势。此时已进入1944年春天，抗战也进入了第7个年头，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已有很大改善，作战能力明显提升。以汤恩伯的嫡系第13军为例，团以上指挥官均配备了有车载电台的指挥车，师属炮兵营装备有德制75毫米山炮和丹麦制20毫米高炮，团迫击炮连装备了82毫米迫击炮，步兵连配备了12挺水冷式马克沁重机枪和4—5挺捷克式轻机枪。中国空军的战力也得到空前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空中优势。甚至能在美国空军帮助下，远程轰炸东京和空袭沦陷区内日军的战略纵深目标。
中日双方都对河南境内展开的这场战役抱有必胜信心。
东方的天际渐渐发亮，天边的颜色在不时地变幻着，先是由灰暗变成微白，后又从微白变成浅红，后来一轮鲜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跳出，给天空抹上了一片灿烂的朝霞，大地也在霞光之中变得清晰起来。
清晨的空气格外清爽，李金生随着难童学校的队伍在田野中疾行，他们是在向西行进。李金生在队伍中看到了自己十分熟悉的田园风光，看到了身边的绿树碧草，看到了怒放的野花和金黄色的麦浪，同时也闻到了扑鼻的麦香，那麦香一直沁透到他的肺腑之中。李金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陶醉其中，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和归属感。
难童学校是在向登封县转移，他们是在躲避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战火。1944年4月18日，难童学校从郑州出发，出发前郑州已是硝烟弥漫，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大批房屋被炸毁，满街都是陷身火海、哭天号地的百姓，郑州东、北两面同时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城市危在旦夕，师生们惊恐不安，焦虑万分。
多亏了学校有一个历经战火、足智多谋的吴校长。他早已筹划好了学校的逃难工作，制定了周密的西迁计划。出发前，吴校长站在学校的操场前，面色严峻地对大家说：
“同学们，日军已经打过了黄河，正在向郑州进攻，学校要被迫向登封转移。请大家相信，我们还会回来的，一定能打败日本强盗，回到这个可爱的校园。”
吴校长停顿了一下，接着对同学们说：
“这次转移有两个目的地，第一是登封县会善寺，第二是陕西大后方，我们最后究竟转移到哪里，要看这场战争的胜负情况。1941年日军攻陷郑州时，我们学校曾转移到登封会善寺避过一次难，前后有两个多月时间。这次师生们还是先到那里去，听上级通知再决定下一步去向。从郑州到登封有300多里路，我们计划走五天，第一天住曹洼村，第二天住郭小寨，第三天住芦沟，第四天住密县，第五天就能到达登封会善寺。”
听到学校的转移计划，师生们热烈议论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次逃难不比以往，路上困难一定很多，心中不免充满了忧虑。吴校长十分理解同学们的心情，又高声对大家说：
“同学们，这次行军路途远，困难多，全校有1000多人一齐走，年龄大的学生近20岁，小的只有六七岁，还有一半是女生。大家路上一定要扶老携幼，互相帮助，决不能让一个同学掉队和伤亡。让我们同甘共苦，共度时艰，到了登封后重新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吴校长讲完话，教导处王永新主任站到队前，对行军作了具体安排。他说：
“同学们，沿途的4个宿营地我们都有人在打前站，给大家联系住处。在行进中，年幼的同学和女生走在中间，前后和两边都有老师和身体强壮的同学保护。大家在路上要相互提醒，千万不能掉队。刚才已得到消息，日军渡过了黄河，很快就要攻进郑州，我们现在马上出发。”
在吴校长和王主任的率领下，队伍急匆匆地离开了郑州，沿着郑州至密县的公路，向西边的密县方向开去。
当天晚上，学校队伍到达了曹洼村，在村内宿营。半夜里，同学们听到了从郑州方向传来的密集枪声，听人说，日军渡过黄河后正在攻打新郑县城。新郑离曹洼村不远，吴校长担心日军会突然穿插过来，天没亮时就率领队伍出发，上了公路后，往密县方向赶去。
李金生一直走在队伍中间。他之所以没走在队列前后和两边，主要因为他担负一项重要使命。他此刻正和表哥李玉生、马万年、小迷糊等人，用架子车拉着两个沉重的大箱子行军。箱子里装得是全校师生的路费，是满满两大箱“关金券”。这两箱子关金券，是全校师生的路途中的“保命钱”，是吴校长好不容易才从河南基督教会筹措来的。李金生知道，保护好这两箱子钱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它寄托了吴校长对自己的高度信任。河南基督教会为此还专门给派驻了一个外籍会计，她就是美国牧师周懿德。周牧师此刻也一刻不离地紧跟着这两个大箱子，紧跟着李金生他们几个人。
天亮了，公路上西行的人多了起来，密集了起来，难童学校与逃难的人群混在一起，人车交织，摩肩叠背，行进的速度很慢。李金生回头看了一下队伍，不禁有些好笑，在学校长长的队伍中，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挑着行李，有的推着独轮车，还有一些小脚妇女也随着队伍行进，她们都是学校的家属。如果不是师生们都穿着统一的灰色校服，真与身边的逃难人群没什么两样。
看着公路上像蚂蚁一般涌动着的人群，李金生的心情沉重起来。多灾多难的家乡河南，刚刚度过了1942和1943年的连年旱灾蝗灾，就像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脸上刚有一点红润，身上刚有一些气力，又袭来了一场新的病魔，使还未康复的身体重陷魔难。再看看四周的田野，也是刚刚露出一些绿色生机，刚刚盼来夏季麦收，但这一场战争，又将中原灾难深重的农民期盼已久的好日子打得粉碎。
就在难民们像潮水一般向西面慢慢涌动的时候，天空中忽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李金生抬头一看，日军的三架飞机紧贴着地面向逃难的人群飞过来。当飞机掠过难民时，长长的机翼卷起了巨大的旋风，地面立即扬起漫天的灰尘，直迷得公路上的人睁不开眼睛。飞机随后又在上空盘旋了一圈，突然向下俯冲过来，机头闪起了一串串耀眼的火花，密集的子弹射向难民，机身也在颤动后投下一枚枚黑色的炸弹，公路上随之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到处弥漫起了浓烟火海。人群在惊叫哭喊声中被炸得血肉横飞，尸体遍地，难民们像炸了窝一样四处逃散，冲向路旁的麦田、深沟和树林……
飞机在扫射轰炸之后，才翘起长长的尾巴向东北方向飞走。李金生从路边的河沟里站起来，使劲儿抖抖身上的尘土，向公路上看去，他看到，硝烟散去后公路上满地狼藉，到处是血淋淋的死尸、残肢断臂和受伤哀鸣的群众，架子车、独轮车等被炸得支离破碎，包袱、杂物散落一地。
吴校长好不容易才把学校的队伍重新收拢起来。一看还好，只有十几名同学负了点轻伤，心放了下来。这些都益于吴校长事先组织学生们进行过防空训练。李金生对付空袭很有经验，当发现日军飞机过来时，他迅速带领同学把箱子抬到了路边河沟中，钱财丝毫未受损失。
吴校长和李金生分析，日军飞机之所以对逃难的人群反复轰炸，很可能因为难童学校的师生穿着统一的灰色制服，日军把他们当成了国民党正规部队。有了这次教训，吴校长立即把队伍拉下公路，顺小路向密县摸索前进。
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行走，行军的速度明显放慢。由于道不熟，队伍还走了一段弯路。吴校长后来雇请了一个向导带路，才找准了行军路线，顺利到达了第二个宿营地。
下面的路更难走。在向第三个宿营地行进时，乡间的小道坎坷不平，还要时常穿一些荆棘树丛。此外，学校的队伍中有老有小，又携带着沉重的行李，边走边停，队伍拉得很长，像个大爬虫那样一点点地向前蠕动。李金生此时和几个同学抬着箱子艰难行军，因为架子车在公路上已被日军飞机炸毁，只好放弃。吴校长看到李金生几个人抬着沉重的箱子实在吃力，又增加了几个同学帮着抬，总算跟上了队伍。队伍又艰难行进了一天后，才到达了第三个宿营地芦沟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