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中，以中学生为最多，此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学校学生、教师、工人、商人、记者等等。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是54岁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她毅然离开了故乡，与儿子、女儿（蔡畅）一起举家赴法，去受中等女子教育。其次是43岁的徐特立，他是湖南省著名的教育界领袖，也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到法国去做工。贵州省教育界知名人士，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也是如此。这些老前辈的壮举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榜样。勤工俭学中年龄最小的王树棠，只有10岁。15岁以下的还有20人左右。在勤工俭学中还有一批女生，约20人。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涌现出众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陈毅、王若飞、李富春、陈延年、陈乔年、郭隆真、钟汝梅、刘清扬、邓小平、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蔡畅、萧三等等。他们有的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英勇牲牺了，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世界观的原因，他们在留法勤工俭学过程中，并没有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而是埋头读书，成了科学家、工程师、教授或者企业家等等，在旧中国，他们的报国志向无法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为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但也还有后来或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消极颓废皈依天主的，他们成为勤工俭学生中的渣滓，被时代、被历史所淘汰。
勤工俭学大致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半工半读”，即白天学习，晚上做工。第二种“先工后读”，先工作3至6个月，积攒一定数量的钱后再专心读书。第三种“先读后工”，先用带来的钱读书，用完后再做工。也有的一开始就去当工人，一心在工厂学习技术，也有的工读学生并非每天同时进行学习和劳动，而是利用春季或夏季休息的时间集中做工。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带钱的多少。得到省里补助金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第三种方式，从1919年到1920年上半年来法的学生，资金较充裕，先读后工的多。1920年下半年，先工后读、半工半读的人是多数。
总部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在李煜瀛、萧瑜（子升）的安排下，特设“学生事务部”，用专人处理日常工作，帮助勤工俭学的学生寻找适当的学校学习，或寻找适当的职业做工，以及负责发放各省补助金、借贷和追回华法教育会单独发放的奖学金等烦杂事务。赴法华人还出资买房，建立“华侨协社”。这个设于巴黎西郊哥伦布、设有讲演室、图书室、商品陈设室的活动中心，是个名符其实的互助组织中心，一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经常来访之地。
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勤工俭学生的工作能力也很有限，所以为学生们寻找工作颇费周折。几经努力，基本上都在雷诺汽车工厂、克鲁佐兵工厂、里昂汽车工厂等地找到了工作。学习上，他们一般需要读3个月或半年就可学完课程的速成科，与留法俭学会素有交情的蒙达尔纪和文道姆、枫丹白露等10多所中学接受了大部分中国学生，有的还成立了中国学生速成科。
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中国学生从事的多是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工资仅仅是法国工人的一半。除去生活费、学费，他们只能勉强度日。华法教育会不时地给生病、失业的学生少许救济，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多数学生能够坚持做工，坚持学习，依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和学好知识和技术报效祖国的信念。王若飞曾在圣夏蒙钢铁工厂做学徒。圣夏蒙黑烟滚滚，河水污浊，工人们衣着破烂。王若飞暗暗告诉自己：“粗野的劳动者，才是人类过正当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王若飞做的是铸造工。他每天劳动8小时，还规定自己学习5小时，并且坚持记日记。勤工俭学完全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劳动的弊病，也粉碎了知识分子爱虚荣、缺乏真才实学，过寄生生活的梦想。勤工俭学在知识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成功。徐特立高度赞扬勤工俭学运动，李煜瀛也颇为得意。但王若飞的观点却不太相同：
“我非不知劳动为自己对人类应尽之一种义务，劳动为良心上平安的生活，劳动是愉快的事业，对于劳动而生痛苦观念是很可耻的事。但是，现在这种劳动，完全是替别人做事，拿劳力卖钱，不是自动自生的劳动。”
勤工俭学的出路是什么呢？工人中的知识分了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1920年6月，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法国经济衰退，物价高昂，勤工俭学生们的生活极为贫困，华法教育会又置之不管，致使双方矛盾加剧。1921年2月28日，勤工俭学生提出“求学权、劳动权、生存权”的口号，包围了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为“二八斗争”。
1920年，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高达6600多人，几乎人人都希望找到工作，但由于经济的不景气，缩短工时、停工、大批解雇工人的浪潮席卷整个法国，因此不太懂法语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就业率更低，实际能找到工作的不过500人。失业与通货膨胀紧密相连，勤工俭学生的旅费不断贬值，加速了他们的贫困。当时的房租、伙食费、被服费、学费、书籍费平均上涨4倍，中国学生往往是把1天的食物分作3天来吃，即使如此，也往往靠借贷度日。因病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此危急时刻，华法教育会于1921年1月6日，突然宣布停止向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华法教育会的财政问题由来已久，停止救援也是必然。华法教育会本身没有收入，只是依靠个人捐款。随着时间的推移，货款和经费开支不断上涨。1920年10月前的15个月，经费开支为4. 8万法郎，货款46万法郎，而11月到1921年1月，3个月时间，经营开支便达到4万法郎，贷款竟达32万法郎。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均相继回国，在勤工俭学生处境最困难时，没有一个勤工俭学的倡导者留在法国。具体办事的向迪璜等人不仅摆官僚架子，对学生颐指气使。还更为严重的是，刘、向负责的华法教育会会计帐目不清，大肆贪污学生补助款。1920年4月，湖南省政府捐赠勤工俭学生10余万法郎补助款。《旅欧周刊》也刊发了消息，可直到1年后，华法教育会才开始发放这笔款子。1921年，北京政府拨款10万元救济勤工俭学生，华法教育会的职员绞尽脑汁，利用虚报人数、强征横敛的手段，从总值73万法郎中侵吞了12万法郎。对华法教育会的问题，吴敬恒等人佯装不知。1921年1月，蔡元培出国考察欧美教育，来到法国。他不仅拿不出解决方案，反而听信谗言，以“勤工俭学生来法国者，多不合所订条件”、“无勤工之志”为名，决定停止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蔡元培的电报发回国内，其反应必然不是采取措施救济，而是强烈主张遣返勤工俭学生。接着1月12日和16日，蔡元培又两次向全体勤工俭学生发表“通告”，宣告停止经济援助。蔡元培的所作所为令学生们极为失望。1月26日，学生代表见到了与蔡元培同行，却无任何权利的李麟玉。李敷衍学生说：“教育会已宣布两个月后和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他还转嫁责任：“诸君，应向公使馆、领事馆请愿以图维持。”蔡元培早已躲到比利时，学生们只好把斗争矛头指向驻巴黎领事廖世功。1月28日，学生们提出，希望领事馆暂时每月发给勤工俭学生相当于官费留学生费用一半的400法郎，廖世功不屑一听。学生又使新任公使陈箓提出了要求，陈箓也没有明确的答复。旷日持久的交涉，使学生们日益穷困。2月27日，公使馆接到北京教育部电报，指示将“勤工俭学生无力自给者遣送回国”。这无异是最终判决。
危急时刻，蔡和森、王若飞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勒令学生退学，互学互助社向各地勤工俭学生分发印刷品，号召他们奋起斗争。工学互助社还揭露了华法教育会和公使馆的不负责任，剥夺贫穷子弟求学权的阴谋。2月27日，工学互助社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召开了“赴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驳斥对于勤工俭学运动的中伤、非难，提出了有利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劳动权、求学权、生存权”的口号，并决定次日到公使馆进行请愿。
2月28日，从法国各地来到蒙达尔纪的学生，在蔡和森、工若飞及向警予的带领下，开始向巴黎的中国公使馆进发。但巴黎警察署收到一封匿名信，将消息通知了中国公使馆，并派大批警察将公使馆包围起来。学生们无法进入公使馆，只好推举包括向警予在内的11名代表会见公使陈箓，其他300多人在附近在公园待命。
学生代表要求：“无论如何，必达勤工俭学目的。请求政府每月给费400法郎。”陈箓声称“无答复之权”。谈判僵持不下。午后，陈箓被迫到学生们面前亮相，却仍坚持不能答复。愤怒的学生向他涌去，陈箓仓皇逃走。法国警察袭击学生，将学队伍冲散。学生代表们被拖出使馆，并被警察带走。陈箓怕态扩大，又请求警察释放了被捕学生。
“二八斗争”由于遭受武力镇压失败了。腐败无能的官依靠帝国主义，用武力镇压正义学生，是当时国内中国人民遭欺凌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次斗争，留法俭学生们认识到，法国，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军阀统治无所不在。
而法国政府则认为勤工俭学生扰乱了法国社会的秩序，一些狂热分子叫嚣：“那帮中国学生，都是些要革命的人，非赶快想办法对付不可。”法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政府未采取救济措施，就提出强行遣返的方针。陈箓迫于法国政府和舆论的压力，只好提出三项解决办法：一、对业已入学者暂时给予一个月的补助；二、对失业者除每月发给生活费外，设法与工商界联系安排就业；三、对志愿回国者给予费用准其返国。这一解决方案虽不完善，但总算使勤工俭学生勉强渡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二八斗争”刚刚平息。5月14日，中法两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以救济俭学生为目的的“中法委员会”。中国方面由在袁世凯手下任过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铃任名誉会长，陈箓任名誉副会长。蔡元培及巴黎总领事廖世功等人任委员。法国方面由前总经理潘鲁维任名誉会长，教育部代表别兰、商工部代表皮克娜尔、法比银行代表康恩、东方汇理银行代表圣·皮彼尔等人任委员。中法委员会实际是从3月份开始工作的。在5月14日的大会上，收支决算说明，收入的一半业已用作救济金了。若发给2000名勤工俭学生的旧国船费，就必须准备多达240万法郎的资金。不仅是强制学生回国，就是“中法委员会”本身也面临着夭折的命运。
那么，法国政府为什么要救济中国勤工俭学生呢？原因在于法国试图抵制美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正如法国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潘鲁维所说的：为了防止法兰西文化从远东被驱逐出去，法国应当坚持对中国青年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从中国被挤了出去，美国、日本大举推进。美国甚至用义和团赔款为基金，加大了清华大学的留美事业。法国期待从2000名勤工俭学生上取得不次于美国的清华大学留美事业的“成果”。
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救济勤工俭学生，则是为了向法国借款，即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纸包不住火，1921年6月中旬，由于法国大银行之间因分摊不均，中法秘密借款之事被法国报纸披露。借款总额为5亿法郎，“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对此，旅法华人无不义愤填膺。王若飞、李尉农、张增益等人印发传单，各华人团体多次集会。1921年6月30日，巴黎300多华人，主要是勤工俭学生会和工人举行拒款大会，反对中法秘密借款，并对双方正在进行的此项谈判表示抗议。法国政府仍以拉拢为手段，将学生的救济款发至学校。正在此时，传来中法已于7月25日草签协约的消息。勤工俭学生们又一次包围了公使馆，和华工一起火烧了公使馆。8月13日，旅法各界华人召开第二次柜款大会，迫使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立即向法国外交部声明反对5亿法郎大借款。在各界华人的共同努力下，秘密借款终于流产了。气愤之极的“中法委员会”在9月初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维持费，送学生入学的许诺也随之取消。这实际上是把大批勤工俭学生推进绝境。中外反动派的阴谋并未就此止步，勤工俭学生的斗争也没有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