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改变国家命运的道路，历尽坎坷。他们曾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以为这些东西可以救中国。但事实证明，康梁的一套维新主张、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等等都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虽然使封建专制奴役下的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民主共和的希望转瞬即逝，中华民族仍然处于高压专断和愚昧之中。1915年，《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攻。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旧礼教、旧道德的禁锢，掀起了学习新思想、新文化的热潮。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成功给中国人民，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革命先驱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先进青年开始否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点，抛弃轻视劳动的观念。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青年学生投身革命的洪流，成为运动的急先锋。在斗争时，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即显现的巨大力量。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在国内的工读互助团，工学会等实践，都纷纷失败。青年们再一次产生了远离祖国去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想法。新生的苏维埃是最为向往的，但难以实现，只有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才允许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再加上赴法勤工俭学会等组织的倡导，于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蓬勃兴起了。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首先着手重建赴法俭学会。发起人除前文提到的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外，还有马景融，蔡分时、刘鼎生、白玉麟、罗伟章、吴玉章等人。他们仍然开办赴法俭学会预备学校，还在《东方杂志》、《新青年》等主要杂志上刊登招生广告。在1917年8月，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储库营的预备学校开学时，蔡元培、汪兆铭、吴玉章等人都登台演讲，宣传赴法留学的意义。最后发言的吴玉章，详细讲述了华法教育会提倡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包括四个方面：即扩展国民教育，输入世界文明，阐述儒家哲理，发展国民经济。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赴法留学与前一阶段相比，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意义，仍然处于对劳动者的启蒙阶段。
华法教育会努力把在法国产生的“勤工俭学”运动推广到全国。1917年秋，“保定各乡、村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开业。学校主要招募农村子弟，在短暂的1年“勤工俭学”活动中，对他们教授法语，并通过实习学习一些制造技术，准备到法国“以工求学”。华法教育会还打算建立“高级预备学校”，附设于其他中学或实业学校，学时2至3年，进行法语和工业知识的教育，以期取得和法国工业实习学校一样的效果。但这种“高级预备学校”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建立。
赴法勤工俭学不仅可以如蔡元培所希望的，弥补中国教育的不足，而且可以为中国民族工业培养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当时实业界人士普遍地支持勤工俭学运动。如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所长王显华、渐江财阀钱永铭、中国实业银行的李雍等人都同华法教育会有关系。大批青年能够赴法并得以生活，是与国内实业界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1918年6月，湖南“新民学会”的代表蔡和森到北京了解赴法事宜。新民学会，1917年开始筹备，1918年4月正式成立。它是一个以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改造中国”为宗旨的团体。他们专门开会讨论了赴法留学事宜。蔡和森来到华法教育会，却被以“人数有限”的借口拒之门外。蔡和森决心靠自己努力创建组织。毛泽东本人也怀着到北京接受新思想的愿望，1918年9月同其他20多人一起到达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与湖南一样，四川、广东、江西等全国各地的青年，为了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为了赴法勤工俭学，都赶到北京询问情况。毛泽东、蔡和森与华法教育会进行交涉，在蔡元培的帮助下，长辛店京汉铁路工厂开办了留法俭学班。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及成都、长沙、上海等地都成立了这样的预备班。到1919年3月，全国成立预备班的地方达到了20余处。进入预备班学习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便开始为赴法旅费和各项手续四处奔走。在国内为赴法勤工俭学开展的各项活动，培养了青年自主、独立的进取精神，也给青年提供了一个向工人学习的极好机会。1919年4月到5月，《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每周评论》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积极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这样，当预备班结束时，青年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蔡和森到法国前后，已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但像蔡和森这样的人是极少见的，大多数勤工俭学生都像何长工那样，只有一些不太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
赴法的旅费，三等舱船票只需400元，但对于贫穷的学生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研究的几种打工途径都不能实施，最后还是由北京政府或各省政府出资补助。
李煜瀛曾经在招募华工的活动中捞取好处，此刻，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他以密切中法经济、增进两国教育关系为名，组织华法协进会，行募集捐款之实。1918年12月20日，华法协进会在江西会馆举行1000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来宾有法国公使鲍宾（Boppe）、留法俭学会教师道鲁门、教育总长傅增湘、河工督办熊希龄、外交总长陆征祥的代表、前交通部长叶恭绰的代表、前财政总长梁士诒、侨工局长张岱杉等。来宾、代表的发言都宣讲中法亲善的意义。蔡元培致了闭幕词并公布捐款名单：张岱杉100元，李长泰1000元，伍廷芳、汪精卫、吴玉章等10000法郎。除以上捐款外，李煜瀛还用各种关系，帮忙学生借款作旅费。在湖南，经李煜瀛的介绍，熊希龄以本利达1000余万两的米盐公款中，给了40位学生每人400元的借款。预备学校、旅费，一系列的困难都克服了，赴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917年3月17日，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生89人从上海乘日本船启程；3月31日，又有26人出发。这里包括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北京大学预备班等学校的学生，从籍贯上看，直隶和湖南的很多。华法教育会和留法俭学会还举办了欢送会。法国总领事及3个副领事、工部局的有关人员作为法国方面的代表出席并致了欢送词。高鲁、洪诚、朱少屏等人代表中方讲话。他们对于法兰西文明同声称赞，举杯庆贺，还摄影留念。在码头上，还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一些知名人士向学生们赠送了国旗徽章、书籍、杂志等等。当时上海的主要报纸《时报》对欢送会和送别仪式都作了详细报道，并称赞：赴法俭学的目的是“在海外发展我国工业势力”，反映了当时为发展工业急于进行技术教育的舆论动向。
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地，赴法工作暂时停止。在预备班学习的学生们，都参加了“五四”运动。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活动中，青年们看到了自己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努力的新方向，可以说，经历了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青年们，获得了极大的政治觉醒，不再漠视“新思想”，而是十分明显地把法国当作他们寻求“救国新思想”的目标。
北京西南部的长辛店，是一个以京汉铁路车辆修理而发达的镇子，是当时北京唯一的近代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五四”运动前几天，北京大学的学生曾来到长辛店与长辛店赴法预备学校的学生一起，在工人中宣讲北京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失败，无法废除二十一条，准备在屈辱的条法上签字。5月4日，长辛店的学生们骑着毛驴来到天安门，与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10余所学校的学生一起，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示威游行。他们举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小旗子，在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地焚烧了曹宅。这一天，有30多人被捕。预备班的学生回到长辛店后，立即到工厂、车站向工人们宣讲，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反对政府签署卖国和约。6月3日，长辛店工人，上海、天津的工人奋起响应学生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感到单凭武力不能压服人民，遂于6月10日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28日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的签字。至此，“五四”运动以军阀政府的妥协，学生、工人的胜利而结束。“五四”运动使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使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不到1年，长辛店预备班结束。当他们离开长辛店时，他们每个人都更加明确了赴法留学的目的。
北京大学预备班、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以及其他预备班的学生，虽没有像长辛店预备班的学生那样，与工人群众关系如此密切，但经过“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洗礼，他们也突破了一般性的“劳工神圣”的认识，开始真正地感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这一时期，国内其他组织，如工读互助组织的王光祈、少年中国会的赵世炎、觉悟社的周恩来、在四川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聂荣臻、邓小平、陈毅，都陆续加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另外，“五四”运动也使中国妇女的解放获得一个契机。1919年12月，湖南的向警予、蔡畅等人在长沙周南女校组织了湖南女子留学勤工俭学会，实现“男女教育必须平等”、“和男学生一样留学”的愿望。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有干事4人，设有干事部和评议部，会所分别设立在周南女校和巴黎豆腐公司。以湖南为开端，浙江、江苏等地先进的女性也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的赴法留法运动，除湖南和四川进展最快外，广东、广西、河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青年也纷纷报名出国。华法教育会已经无力承担更多的具体工作，因此，开始充实加强作为赴法口岸的上海分会和广东分会，专门为赴法学生提供住宿、学习经费等便利条件。同时还与黄炎培设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合作，创立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通过在附属工厂实习的独特教育方法努力培养技术人材。随着华法教育会机关建设的加强，留学生出国的速度也加快了。每月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到华法教育会1921年发出停止出国的命令截止，共计约17批、1600多名学生前往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