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一再敦促下，同时，也由于美国自身战略的需要，12月10日至14日，罗斯福派财政部长摩根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同宋子文会谈，就远东军事合作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了初步共识。12月14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代表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军事合作的具体设想。他也认为，为了协调各国的立场和行动，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有必要立即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罗斯福同意了蒋介石的提议，建议由他主持于12月17日前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以交流情报，共同研究远东陆海作战方案。罗斯福也希望由此成立一个永久性机构，会议参加人员应包括中国、英国、美国、荷兰和苏联的代表。
在致电蒋介石的同时，罗斯福还向英、苏、荷三国发出了同样内容的建议，为了避免争端，他还提议同时在莫斯科和新加坡分别召开军事同盟会议，同重庆军事会议相呼应和配合。
但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各国的战略重点和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英、苏、荷三国对召开重庆军事会议的倡议反响各异。12月14日，罗斯福总统分别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荷兰女王威廉娜，正式要求他们派代表到重庆出席会议。但是，苏联政府因与日本签有《苏日中立条约》，不愿激怒日本，于是以对德作战紧张不能分散兵力为由，拒绝参加会议。荷兰政府也表示，因忙于东印度群岛的防卫工作，不愿参加。这给美日开战以来兴奋激动的蒋介石泼了一瓢冷水，幸好还有英国表示支持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12月23日，在罗斯福、丘吉尔的赞同和支持下，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军事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美国代表勃兰特及马格鲁德两位将军，英国代表驻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中国参加的还有何应钦、徐永昌，宋美龄担任蒋等人的翻译。会前蒋介石对太平洋战局发表评论说：“日美开始之初，日本不宣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虽然中美英已经置身于同一条壕沟中了，但是各自的战争目的和期望并不是一致的。
最让蒋介石头疼的还是英国代表魏菲尔，他虽然是印度军总司令，却保留了英国绅士特有的傲慢。英国只注重自己的利益，极度轻视中国的防务。在讨论中，魏菲尔只言保卫缅甸，对支持中国战场只字不提。蒋介石一再强调，保卫缅甸固然重要，但中国也有权享用租借器材，如果中国战场得不到支持，一旦失控，保卫缅甸的全部计划都会土崩瓦解。美国代表勃兰特也赞同蒋介石的见解，在他的撮合下，双方终于互相妥协，达成了按比例分配的协议。
会上中英代表在中国是否出兵缅甸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争执。鉴于中缅交通线已经成为与美英盟国连通的唯一通途，蒋介石也十分关心缅甸的防卫，主动提出愿意派8万人入缅作战。可惜，蒋介石一番好心却被魏菲尔安曼的态度所拒绝。魏菲尔甚至表示，如由中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大英帝国的耻辱。日暮西山的英国特别担心中国国际地位升高将危及它在亚洲的殖民利益。
不管分歧有多大，但由于大敌当前，会议还是通过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等决策案，商定在重庆设立中美英苏荷五国联合作战机构，由美国总代表主持，以协调一致共同保卫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具体计划，以及对越南、泰国的军事外交方针。重庆联合军事会议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中国战场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与蒋介石所期盼的尚有很大差距。
按照蒋介石的本意，这次会议应该讨论亚太战场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并制定一个亚太战场的中长远战略，罗斯福也要求会议拿出一个远东战场的作战规则。然而，会议并没有就亚太战场总体战略达成协议，对全球战略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所以，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他初次尝受了做“小兄弟”的滋味。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开局，预示着蒋介石的中国复兴规划难以一帆风顺的实现。
重庆军事会议没有充分发挥商讨协同作战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介石的威信不足以在反法西斯阵营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更关键的则是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指导思想。
3.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12月2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及其参谋人员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紧急规划战争全局。美英一致同意：德国是举足轻重的轴心国家，打倒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大西洋和欧洲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德国一经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跟着而来。蒋介石不愿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先欧后亚”思想指导下，美英不会真正重视重庆军事会议的。罗斯福说过一句话：“没有亚洲，白种人将因此而难过；没有欧洲，美国将不成其为美国。欧洲第一，这是美国在任何时刻都确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在美国看来，中国雄厚的人力资源和广袤的土地加上源源而来的美援将能有效地拖住和消耗日本军队，从而为美英首先击败德意法西斯提供保证，而且，中国还是将来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及海上供给线的最佳陆上基地。所以“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美英仅仅注重远东战场战略牵制作用和潜在政治意义，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持续不断地提供以异常低廉的代价取得惊人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的可能性”，这是蒋介石极力想改变却又无力回天的。
对美英战略利益来说，提供对华援助的确是“异常低廉的代价”，可是对蒋介石来说，代价却是惊人的。大片富饶国土的沦陷，大量精锐部队的伤亡，无一不是让他痛心疾首的，何况除了抗日，他心中还有一个死结——对付共产党。
“阿卡迪亚”会议决定设立盟军最高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合会议，还组建了军需分配委员会。中国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盘战略中将以极大的牺牲去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这两个重要的机构中竟然没有中国代表的席位。这无疑是给信心满怀的蒋介石当头一棍，美英对日开战带来的兴奋被一扫而光。
正当蒋介石深感失望的时候，外交渠道又传来好消息：罗斯福与丘吉尔商定准备成立包括越南、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组建最高统帅部。至于统帅的人选，罗斯福提议由蒋介石出任。消息很快就被罗斯福的电文证实。12月31日美国总统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以“达成我等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并建议由蒋介石“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安南（越南）、及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军队”，并在蒋介石领导下，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
（1942年1月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就任书上签字）
罗斯福似乎已经预料到蒋介石对重庆军事会议和“阿卡迪亚”会议的失望，他也意识到让中国承担巨大的牺牲去牵制日军的行动对已经孤军奋战4年多的中国来说有些不公平，但对美国来说又是不得不这样做，为了给中国以补偿，确切说是鼓励，他决定把蒋介石推上大国领袖之列。除了美援之外，这也是他唯一能够对苦难的中国表示敬意的方式了，而这也是中国人愿意接受的。这就是罗斯福能够成为世界领袖的高明之处。罗斯福终于把蒋介石从失望中拖了出来。
1942年元旦，由美、苏、英、中领衔的26国共同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各国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正是中国在战争中不可忽视的地位，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作出的积极姿态，才使中国在《联合国家宣言》签名序列中荣列领衔的前四位。宋子文代表中国正式签字后，罗斯福特向他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一直被人歧视，如今得以与美英苏并列齐名，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会为之激动和感叹。蒋介石称这一宣言“实为人类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之结晶”，中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也许是自感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实际地位有愧于“四强”形象，欣慰之余他又颇觉内心“但有愧惶而已！”不管怎么说，中国从此开始以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走上通向联合国发起国之路。
中国一直在呼吁出现一个能以国际法准则为指导、阻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国际组织。早在1938年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国民政府就提出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强调要增强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公约的权威。1941年《大西洋宪章》发表后，中国政府立即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有利于中国，在利于世界”。当然对于只提摧毁纳粹暴政而未提日本之名的不足也表示遗憾。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则更为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后，蒋介石又致电罗斯福，指出英国的殖民政策与盟国的共同作战目标相悖，亚洲当地民众“久受西方帝国之统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经济、社会与政治，皆无平等可言”，建议采用某种形式以独立为目标的国际托管来治理这些领土，直到它们具备自治条件时为止。蒋介石的外交顾问王宠惠还提议用三条普遍性原则来补充大西洋宪章，即一是关于解除各侵略国武装及各国各民族自决等原则应适用于世界；二是日本的领土应以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范围为准；三是各民族、各种族一律平等。这些建议对日后组建联合国的平等原则显然均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自己对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竭诚欢迎美英立即派定代表，组织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1月3日，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负责中国、泰国及越南地区联合部队的总指挥任务。中国战区成立后不久，美国就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蒋介石和史迪威）
蒋介石深知没有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以及他本人不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正如他在三月份的《反省录》上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因而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的支持和信任，在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随即致电宋子文，请求罗斯福指定一高级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月14日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向罗斯福推荐了他的老部下史迪威，获得批准。1月29日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任命。
从珍珠港事变到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不到一个月，虽时间短暂，但其意义影响深远。从世界而言，反法西斯阵线正式形成，各国互相配合支援，从组织上保证了对法西斯力量的打击。对中国而言，不仅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出现在世界面前，以后中国大国地位的位置即发轫于此。至于对蒋介石本人而言，委任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其领袖地位以及作为世界大国首脑的地位都得到了世界上的承认，内心喜悦之情就可想而知了。
二、远征缅甸
（蒋介石在出席开罗会议后经印度之兰姆加对远征的国民党军干部训话）
1.中英共防缅甸
缅甸位置介于印度与包括泰国和越南在内的中国战区之间，滇缅公路是美国援助物资运往中国的唯一通道。缅甸的战略位置十分的重要，一旦失守，不仅会直接威胁英印大陆，而且还会切断中国的战争补给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中国因失去补给而被击垮，日本将可从中国战场抽出几十个师团的兵力南进或者西进，如此就会出现罗斯福所担心的危险局面：日军“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德国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正因为这样，不仅只是中国关心缅甸的安危，英美对其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视。
泰越两国均划入中国战区，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不论从中国自身考虑，还是从整个战区利益，中国都不得不赴缅作战。中国在这块地区的传统利益也对蒋介石的积极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在上一个世纪，积贫积弱的中华帝国被剥夺了在这里延续了好几百年的天朝权威。虽然现在并不想恢复那不合时宜的宗主权，但增强自己在这里的影响力对整个民族的复兴却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大英帝国的指导思想却是不容许第三国的影响进入不列颠王权控制的区域，甚至在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蒋介石知道英国的担心，但仅仅从保障中缅交通线的畅通来说，他也不得不为出兵缅甸积极活动。不过在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蒋介石是不会轻易的做出实际行动的，至少，他还认为大英帝国是应该尊重的，即使它已经日暮西山，即使它一度不顾信义地抛弃了中国。
（1942年2月，蒋介石在视察美援武器）
蒋介石关于出兵缅甸的考虑是从加强云南的防务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重心向西转移，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几省是安全的、可靠的。但后来日本继续南进，在1939年春攻占了海南岛，意图进占越南、泰国、缅甸。蒋介石觉得后方的安全隐患越来越大。日军如果攻占了缅甸，就可以向滇西发动进攻，不仅昆明受到威胁，就是四川也不再安稳——敌人打到中国的背面来了。如果日本攻占云南，四川不保，中国抗战如何坚持？蒋介石突然发现了缅甸在战略位置上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那里毕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并没有与日本开战，所以只能从加强中缅边境的防务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