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原因，当然不仅是因为他当过广州陆军讲武学校的教育长、国民党第6军17师师长和第6军军长，与程潜、陈明仁又是醴陵同乡，而且更是因为毛泽东了解他经历过严酷斗争的考验，为革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他是准共产党的“超级间谍”。本来，李明灏在腥风血雨的1927年4月，通过自己的部下、共产党员李隆光团长向军党代表林伯渠郑重地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共产党考虑到他留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劝他先不要入党。如果林伯渠那时同意了他的要求，那么他后来很可能早就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他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了。
那是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了血腥的“马日事变”。许克祥、王东原、何键、张辉瓒等反动军官命令部队袭击了省工会和省农会等革命组织，四处搜捕共产党员，长沙城内一片白色恐怖。这天深夜，长沙城里突然枪声大作。正在长沙招兵的李明灏马上披衣下床，跑到了阳台。只见2团团长李隆光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何键命令许克祥正在袭击省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师长，请你一定要想法子营救他们。”突变的形势，令李明灏气得不得了，但理智告诉他，此刻光气愤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必须当机立断想法救人。他来不及多想，命令李隆光：“你马上带领援兵部队，赶到省工会、农会去抓共产党员，抓得越多越好。”李隆光心领神会，到黎明时分，他果然带着部队抓回了80多个工人、农民。
李明灏把李隆光拉到一边耳语了几句，李隆光马上将70多名男嫌疑分子“关”在一间大房里，而将6名女嫌疑分子“关”在楼上的小房里。
天刚亮，就听到“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是谁啊？天刚亮，就在门外面吵，吵得人睡不了觉。”
“我们是奉许团长的的命令，来搜查共产党的。”
勤务兵刚把门打开，一个满脸黑麻子的中尉排长带着20多个士兵，直往屋里冲。李明灏一个箭步跨上去堵住了去路，大吼一声：“站住！不知道我们是来招兵的吗？可以进去看看，但要放规矩点。”
大麻子见是一个少将，马上威风降了一大半。于是便老老实实地跟在李明灏后面来到后院，一看果然是一群新兵在集训，便不好意思地溜走了。
3天后的一个早上，李明灏命令大家抓紧吃饭。饭后，给装成新兵的共产党员每人发一支步枪扛在肩上，夹在老兵中间，一起拉到郊外去搞军事演习，顺利地度过8个关卡，来到岳麓山下。李明灏吩咐装成新兵的共产党员赶快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就走。李明灏又送了一程，嘱咐他们到农村去找党组织，重新干革命。男的装成新兵走了，女的怎么办呢？李明灏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第二天，李明灏的妻子打扮成一个官太太样子，坐在一顶高级轿子里；6名女共产党人便装成女佣人，分扶在轿子两边，夹在部队中间。李隆光团长带1个班在前面开路，李自己则带1个班在后面压阵，装着陪太太去郊外游览的样子，大摇大摆地朝城外开去。
以后，国民党在各地进行“清党”，第6军也无法单独顶住压力，也要搞国共分家，李明灏无力保护本部的共产党员，只好给李隆光团长和许多担任营连排长的共产党员发给旅费，使他们由崇阳、通城进入江西修水和井冈山等红色根据地。
程潜被桂系软禁后，李明灏当了短短二三个月的第6军军长，旋被桂系解职。迫于生活无着，到南京训练总监部当了2年监员。后到上海找到原是自己小学同学的共产党员黄龙，请他设法把自己送到江西井冈山参加革命。期间，上海地下党派聂荣臻、刘仁霖、曾希圣等同志与李接头。后来，地下党向李明灏提出2点：一是希望他不要到江西红军根据地去，而要在国民党军队内为红军反“围剿”出一些力；二是要他迅速收集湘、鄂、赣、皖4省的军用地图交给红军使用。
李明灏接到地下党的指示后，便利用过去的老关系，于1932年12月打进设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任参议；直至1933年5月。武汉剿总的总司令由蒋介石自兼，杨永泰任政训处秘书长，拥有相当大的实权，杨为人奸诈，诡计多端。李明灏深知在这种情况下，“搞图”犹如虎穴夺食，龙口抢珠，绝非易事。
李明灏并不急于实施计划，而是首先着眼于打好人事关系的基础。由于李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又当过讲武学校的教育长、师长和军长，作战业务很娴熟，又整天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快得到了杨永泰的赏识。他到机要处借阅地图，也十分规矩、认真，手续齐备，彬彬有礼，取得了机要秘书的信任。一段时间后，李明灏要什么地图，要多少，全由自己挑选和登记，于是，他就采取多借少记、勤借勤还的办法，开始一天收集10多张，后来搞到20多张甚至30多张。同时，司令部的干部中有好几个原是李明灏的学生，他利用师生关系将地图“借”过来“研究”，就这样，李明灏前后共搞到数千张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两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装了满满一大皮箱。但只有安徽省舯军用地图归南京总司令部管理，而没有搞到。后来，刘仁霖派一名女共产党员到汉口将地图取走。不久，机要处就传出了丢失军用地图的爆炸性新闻，杨永泰下令进行彻查，但由于李明灏给机要处秘书和杨本人都有很好的印象，竟未受到牵连，并于1933年6月被调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担任教育处长。
（对于这件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中作了证实：
我们还争取了李明灏先生。他原是程潜的部下，有正义感，同情我们，在国民党得不到重用。我们通过曾希圣同志和他接触，建立了联系。他的朋友很多，学生也多，有不少人是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要职的。通过这些关系，他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甚至有军用地图等等。）
以后，由于张治中的推荐，李明灏被调到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武冈分校当中将主任，主持工作。在武冈分校期间，军统局后派大特务张泰祥来担任分校政训处长。1941年夏，他事先也不报告主任，即将分校教育处的1名干部和20多名学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起来，禁闭于武冈县城外三里亭的南面山冲内一个祠堂里，准备送到邵阳特务机关去进行惩处。李明灏知道后，即马上亲到祠堂，使出中将主任的权威，把张泰祥找来狠训了一顿：“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给我报告，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没有？再说，现在是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你这样胡来，传出去了，势必影响国共合作，影响我们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这些学生年龄都小，我们可以教育吗！今后，没有我的同意，不得随便抓人！”他决定将被抓学生当场释放，继续学习；那名干部则因被张泰祥抓住了证据，留下危险性太大，被李“免职回家”了事。
李明灏见过四野首长后，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思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去年夏天，他决定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解放区，于7月中旬从九江出发，经汉口、长沙、广州到香港，首先找到共产党人黎澍和著名文化人士翦伯赞，继由他们介绍与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见面。8月得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复电，周对李决定奔赴解放区表示欢迎，并说将派人到北平接李进石家庄解放区。9月，李回到江西南昌作准备，留了胡须和长发，打扮成一个老汉的形象，随即由南昌到上海，与同奔解放区的浙江周老兄弟和山东钳工常忠福会合，一起搭海轮到天津转北平。在地下党交通员的引领下，经天津、陈官屯、闸口、泊镇、涿县进入石家庄解放区。12月，李曾2次到西柏坡，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亲临招待所接见，并设宴款待，热情慰勉。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明灏被派到华北军政大学任第3总队总队长，担任傅作义部起义将校军官的教育工作，开始直接参与人民的解放事业。现在看来，这一步迈得太对了。他又想到，当年到解放区之前路过武汉时，自己曾会晤了程潜。那时，程是国民党军武汉行辕主任，不仅没有劝阻他，反而赞成他的行动，并嘱他代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问好。
今天，自己的老长官能看清形势，顺应潮流，决心起义站到人民方面，真是可喜可贺。自己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促使起义成功。那么，派谁去送信最可靠呢？他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陈大寰。
陈大寰是李明灏的姑表兄弟，又是武冈分校第14期的毕业生，是李的学生。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资助过中共地下组织，现在汉口大公电池厂当厂长。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程潜所部第6军的军需处长，因此他本人与程潜、陈明仁将军的左右相识颇多。选这样一位可以放心的资本家以做生意为名，完成这一任务，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真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李明灏将这些情况向四野首长作了汇报并得到同意后，7月5日晚再次来到陈家。此前，他已与陈大寰多次见面，知道陈有意参加革命工作。所以这次李明灏就直接了当地说：“我这次南下，负有和平解放湖南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策动长沙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倒向人民方面来。我想派你到湖南去走一趟，你就做好准备吧。”第二天上午，李明灏派车将陈大寰接到汉口旋宫饭店面见华中局、四野和12兵团的首长，并接受了任务。
当天晚上，李即来到陈家，将毛泽东的复信交给他，交待说：“这是一封极其重要、极其机密的信函，关系到湖南3000万人民的和平幸福，你必须保证安全地送给程潜亲自收阅。”
陈大寰表示：“您放心吧，纵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克服，决不辜负共产党对我的信任和重托。”
李明灏走后，陈大寰即避开家人，不顾盛夏的炎热，一个人关门闭户，独自在房间里试行夹带密件的办法。最后，他将信件折叠成与电池锌筒一般高，卷在锌筒上，盖上薄油纸，再贴上商标。这样，只要不拆开，就很难发觉。他还带了一挎包电池，名义上作为推销的样货，实际上是为了迷惑沿途国民党哨兵，必要时可作为“通路礼品”送给哨兵。第二天清晨，李明灏又来到陈家询问送信办法，听完陈的汇报后，连声称赞：“很好！很好！”
为了更充分地体现“商人”身份，更是为了进一步坚定程、陈起义的信心，李明灏还用印有大公电池厂厂牌的信纸，用“商人”的语言写了内容相同的2封信，内称：“大公电池厂为了扩大经营，正在扩股投资。这边商场中人很重信用，生意兴隆，前途无量。希早作决断，踊跃投资，合伙经营，不要坐失良机。其余一切事情，请与陈先生当面洽谈。”
7月6日晚上，一身商人打扮的陈大寰和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一起登上了一艘专轮，向新堤驰去。这里是解放军的最前线。次日上午到达新堤后，接着改乘驰往岳阳的小划子。行驶10公里后，即可看到沿江南岸的一个个国民党军岗哨。与北岸布防的解放军遥相对峙，形势紧张。经过2天的强渡，安全地渡过了沿江封锁的第一关。
8日傍晚，他们到达城陵矶江面，在江心碰上了国民党军舰。舰上国民党官兵先是鸣枪示警，接着命令所有船只开到军舰旁边接受检查。当陈大寰所乘的划子靠近军舰时，一个士兵边伸手边喊道：“喂！把你的手电筒借给我用一下。”陈大寰灵机一动，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这个的开关有点问题，你不会用。来，给你个新的用吧！”说着，便从提包里拿出一只崭新的手电筒递了过去。士兵占了这点小便宜，便放松了检查，使他们又闯过了一关。过了城陵矶，只见洞庭湖水位高涨，湖上茫茫一片，方向难辨。为了避免再次遇上军舰检查，他们请船工绕道行驶，避开江心，至深夜船才抵达岳阳东门。可是，他们刚一靠岸，就有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登船检查。陈大寰重施小技，拿出2个新手电筒悄悄地塞给检查士兵，果然灵验，又渡过了登陆这一关。同行的刘梦夕则被拿走了1床毛毯。
9日上午赶到岳阳车站，乘火车前往长沙。车上又经过大队宪兵的检查，所带的新电池又少了2对，几包好香烟也不见了。车抵长沙车站，又经过一番严密的盘查。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来长沙干什么？陈大寰早有思想准备，于是用一口流利的醴陵话答道：“我是做电池生意的，长沙有我们的办事处。现在共产党到了汉口，我回到家乡来，不准备回去了。”警察没有看出任何破绽，也就放行了。就这样，陈大寰和刘梦夕经历了种种困难和险阻，终于化险为夷，于11日上午来到了长沙。
十三、程潜手捧“专函”，阅读再三，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这天晚上，程潜正在家里翻阅当天的报纸，看得很慢很细，好象生怕漏掉哪一条消息，又好象不找出一条什么消息不罢休似的，翻来复去反复看。然后好象又有点失望地丢开报纸，坐在藤椅上，左手托腮，陷入了沉思。《备忘录》已经送出去个把月了，为什么还迟迟没有消息？白崇禧又在加紧进逼，他真是度日如年，实在是等得焦急呵。为了早日解除白氏的威胁，昨天派出刘纯正赴汉口与第四野战军联系，请求解放军从速进军湖南，地下党还派了得力交通员与之同行，帮助引路和联络。路上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吗……
“程主席，北边来了两位客人想见您——”秘书潘培学进来，把程潜从沉思中唤醒。程潜正在心烦意乱，不假思索地答道：“不见，不见！”说完以后，转瞬即觉不对，便问道：“北边，是武汉来的吗？”
“是的。”接着，潘培学便把陈大寰到长沙后找自己联系的情况说了一遍：武汉来的是大公电池厂厂长陈大寰先生，是我早年在长沙妙高峰中学读初中时的同学。昨天上午，他走访了李明灏的妹夫宋啸松，从宋那里打听到我的情况，晚上来我家见了面。他说，他是代表那边来找您的，有重要信件要当面交给您。
听潘秘书这么一说，程潜立刻来了精神，当即决定明天上午在新宅见面。
11日上午9时，潘培学坐了一辆吉普车将陈大寰直接接到小吴门外陈家垅程潜新建的住宅。程潜已在里面等候。
陈大寰见程潜后，先作了自我介绍，接着便以晚辈的口气说：“李明灏先生已到汉口，我是受他的委托特意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这里有他给您老人家的信。”说着把信交给了程。
程潜边接信边说：“仲坚先生在那边可好？他本人是否回湖南？要是他能回来，那就好办了。”
陈大寰笑着说：“他在解放区干得很开心，相信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见面，他会跟您讲得很具体。不过，他不回来，湖南的事情也好办了。我这里还有一封极重要的信。”说着，拿出一个手电筒，小心翼翼地撕开里面的薄油纸，然后取出毛泽东的复信，双手递给程潜：“这是毛主席给您老人家的亲笔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