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太公的厕所开始营业之后，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的价格是白银一钱。穆老太爷的生意又做得非常活络，若买主手头一时没有现钞，也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把生意做成，并不拘泥。于是，来买粪的主顾中就有挑着柴、运着米、担着油的，穆老太爷照例一视同仁，笑脸相迎，并不厚张薄李，冷落任何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穆老太爷的优质服务，以诚待人的精神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那些大男小妇，就如点卯一般，鱼贯而入，不住穿梭走动”，穆太公每天“五更便起，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这使人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明清时期江南农村的流动人口已非常之多，说明当时江南农村的商品经济已非常活跃，也反映出当时江南农村公共卫生设施已相当完备，农民有比较自觉的公共卫生意识。这使人感受到明清之际乡村的风气已经十分开化。
几百年前的一个乡村老农，他高度的商品经济意识、善于捕捉商机的灵感、敏锐的经营眼光，灵活有效的管理方法，周到翔实的微笑服务、开放前卫的公关手段、经济实用的广告方式、随机应变的交易手法、精打细算的理财思想……放在几百年后的他的这些念过书、留过洋的现代儿孙面前，也一样风光无限，光彩照人；放在哈佛商学院的经营案例中，也一样会成为经典。买粪于集镇的菜农
在南方乡镇的周围农村，会有一些操持菜蔬果园的农民，他们需要的大量人粪肥主要是到乡镇去买。农民摇着自家的小木船来到镇上，将小木船靠在码头边，然后就挑着粪桶上街了。镇上的居民和大城市不同，因为地皮不是那么紧张，因此，一般家庭都有厕所。农民就挨家挨户收购。每到一家，先看看茅坑里的量，然后再用粪勺在茅坑里搅一搅，搅匀以后舀一勺出来判断一下粪汁的浓度，根据浓度和数量报出一个价格。主人按惯例总是要有一番讨价还价，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交易，双方一般会很快妥协成交，通常也就几十文大钱的事。在街上挑一担粪走路也不是易事，不能碰到人，不能洒出来。为了保持粪桶的平稳，只能用小碎步走路，而不能像在乡下挑担可以大步往前跨。粪桶里通常会放上一个草圈，以破坏产生的共振现象，防止粪液溅出。买粪人要吃饭怎么办?进饭店就是人家不讨厌自己也得避嫌疑，而且也没时间等。他们会买几个烧饼，一边走路一边吃——手不是脏吗，当然，但他们的手始终是捏住了烧饼的一角不动，吃到最后，把手指头捏的那一块一扔了之。
在南京，农民进城挑粪的行为甚至形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屎来碍”。以前，中华门外沙洲圩一带农民每天早晨都要到城里来挑粪回去肥田，一担粪200斤，挑着走更难，街上人又多，农民就喊“屎来碍”!老百姓一听到“屎来碍”后自然而然让开。后来，慢慢地变成对不受欢迎的人的贬称：不要碰他，让着点。农民家积肥的买卖
题目似乎有些不伦不类，或者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农民自己种地，自己的家积肥还要买或卖吗?事实就是如此，有几十年的时间，农民的家积肥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买卖关系。集体化的伴生物
革命胜利后没几年，中国农村的农民已经迈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实行了生产关系领域里的根本性变革，进入了集体化的轨道。传统的农业大国，又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国策，执行的又是以粮为纲的基本方针，生产的粮食当然要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解决的办法有三条，一是全党全民办农业，二是不顾一切扩大农田面积，三是拼命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前两条尤其是第二条造成的恶果正在由今天的人和子孙后代们慢慢品尝，但那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故从略。第三条的结果可谓利弊参半，比如高密度种植，比如深翻土地，比如滥喷农药等可谓弊，比如一些新耕作技术的运用可谓利。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肥料。但当时的中国化肥生产能力有限，进口又没有那么多外汇，因此，还是只能在农家肥上打主意，所谓农家肥主要就是人畜的粪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化肥厂。但这个小型化肥厂主要设在农民家里，集体要向农民要肥料，当然不能是无偿的，就得买，这一买也许世界上最大的肥料交易市场就这样形成了：遍及大江南北，牵动千家万户，粪肥销售规模也就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顶峰。这是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一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是稍纵即逝的一瞬，自然有它的珍贵之处。历史大家、文豪巨匠们又对此不屑。我们把它记下来，还是有它的特殊意义的。
家积肥的买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家积肥收入与农家生活
在建厕风俗里，我们介绍过南方农村的粪肥是以水粪为主，这水粪如何定价就是对人们的智慧、道德和心理的全面考量。那是一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大部分农村农民付出的劳动及出卖的东西都被换算成所谓“工分”或日“劳动日”，然而，工分是一个虚拟的报酬。因为，生产队的收入是要到年底才知道，而工分是可以无限膨胀也可以无限收缩的。比如上年生产队全年总劳动日是一万个，而生产队年终可供分配的钱恰好是一万元，那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就是一元。假定第二年工分总量还是一万个劳动日，而可分配资金只有五千元，那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就是五毛钱。如果劳动日总量上升到一万二，一个劳动日就值四毛钱多一点。据历史记载，当年有的地方一个劳动日只值七分钱。所以，工分对社员来说，只是记载收入的一个符号，既值钱，又不值钱。
而卖肥料的钱则是一个固定收入。一个农户如果一年的肥料钱是一百元，那么，不管生产队的收成如何，这一百元是不会变化的。因此，从领导到群众，所有人对这一块收入都非常看重，对粪肥的定质定量就十分较真。家积肥价格的产生
通常的程序是这样的：各劳动班组推选自己的代表到生产队组成一个看粪小组，小组人数也不一定，有时三五人，有时七八人。人选可以是班长，也可以是一般群众，只要是大家觉得为人正派，做事公正，有生产经验的就行。代表们通常都是放了早工之后，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带一个挑粪桶的社员到农户家去出样粪。在这之前，已通知该农户把粪坑里的粪草(擦屁股的草，垫猪窝的草，等等)捞清以便于操作。代表们来了之后，就让那个挑担的社员用粪勺在粪坑里上下左右使劲搅和，直到代表认为已经搅得非常均匀了，就由代表之一将粪舀到粪桶里。这舀粪也是很讲究的，不能只舀上面的，也不能总是勾坑底的。因为再怎么搅和上面也会稀一些，坑底也会稠一些。只舀上面的，农户不愿意；只掏下面的，别人说你有私心。样粪一般一家只要一桶就行，相邻的两家凑成一担后，就挑到队场上或一个指定的田头集中起来。生产队事先会估计一天能用掉多少人家的粪，要基本保证当天看的粪当天用完，不然，留到第二天还要重看——因为会有农户趁着黑夜往粪坑里加水。将粪桶标上暗记后，代表们会在一个队干部(通常是会计或保管员)的参与下开始看粪论价。先用粪勺将粪舀起来，再慢慢往桶里倒，一边倒大家一边看一边议论：浓度是厚是薄，是稠是稀，色泽是黄是黑，是绿是灰……先挨个儿比，然后是挑着比，如果还有异议，就把粪舀出来倒在地上比，直到几个代表意见基本一致为止。实际上，一担粪价格高的也就两毛钱左右，低的七八分毛把钱一担也很正常。新时代的度量衡
各家各户的粪桶大小不一，高矮粗细都不一，量怎么控制?农民自有农民的智慧和办法。生产队早就把各家的粪桶集中起来，用定量的水倒入桶内，然后在水线处刻一道槽子为标记，再描上颜色鲜艳的红漆，这样，基本就没有什么误差，要搞什么大的小动作几乎没有可能。当然，还是会有线上线下、线下多少的问题存在，就会有比较，有争执，有不服气，甚至吵架。
再完备的制度也会找到漏洞，再周密的监督也阻止不了弄虚作假。挡不住的诱惑
最简单的作假就是往茅坑里加水。粪桶里的粪要求是一个固定的量，可以刻标记，粪坑里的粪是个变量，难以做记号。这就给人们弄虚作假创造了机会。样粪挑走之后，住得零散偏僻的人家会很快挑几担水倒到粪坑里。不方便到河里挑水的就想办法从自家的水缸里舀水往粪坑里加(大的水缸可以盛七八担水)。也有穿帮的时候，因为出样粪的人通常也会注意粪坑里有多少量。事情败露了，主人要在社员会上作个检讨，大家再来一番批判评论，也就万事大吉。平时，有些人家会往粪坑里扔些稻草，增加色泽。扔青草则会增加粪液的浓度，但粪液会显出青绿色，如何恰到好处，实在也是一门学问。翅先集体后个人的矛盾
最大的矛盾在于集体和个人争肥料。那时候，从口号到政策强调的都是同一个原则或者叫铁律：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在这样的前提下，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农民偷自己家的肥料。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可见肥料在农业上的重要性。而农作物追肥的最佳时机(所谓追大肥)一般就是短短的几天，早了，肥力都长到杆子叶子上去了；晚了，就如给死人吃药一样不起效果，甚至还会造成庄稼“痴青”：总是那么绿油油的，赖在田里不能收割，延误了农时。那年月，社员家庭是买不到化肥的，自留地上的庄稼当然也要用肥料。这样，集体与个人之间争肥料的矛盾不可避免。在先集体后个人的政策框架内，如果某个地方的主要干部的政绩观不是那么强烈，他会给农民几天用肥的机会。碰到一心向上爬的干部社员就倒霉了，必须等到集体用完肥料之后，再来一个统一的“清缸”——挨家挨户把粪坑全部清空。然后给社员留个十天二十天的用肥期限。等到粪坑里慢慢地积累了一点粪再去给自己的庄稼施肥，已经是正月十五送门神——迟了半月。因此，一些社员就铤而走险，偷起粪来了——虽然那是自家的，但仍然是“偷”，如果被干部发现或者邻居告发，不仅要检查交代，接受批判，还要经济惩罚。如果家庭成分不好，那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成分好的叫损公肥私)，甚至会让主人挑上一担粪“游乡”示众。
集体也会偷粪，那一般是城市郊区或乡镇附近的农村生产队干的事。城市粪肥的兴衰
1．计划中的幸福
和偏远地区的农村相比，生活在城市郊区或乡镇附近的农民幸福得让人嫉妒，因为他们可以无偿地得到城里人的肥料，并且，去城里拉粪的农民可以趁机来一趟小小的公费旅游，至少可以免费欣赏一下城市美丽的夜景，打一点小小的牙祭。不管实际如何，至少在表面上，当年的大政方针是“农业为基础”，在此方针下，城市公共厕所里那点汇聚物就不好意思作为商品卖给“农二哥”了。计划经济一切都要计划，城市里的公共厕所那时也是计划分配。某个区某个街道的厕所的肥料由附近的某个公社某个生产队固定使用，他人不得染指。可想而知，能得到这样一份待遇的生产队会有多么幸福。如果在这样的生产队生活并且又能被派到城里去拉粪，那就是双重的幸福。 2．辛苦中的幸福 南京的王舟先生就有这样的一段幸福日子，以至于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都幸福无比：
1957年至1958年，我先后在栖霞区新合乡杏家塘和钱家渡两个生产队当“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当年最苦的农活莫过于到太平门里拖大粪，但多数全劳动力都喜欢干这个活，因为这个活工分高。拖粪来回要走八九十里路，五六条汉子配一两位强健点的农妇，半夜出发，披星戴月拖着庞然大物空粪车在细砂石铺的宁栖路上小跑，天蒙蒙亮时便看到了太平门两侧黑黝黝的城墙。市农林局分配给我们的是南京工学院的(现东南大学)厕所，为避免与其他地方的农民因抢粪而打架，还给各生产队印制了粪票：一分钱纸币那么大，蓝色，正面印“南京市粪票南京市农林局印制”，上面有拖拉机耕田等图案，背面有“一车粪一票”等说明。有了票，也就不用担心看厕所的勒索农产品了。在“南工”装满了粪，我们的目标就是太平门了。到了太平门已是上午八九点了，将粪车停在路边空旷处，来到小饭店，四方桌长条凳，大碗饭，大块猪头肉，大碗茶，吃得五饱六足，每人三四毛钱，才吃掉拖粪工分的三四分之一，真划算。(载2004年5月11日《南京晨报》，第8版) 3．为了粪，可以…… 幸福的王舟先生不需要去偷粪，但在他幸福的回忆中却透露出比偷粪还要更上一层楼的抢粪，乃至于为抢粪而打架的现象。也透露了即使在今人公认为纯洁的那个年代里，一个城里的看厕所的人已经会利用物资短缺的时机，运用计划经济分配给自己的权力来牟取私利，“勒索农产品了”!想想：你不给我蔬菜瓜果，我就不给你大便!这场面有多幽默。
偷粪的事当然更加普遍。有的是顺带。生产队来运肥料了，恰巧自己的那几个厕所不够装满一车或一船，于是向邻近的厕所下手。有的是专程。自己的生产队在城里就没有分配的肥源，但又确实缺肥——那时大家都缺肥，就趁着月黑风高，几个人带着运输工具到城里，见到厕所就捞他一把。很多时候，偷粪者都有内应——城里来的下放知青。好像那时这种事情还很多，因为不止一次看到知青们在回忆文章中讲到相同的事。 4．期待着东山再起 二十多年前的事，已是恍若隔世，今人看来犹如天方夜谭，什么东西不好偷要去偷粪。今天的现实恰好掉一个个儿，城市人开始为自己的排泄物和生活垃圾发愁，甚至要偷偷往乡下倒垃圾了，正应了“三十年河东变河西”那句老话。粪能卖钱的日子不知还会不会有。
也许这一条消息能让人们感到一些安慰：据《现代女报》1996年报道，河北承德的农民开始喜欢施用农家肥，农民进城“抢厕所”的事又出现了。无论是城市街区，还是厂矿企业，凡是公厕经常十有九空。农民们赶着驴车，开着“小拖”，将一车车粪便当宝贝似的运往田间地头。昔日那种公厕粪便横溢，企业花钱雇人掏厕所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专门进城掏粪挣钱的农民已为数不少，每吨粪便尽管出价二三十元，但仍满足不了农民的抢购势头。许多农民为买到一车粪，需提前几天与掏粪工预约。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农村从1996年起先后修建无害化卫生厕所近200座。姚圩镇的张家村是该区最早兴建公共厕所的村，村委会按“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归农户”的原则，以厕所蹲位为单位，向农户公开拍卖两座公厕的28个蹲位。到1998年10月，全区已拍卖了102个公厕的1500余个蹲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