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是与书香相伴而行的。对书香痴迷的感情说起来跟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听父亲说，我刚出生那阵儿，家里请来算命先生，说我长得丑陋，天资愚蠢，不是什么读书的料，这可急煞了笃信神灵却又望子成龙的母亲，她千方百计打听，才弄来个偏方，说是在小孩子的枕头下垫本书，就能让他与书结缘。自此，母亲总会东寻西借、小心翼翼的在我枕头下平平整整的垫上一本书，从开始时的《三字经》，到后来的《千家诗》，再到后来的唐诗宋词……选上一本合适的书放到我的枕头下，成为母亲几乎每日都必须考虑的问题。直到我背上书包上了学堂，可以牵着父亲的手到新华书店自己选书为止。
光阴荏苒，当年那个嗷嗷待哺、一放到枕头上就哇哇大哭的男婴也仿佛在转眼间长成大人。记得我小学毕业那年，那位初为人母的少妇已进入了而立之年，那时，母子俩饭后茶余总爱谈讨那枕下垫书的往事。母亲老是惭愧地说：“当时实在是太年轻，听信了偏方，要是把你的脖頚给睡歪了，岂不是误了你一生！”
我总是在这个时候故作神秘地俯在母亲耳边婉尔一笑，然后说：“小声点，你要是后悔的话，以后可就不灵了哦！治不好我愚蠢的顽疾，那才是误我一生呢！”
的确，我是该感谢母亲的的一片良苦用心，是她轻轻地在我枕头下放上一本书，让我在生命刚刚起步的时候，便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使我一路走来，不曾寂寞。有句话说：“阅读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这的确是至理名言。书籍让我悟出了做人处事的立身之本，更引领我一步步涉猎圣洁的文学殿堂，使我领略品尝了乐府的风骨、唐诗的魂魄、宋词的瑰丽，也给了我文学的浪漫、历史的睿智、哲学的思辨。每每于夜阑人静之时，我点亮炕头的油灯，靠着墙壁轻轻展开书页，时空便在一瞬间铺展开来，我仿佛乘浮于海上，神游四荒，心骛八极，有浅斟低吟在满城飞絮中低徊；有金戈铁马在隆隆战鼓中惊响；红楼绣阁中有佳人蹩妹垂泪；在雨打芭蕉之时轻吟愁字难了；野山孤村中有壮士夜里挑灯；在风雨黄昏中慨叹壮志难酬……那一声声、一句句，仿佛并未随时光流逝在远处。
我也曾无比向往武侠世界里的神雕侠侣及浪迹江湖的凄美故事，也曾在纯美的言情童话世界里构筑自己的初恋情怀，尤其把诸如字典之类的参考书视为结发妻子，至于政治理论、时事杂文等不外乎当作是青楼上的女子见缝插针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把有长又深的学术著作当作迷死人的艳遇——半老徐娘，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理解，多数品尝起来还有风韵，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蜜的……所有这点点滴滴，都浸淫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成为我对于人生，对于事业，对于爱情最初向往与追求。
自我有记忆始，我就一直在做一个重复的梦，梦里我从枕边挟着一本书沿着淙淙流淌的小溪而行，溪旁是一片无边无垠的桃花林。我一直向前走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书香伴随我渡过了既欢乐又苦涩的童年，又历经了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磕磕碰碰的“十年文革”。在一个桃花盛开的春天，书香引领我步入了一片明媚的天地——圣洁的高等学府陕西教育学院。顺着溢满书香之路，我终于踏上了洛英缤纷的教坛，直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今天……
我九岁那年，父亲牵着我的手，含着泪将我送到村东头那座古庙堂——候村庙初级小学校读书。从此结束了自由无拘的生活。那时学校的管教森严，我因多次调皮捣蛋惹怒了老师，一度被“遣送”回家。为了我的前程，父亲曾几次去学校求情，并用鞭子“武力”押送我去学校上学。候村庙是一座古庙，教室内三座神像张牙舞爪，供台前摆放着三列破旧的木桌凳，靠侧墙壁用木架支撑着一快黑板，道观般呆板灰沉，毫无生气。道是后南端木格子窗前有一棵桃花树，还有些灵息，树身油墨墨的闪亮，那是被一帮小鼻涕虫的鼻涕，手汗捂檫所致。但树梢上硕苞累累，煞是灼人。教我的老师姓王，名讳却记不清了。因为在那时老师的名字是极其神圣的，学生是万万不敢喊的，所以便更难记住了。她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一副高挑个儿，头上扎着两条组成麻花样的短辫的半老徐娘。两眼汪汪秋水，秀眉皓齿，脸庞细白里透了一种若隐若现的红润，仿佛轻轻一点便能溅出甜甜的水儿来。那时我常这么想：她根本不像已做了母亲的人。我二次返校后，规矩了一段时间，她待我确实不赖，可我自持烂熟的《乌鸦喝水》《曹冲称象》以及乘法口诀等，竟图表现一下而累累冒犯于她。加之我在班上策动了两次不大不小的“革命”，很是令她懊恼和失误，一怒之下便将我从第一排流放到最后排南面的靠桃树的窗下。虽僻居一隅，倒也落个自在逍遥。窗棱是木板条制作的，横竖各两条，呈井字，共九格。那时乡下还没有玻璃，冬日便用包装用的黄麻纸糊了便算了。可乡下孩子玩物少，又费力，不及开春就将黄麻纸全然揭了去叠三角玩，所以窗外的阳光、景色尽收眼底，进而一览无余。其实所谓景色，也不过一株桃树而已，但那时确不知从哪里得了一句“一窗桃花满园春”的句子，喜欢得不得了，偏巧拿了来给窗取了个“桃花窗”雅名，为给单调的生活添些雅趣而已。窗有了名，我幼小的心灵就认定窗也有了生命，从此乐事便时时出现。首先是每日阳光都斜了身，透过稀疏的桃叶缝间挤裂扯瘦自己钻进教室来，将九格“井”字虚虚地投在人头、书包、课桌上，人梢有摇动，它便调皮地上下跳动，顺了光柱可以看见万千浮尘如得了生命般的歌舞狂欢。吹口气便如炸了群的野马，遁之夭夭，而后见没了动静又聚合在一起。于是常放了思想，与之溶为一体歌之舞之，痴痴如梦。也常不防被老师点了名道：“薛九来，四加二除以三等于几？”我惶惶然站起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全班哗然，自己亦莫名其妙。尔后，便被王老师拧着耳朵拉出教室罚站在桃花树下……
我站在灿灿的桃花树下，看着阳光一片一片地汪在碧绿滴翠的桃叶上，又一缕一缕的滴到下面的叶上，稍有风过，一树阳光波纹便沸沸腾腾。其实最美不是绿叶之季，而是三月桃花灿放之时。一树桃红，一树芬芳，仿佛整个春天都驻在花枝上。最热闹的是蜜蜂，如赶趟儿似的采集花粉，酿造甜美的生活。桃树下，横卧残狮一尊，有两匹破的石马倒在草丛里。王老师的女儿常端坐于此，手捏一支粉笔，咿咿呀呀地唱歌儿，清风过处，落英缤纷，惹得小姑娘咯咯吱吱大笑不止，或扑夺，或轻嗅，或凝眸，憨态可掬。有时王老师也坐于残狮石马身上，桃花落她一头，瓣瓣朵朵如兰舟逸浪；如碧潭映月，散于她的秀发间，绝然脱俗，此一画面也只有在我家藏书柜里那些发黄的画册里看见……
今天，静坐窗前，一切都晃如隔世。几经沧桑，几度春秋，儿时的乐园，儿时的古庙学堂亦荡然无存了。而记忆中的挥之不去的古庙学堂、桃花窗以及那头上扎着两条短辫的王老师却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家妇女。而在我的成长路上，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缺少文化而忽略对我的教育。她常常用乡下所见的东西来开导我，开启我混沌的心灵。
记得小时候，母亲曾在无意之中用“流水”“满水”打比方忠告我做人的道理，至今它像甘露一样，依然在滋润着我的心田。
我九岁那年，开始上三年级。开学之初，邱老师来到我家，对我的母亲说：“你的孩子读三年级了，对他的学习要抓紧一点，管严一点，三年级是一个关呀！”
此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母亲总不忘叮嘱一句：“在学校里一定要好好读书！”在这之前，她总是这么说：“在学校里莫跟别人打架！”
记得有一天，母亲端着一脸盆衣服到门前的泉边去洗涤，我挟着语文书也跟着去了。阳光明媚，天蓝云白，小鸟在树上喳喳叫着，树叶在风中跳舞，我坐在泉边的一块青石上，捧着课本一本正经的朗读。
母亲停下手中的活，对我说：“九娃，还在看书呀？”
我说：“是啊，老师说要抓紧点嘛！”
母亲指着叮咚的泉水说：“古话说得好，滴水可以成河，读书也一样，在一点一滴的积累。做其它事也都一个道理，一口吃不出一个胖子。
从此，我的脑海里便装下了这么一句话：滴水可以成河。
初小毕业后，我考入了长青小学，因为学校离家较远，我开始注意锻炼身体，发誓要练出一副男子汉的身板来。每天上学放学，我都跑步行进，回家后，还在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树下打沙包。
记得有一回，为了展示自己男子汉的风度，我主动帮母亲从河湾水泉里往家挑水，母亲看着我挑着两只大水桶向水泉里走去，眼角露出欣慰的笑容，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
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冲我喊：“九娃，挑水时别将水桶盛满，水满则溢哩！”
我说：“没事，我挑得动！”
水泉离家有一道斜坡路，我挑满两桶水，晃晃悠悠吃力地爬上了坡，耳畔响起哗哗地泼水声，回头一看，两大桶水溅撒了满坡路。担到厨房，放下水桶，我感到很纳闷，明明是满满的两桶水，怎么一下子成了两个多半桶水？
母亲说：“你看，满水桶挑到屋里，还不是少了一大截儿？”
我疑惑不解地问：“你说的‘水满则溢’是什么意思？”
母亲温和地说：“水装得太满了，不就泼了吗？凡事都是这样，不能强过头，太满自然会亏的。做人也一样，骄傲自满会落后、会吃亏的。”
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这个让我一生受用的道理。
一九五五年春天，在我家的土崖上面靠东的一座古庙门上，挂上了“候村庙初级小学”的牌子。周围邻居家的孩子三三俩俩由父亲领着去报名上学。我放下手中的镰刀、绳子向父母嘟咙着也要上学去，威严的父亲以“家里没有钱”为由不答应。我无奈地坐在地上伤心地哭，母亲看着我哭实在不忍心，便横下心忍痛割爱买掉了自己珍藏的一对银镯子，让父亲领着我去报名。
到了学校，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怯生生地回答：“小娃”。在我的家乡，穷人家生孩子后，管男孩子一般叫“小娃”，女孩子叫“女子”。
“学名？”，“学名？”我不懂了。父亲急着向老师解释：“黄老师，你是文化人，我娃是九月初九生的，在家门伯叔弟兄中排行老九，麻烦你给安个学名吧！”
看着我这个先天因营养不良而瘦骨嶙峋的男娃且满脸的困惑和茫然，他便明白了我还没有名字，在听了父亲的祈求话后，便思索了片刻，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薛九来”，然后递给我：“以后这就是你的学名。”
那位给我起名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黄，名喜生，据说是凤翔六冢人，曾在军队里担任过文化教员。他住在庙院的一间歇房内，村里人都尊他为黄先生。他每次走进教室，手里都拿着一米左右长的竹板，既可当教鞭，也可做惩罚学生时打手掌的工具。他虽总是一脸的严肃，但教学却很认真，每篇课文，他都领着我们一遍一遍地读：“夏天过去了，可是还叫我们十分想念，那些个可爱的早晨和黄昏，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至今我还能倒背如流。他经常让我上讲台在黑板上默写，错一字，就在我的手掌上用竹板打三下。
开学一个多月后，我突然发高烧，家乡人叫“出天花”。我当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不吃不喝，胡话连篇。因家里无钱救治，大人们眼睁睁看着我奄奄一息，以为没救了，便请人用木板钉了一副小棺材，还按当地习俗，摸了一层红漆。这个消息不知怎么被黄老师知道了，他晚上急匆匆赶到我家，用手摸了一下我滚烫的前额，又急匆匆地走了。过了一阵他就送来了一剂药，熬成药汤，给我灌入口中……奇迹出现了，第二天早晨，我退热了，睁眼了，喊着要喝水了。全家人高兴极了，一直守在我床前的黄老师也笑了。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慈祥地笑。
人常说：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又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谁知就在我“出天花”刚过去没几天，又患上了拉肚子疾病，医学称“痢疾”。怕耽误功课的我，每天上午照常去上课，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就疼痛得厉害，接着就浑身无劲，瘫倒在床上，每天如此，学业成绩自然下滑。一天上午，我挣扎到学校上课，黄老师让我到黑板上去默写生字，我错了四个。按规定，得挨打十二板子，当时我吓得像打摆子一样哆嗦起来，抖抖索索将右手掌伸出去，左手按着手腕，头往左扭过去，不敢看黄老师那那高举着的竹板……等着等着，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手掌上轻轻点了三下，接着就听见黄老师说：“下去吧，病了这么长时间，还拉肚子，这就不错了。”回到座位上，我泪水夺眶而出。在黄老师那威严的外表下，内心却是一个多么温柔的世界！
那时候，我的学名在家乡根本无人争论，只是在我上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新上任的一位叫白岳的老师却产生了兴趣，他说：“你这名字不一般，你家里一定是书香门第。”随即挥笔写下了“薛家帐前谋士集，九重天外飞将来”的联句送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这样对我的名字产生“联系”。多亏启蒙老师给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起了一个带“书香”的名字！多亏家乡解放、多亏穷人翻身，才使我这个穷孩子得以由初小读完高小。然后踏上了讲台，在书香、报香、墨香中熏染了一辈子。
几十年过去了，启蒙老师的点点滴滴如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想起这位我平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记得1961年上小学六年级时，我的语文老师是新来的周老先生。初次看见他严肃的面孔，我们都被吓得避而远之。那时我心里暗想：即使再顽劣的学生，遇到像他这样的老师都会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更重要的是听说他上课时，手里常提着一根不长不短的教棍，自然是惩戒用的，但他从来却不滥用。
上第一堂课，我们心里都忑忒不安，个个都摒住了呼吸，教室里鸭雀无声，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我隔窗望去，周老先生果然手里提着一根教棍，抬头挺胸大踏步走进教室，首先将手中的教棍“咚”地一声横放在讲台上，自我介绍云：“周某不才，非教书先生，乃读书先生也。古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可见书乃尔读而知之，非教而知之也。吾遵古训，只教尔读书，故曰‘读书先生’也。”他的话音刚落，我们便哄堂大笑起来，我当时笑得最厉害，且还鼓起掌来。这时，只见周老先生拿起教棍严肃地走到我面前，阴沉着脸，挥起教棍在我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了他棍子的滋味。
不过周老先生教学语文是“窗外吹喇叭——名声在外”，且有严格的章法：第一遍领读后，让我们默读，观其大略，谓之粗读。读后要动笔列出提纲。第二遍对照注释解词后，细嚼慢咽，谓之细读。读后要提出疑难。第三遍据其要点反复成诵，谓之深读。读后要能释疑解难，言之成理。第四遍居高临下，举一反三，谓之点读。读后要有所发现，浮想联翩。当然之所谓一遍并不等于一次，有时是两次或多次。同时强调手脑并用，用心发现。你若有疑难求教于先生，他也并不解答，而是在书上指指戳戳，叫你读此段此节或彼段彼节；你若还未通晓，捧书再问，他会叫你再读，反复读，然后将那疑难反过来问你，直到你的解答令他满意为止。他常说，书本中那些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东西，往往是作者情感的最高境界。要进入这种境界，全靠读书人的参悟，非强拉所能至也。因此，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书声琅琅。你若缄口不开，先生便会断喝一声：“读书！”然后将教棍提起“砰”的一声，重重地敲在讲桌上，吓得我们都大声朗读起来。你若虚晃一枪，眼望天花板而信口开河，先生也会大声呵斥：“停读！”然后又将教棍提起“砰”的一声，在讲桌上重重地一敲，令你嘎然而止，重用心读。于是，在课内我用心一遍又一遍的阅读所学课文，达到熟烂成诵。尤其在课外，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白居易、杜甫的诗集；领略了诗中的田园风光；体悟到了《琵琶行》诗中缠绵悱恻的理性；《兵车行》《卖炭翁》等诗歌里的悲壮意境；参透了诸多诗文里隐含的妙语禅机。说心里话，虽然周老先生面孔森然，令我们退避三舍，然而他的语文教学却使我们从中受益匪浅，够我们一辈子受用。
可我真正领教周老先生教棍滋味的是在一次自习课上。记得那一节自习课，听说周老先生因事出差远门，我这个在学校出了名的“捣蛋王”就像一只久困樊笼被放飞的鸟儿，自由自在地打闹了。俗话说：“佛蛇出屋，蛤子松腰”，我领着同学大闹教室，还拿一位文弱的同学当小熊寻开心；把墨盒里的墨抹在他的脸蛋上、额头上，撕开他的衣服；撞倒了凳子，砸伤了他的脚，说白了就是耍笑欺诬那位同学。当我闹得正欢时，一声怒吼把我震住了。我急忙转过头来，只见周老先生已经站在我的背后，收拾我的话至今我只记住一句：“如果拿你当小熊，把墨抹在你脸上，撕开你衣服，砸伤你的脚，你会怎麽样？”说完，他命我伸出双手，我看见他的教棍举得高高的，打下来的时候分明十分用力，可是，打在我手上的感受却像第一次挨教棍一样，是那样的轻，轻得令我不敢相信。呵，我终于明白，他的惩罚原来只是一个样子。而他的那句话却在我此后的生活中一直陪伴我、提醒我，使我在做一件事时能尽量与别人进行换位思考。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我这位“浪子”自此收了心，回了头，终于成了班里的“金不换”。
周老先生森然严厉的外表下，其实深藏着一颗真诚善良的心。六十年代初，正遇三年自然灾害期，我家困难得连一斤盐都称不起。那时候也是我正长身体之时，可非但得不到充分的营养，就连一件御寒的棉衣也没有。有一天下午，周老先生让我们背诵《观刈麦》这首诗，眼看周老先生踱到了我的桌前，我心里紧张起来，因为这首诗我背得还不流利。但往往越怕就越会撞上，周老先生果真挑上了我：“背会了吗？”我怯生生地点点头，他拿起我的书说：“背来我听听。”我连猜带蒙好不容易才背出来。周老先生起身正准备走，突然又重新坐下关切地问：“你怎麽穿着这么薄的衣衫？”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低声嗫嚅：“我家穷，没吃的，就这烂薄衫还是堂哥扔掉的。”周老先生听了我的叙述，点了点头，说：“下了课，到我房子来一下。”我点点头。
下了课，我去了周老先生房里，只见他拿出自己穿了一料的小棉袄，帮我穿上，还从火炉上拿了一块热腾腾的红薯递给我说：“吃吧，吃饱穿暖就不挨饿受冻了”。吃着周老先生给的红薯，穿着他给的棉袄，我感动不已。我心里想：周老先生每月只有38元的工资，只够买60斤红薯。从周老先生略带水肿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生活也很艰难，一想到这，在学校曾一度号称“捣蛋王”的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为了报答师恩，我忍饥挨饿，不避寒暑，发愤读书。1962年，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紫荆初级中学。谁知，人生命途多舛，在那饥饿的年代，我因二老躺卧病榻，家境濒临崩溃，终于被迫我含泪辍学。
斗转星移。我不知道周老先生什么时候离开学校，只记得一个春节回乡，周老先生已经走了。也听说他在66年“教师集训会”上挨了批斗。再后来听说他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揪”了出来，罪状就是用教棍体罚学生……
回忆起周老先生，我的心里至今隐隐作疼，我后悔那时离开他时既没有告别，也没有感谢。直到现在，我的心情还是出奇的坏，每每想起他就默默地流泪。这是我永远的内疚，也是我平生一大憾事。
周老先生！您是我的恩师！您更是我的严父！我为你祈祷：愿您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吧！
杨老师教语文也有好些年了，他的很多事情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尤其是儿时最让我感到愧对杨老师的有这样一件事。
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杨老师面对我们这一群坐得横七竖八的学生，说实话，他当时心里免不了有些紧张。也许他觉得自己教书时间长了，感觉自己有些老资格了，于是便爱起面子来。一次在语文课上，他习惯地将“高粱舞红头”一句中的“粱”写成'“梁”，在我的印象中，所有老师都可以写错字，唯独语文老师写错字是不可原谅的。当下我立即站起来指出：“老师你写的那个梁字错了。”倾刻，杨老师好像做了贼被他人赃俱获似的，想自辩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加上我平时又喜欢在课堂捣蛋，种种的客观原因加上主观情感，让杨老师顿时怒火中烧。
“哪有错！上课不要瞎搅和。”在当时，杨老师一直认为他所写的字是对的，认为我是无理取闹，无事生非。
“我没有捣蛋，你确实写错了。不信你拿字典查证一下。”我说着，便从书桌内掏出一部字典，似乎是“蓄谋已久”，“有备而来”。
字典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那时杨老师能够将字典拿过来查证一番我想……——“不用查了，你给我坐下来好好听课。”
我万分无奈地缓缓坐下，心中怒气愈积愈浓，只得满嘴脏话加以发泄。他一听十分愤怒，小小年纪竟敢在课堂上辱骂老师。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你给我出去！”
“我为什么要出去，我交了学费的。”
“再给我顶一句。”他的怒火已经烧到了眉头，一触即发。
我很委屈，觉得杨老师是在仗势欺人，眼睛里泪水滚动起来，泫然欲哭。
之后，杨老师拉着我的胳膊，让我站到了教室后面，只顾自己继续讲课。
后来，杨老师把我父亲请到了学校。
那天，我心里忐忑不安，心里做好了挨打的准备。我偷偷站在杨老师的窗户外边，看老师如何发落我。我侧耳细听，当时父亲说：“老师是权威，当权威仍然是权威时，不管他的错误多么确凿，孩子定可以在心中充满不满情绪，但千万不可当面指出，要照顾到老师的面子。然而权威出错犹如重载列车脱轨，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它一头栽下悬崖外，实在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挽回，所有的努力都将是螳臂当车，最终只是自取灭亡。”杨老师听了我父亲语重心长的话，已意识到了太多的错是在于他自己，因此也没有理会我的父亲。
再后来，我三天两头逃学，即使到校上课也是埋头沉睡，并且累教不该。
整件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也许杨老师认为这是他这辈子所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也许是一种罪过。
在我心里想来，日后作为人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全过程，大可抛掉面子，与学生谈笑风生。假使某些老师宁死不忍心割舍自己的面子，作为老师也应该悟道：老师的面子是面子，学生的面子也是面子，更是一颗纯洁的心。老师在自己不失面子时，也要顾及一下学生的面子。如此，大家都有面子，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