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旅居国外四年多，于一八七一年七月回到彼得堡。在这个期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作家完成了长篇小说《白痴》和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他们在回国前夕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起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以及后来在长篇小说《少年》中，提到巴黎公社时都持反对的态度。
最后的十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八七一年携家归国以后一直到逝世的最后十年中，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故，常年住在彼得堡，有时也到斯塔罗鲁萨去住些时候。他戒绝了赌博，过着比较安静的家庭生活，全力以赴地从事写作。这个十年是他的创作最丰产的时期。
早在一八六八年旅居国外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创作构思。他当时写信给玛伊科夫说：“在这里，我现在头脑里正在酝酿一部大型长篇小说，它的名称是《无神论》……”事过一年以后，他再次写信给玛伊科夫说，这部长篇小说将叫作《一个大罪人传》，其规模相当于《战争与和平》。这将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可能包括五部各自独立的中篇。“贯穿各部的主要问题，就是那个我为之自觉或不自觉地痛苦了一生的问题，亦即神的存在的问题。”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开始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经历了无神论、寻求信仰、堕落和犯罪等几个阶段，最后出家，获得了宗教信仰，找到了生活的归宿。书中将以化名涉及到许多历史人物，诸如普希金、别林斯基等人。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创作构思并没能实现，因为他的经济状况不佳，为糊口而写作，没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去完成这样一部宏篇巨著，而必须为了稿费经常不断地交出稿件。这就把他的创作计划打乱，使他不得不应付眼前的急需。但是他的这个创作构思以及为此而准备的材料并没有白费，后来在写作《魔鬼》、《少年》和《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三部长篇小说时都分别用上了。
《魔鬼》是一部论战性极强的作品，最充分地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思想倾向，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解放运动、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诽谤。诚然，《罪与罚》、《白痴》等作品也都具有鲜明的论战色彩，但是其深刻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主题则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艺术力量。可是《魔鬼》则抛弃了这一主题，是一部纯粹的反“虚无主义”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自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但对革命思想又抱着敌对态度，因而竟然把二者混为一谈，认为这都是罪恶的渊薮。他否认俄国解放运动的现实社会基础，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他看来，无神论、社会主义思想不符合俄国人民固有的传统和民族精神；俄国人民是“神的体现者”，他的宗教信仰——东正教，才是拯救世界，消除资本主义灾难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作家在《魔鬼》中所企图表现的思想。此外，这部小说的写作还有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即所谓涅恰耶夫案件。
涅恰耶夫原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一八六九年春逃亡国外，在日内瓦结识了无政府主义头子巴枯宁，接受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策略。第二年九月，他带着巴枯宁签署的“世界革命联盟俄国分部”的委任状返回俄国，秘密组建地下组织，在莫斯科建立了几个小组，名为“人民复仇”社，其成员主要是彼得罗夫农学院的学生。涅恰耶夫推行的是阴谋冒险政策，对其成员进行欺骗和恫吓。成员中有个姓伊万诺夫的大学生，不服从他的指挥，想要退出秘密小组。涅恰耶夫说他定要出卖组织，向政府告密，就强迫“人民复仇”社的其他一些成员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杀死。沙俄警察当局在农学院校园里的池塘旁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很快就破了案，逮捕了凶手。于是“人民复仇”社彻底瓦解，涅恰耶夫潜逃国外。这个事件当时轰动了俄国和西欧，各国报纸纷纷报道审讯情况。
涅恰耶夫案件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是俄国解放运动中一股小小的逆流，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以偏概全，拿来作为《魔鬼》的情节基础，用以攻击整个俄国革命。同时，《魔鬼》的构思并没有局限于涅恰耶夫案件，小说中许多形象都有所影射，甚至连屠格涅夫这样的自由派作家也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攻击、丑化的对象。作者企图证明：不信伸，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道德沦丧，完全丧失一切善恶标准。
《魔鬼》的写作是一八七○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开始的，他回国以后于一八七二年完成。小说发表以后，作者得到反动势力的赏识。一八七二年，反动分子麦谢尔斯基公爵结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把他介绍给沙皇政府的宗教会议议长波别道诺斯采夫。他们竭力拉拢作家，企图利用他的威望，使之为巩固沙皇专制制度卖力。麦谢尔斯基聘请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编他的杂志《公民》，给他薪金三千卢布，稿费另发，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国以后经济情况仍然十分困难，欠债达两万五千卢布，因此他接受了聘请。一八七三年一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接手主编的《公民》周刊第一期出版，没有《作家日记》专栏，每期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执笔，以政论的形式评论当前重大事件，有时也刊登一些短篇小说、特写和回忆录。一八七四年五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辞去《公民》主编。一八七六年，他单独发行《作家日记》；一八七八年，由于忙于写作《卡拉玛卓夫兄弟》而将其停刊。后来，一八八○年和一八八一年，《作家日记》又各出了一期，最后一期和读者见面时，作家已离开了人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虽然与沙皇政府的一些上层人物有所交往，但是反动势力对他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直处在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到一八八○年才解除。作家也确实有许多举动使沙皇政府对他不放心。他一直到逝世都跟俄国进步思想界保持联系。一八七四年，他跟青年时期的好友涅克拉索夫恢复了关系，并且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少年》拿给涅克拉索夫在他主编的《祖国纪事》上发表。一八七七年，涅克拉索夫逝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席了安葬仪式，并且在墓前致了悼词。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并没有改变。一八八○年五月，他去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发出了绝望的狂叫：“顺从吧，骄傲的人！”
一八八一年初，由于安娜的多年努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偿清了久压在身上的债务，纠缠了他一辈子的贫困略有减轻，可是他的健康情况却恶化了，肺部血管非常脆弱。一天夜里，他写稿时笔掉到书箱下面，他去搬动书箱，用力过猛，肺部血管破裂，血从喉咙流出。当时他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流血不止，终于医治无效，过了三天就与世长辞了。他死的那天是二月九日（俄历一月二十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病重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彼得堡，许多不相识的人也都来打听病情，日夜不断，慰问信件和电报纷纷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遗体在家停放两天，吊唁的人群像潮涌一般，有的为死者朗诵赞美诗，有的为他守灵。举行安葬仪式时，数万群众跟在灵车后面，各学校、社会团体送的花圈排成长长的行列，学生们还组成歌唱队，唱着送葬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体安葬在吉赫文斯克公墓，与他童年时所喜爱的诗人茹科夫斯基并排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他遍尝了人间的各种苦难：贫穷、疾病、坐牢、苦役、充军，乃至死刑处决前的恐怖。但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他一生始终不渝地深切地同情穷苦的人们，为他们的悲惨命运而痛心疾首，深刻地揭发着、控诉着侮辱和损害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为解脱他们的厄运而艰苦地寻求出路。当然，他摈弃了革命的道路，皈依上帝，号召顺从，但这也无济于事，他对上帝的乞求则变成绝望的狂叫。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虽然他的作品中的宗教倾向对他那黑暗、不幸的祖国曾经有过不好的影响，但他却以其罕见的天才震撼了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史上与托尔斯泰并驾齐驱；他的创作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发展的又一高峰，不仅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而且开启了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先河，其影响至今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