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四年三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沙皇政府批准，创办了一个新的杂志，定名为《时代》，与复刊后的《现代人》杂志继续论战。但是这一年七月，哥哥米哈伊尔突然逝世。杂志的编务完全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身上，他的癫痫症发病频繁，杂志亏损严重，无力继续维持下去，不得不于一八六五年六月停刊。但是他跟革命派的论战并没有就此结束，不过是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出现了。
一八六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长篇小说《罪与罚》。这是第一部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作品，思想艺术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即使是这样一部艺术杰作也没有摆脱论战的性质。作家把主人公的犯罪与革命的暴力混为一谈，目的在于攻击革命民主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在他看来，理性一旦脱离开基督的爱，就会产生“为所欲为”，就会引导人去犯罪。然而决定《罪与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并不是这些论战的因素，它自有其伟大之处。
第二次结婚
《罪与罚》正在杂志上连载，还没有最后写完，就已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著。可是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正在执笔写作这部艺术杰作的作者，会是处境无比艰难。一八六四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妻子患肺病而死，接着他的哥哥又离开人世，留下了一家老小；《时代》杂志亏损严重，被迫停刊。一连串的不幸接踵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济上异常困窘，负债累累，在精神上痛苦不堪。债主不断向他讨债，威胁他，要查抄他的财产，并逮捕他下狱，他急待偿清的债务共有三千卢布，他曾多方设法弄钱，但都无结果。想尽了方法要求债主再等些时间，都不许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地。这时出版商斯杰洛夫斯基跑来说，他愿意购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著作版权，准备把这些著作印成三大册发行。为此他愿意出价三千卢布，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交出一部新小说给他印行，小说的篇幅要有七印张（相当于现在的全张报纸十张），限期半年交稿；如果到期不交，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的全部著作将永远归出版商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因此一切条件全部答应下来，只要自己不会因债务入狱就行。可是他这时正在全力以赴地赶写《罪与罚》，随写随在杂志上陆续发表；此外癫痫症还经常发作，使他受着难耐的痛苦，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分出精力来另写一部小说。狡猾的出版商显然是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条件，企图占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版权。合同是一八六六年四月订的，规定十一月一日以前小说交稿；可是到了十月初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甚至连小说的结构布局还都没有想好。朋友们都非常为他着急，有的建议找三四个人帮他一把，每人为他写一部分，然后由他自己捏合成一部作品。可是陀思妥那夫斯基不愿意把别人写的东西署上自己的名字，因此对朋友们的好意婉言谢绝。又有人建议他聘请一个速记员，由他口授，以便赶写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口述作品的习惯，对这种写作方法半信半疑，但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同意试试看。于是经人介绍，他聘请了速记学校的高材生安娜·格里高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这位年轻的女速记员很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同情他的处境，对出版商的苛刻条件十分愤慨，因此她与作家合作异常热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晚上打好腹稿，第二天向速记员口述四个小时；速记员把速记下来的文稿带回家去翻译整理，经常工作到深夜，次日把整理好的文稿带给作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他们每天看到书稿又有所增加，心中都特别高兴。这样，从十月四日起到二十九日，共用了二十六天的时间，一部符合出版商的苛刻条件的新小说完成了，这就是《赌徒》。十月三十日，这天恰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十五岁生日，他怀着胜利的喜悦，交出了书稿，粉碎了出版商的阴谋。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从第一个妻子死后，接二连三地遭到不幸的打击，在精神上感到异常孤单和苦闷。安娜是个聪明活泼的姑娘，心地善良，不仅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而且十分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二十几天的亲密合作，使他们之间滋生了爱情。小说完成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十一月八日向安娜求婚，他们于第二年二月十五日举行了结婚典礼。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六岁，安娜二十一岁。
婚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就出国旅行去了。生活是幸福的，他们真挚地相爱。安娜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热的崇拜者，她为自己的丈夫感到无限骄傲。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以后，托尔斯泰曾经问过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安娜回答说：“他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人当中最仁慈的，最和善的，最聪明的，而且最豪侠的一个人。”她一直深情地照顾着年老病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速记员、誊写员、秘书、财务管理员，书籍发行人和销售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结婚以后直到逝世的十四年，是他文学创作最多产的时期，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半以上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这肯定也有安娜的一份功劳。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几乎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安娜，每次到文学晚会去讲演或者朗读作品，差不多总是要安娜陪着，走上讲台以后还一定要用目光在台下的听众中间把安娜找到，然后才开始讲话。安娜为了使他能尽快找到自己，常常在他站上讲台时用一块手帕在自己的脸上撩过，有时干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熟人们看出这种情形，不免开开玩笑，弄得安娜很是狼狈。有一次赴晚会时，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倘使这一次你还是一开始就寻找我，想在听众中找到我，那么我老实告诉你，我一定站起来，跑到远远的地方去。”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非常认真地回答说：“那么我一定要从讲台上跳下来，追你去，看你干什么，看你到哪儿去，我一定要这样的！”安娜知道，他真会这样做的。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生活中也曾有过苦恼，这主要是他对赌博的嗜好造成的。他在和安娜结婚前的几年，因为精神极端空虚，生活十分穷困，同时也是为了寻求刺激，就染上了这种不良嗜好。他梦想从轮盘赌上赢钱，还清债务，解脱经济上的困境，但实际上则往往在赌台上输得精光，甚至把他和安娜的结婚戒指都当掉，把安娜的衣服卖掉，常常是身上一文不名，连付房租和日常开销的钱也拿不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任何问题上都喜欢走极端，赌起钱来也毫无节制。他在长篇小说《赌徒》里把这种心理描写得很逼真。这部小说是他和安娜的媒人，也是他们婚后生活的一种预言。安娜的日记和回忆录中都记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沉迷于赌博的情形，特别是一八六七年在国外的时候，安娜的全部日记几乎只记着一件事，那就是赌博。日记中详细记载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天几次去赌场，怎样输光荡尽。他甚至常常跪在安娜面前，哀求她把最后一文钱拿给他去赌。可怜的安娜正在怀着身孕，总是柔顺地让丈夫把一切都弄去赌掉，自己躺在床上伤心地哭泣。有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输得精光回来，流着眼泪请求安娜原谅，安娜却跪着安慰他，说输掉一点钱没有什么要紧，使她最难过的不是输钱，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不能写作，生活空虚得令人痛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承认，如果在国外继续住下去，他的才能就会“毁灭尽净”。一八七一年，他大输了一场，从此终于下决心戒了赌。他在给安娜的信里诉说着自己如何被债务所逼，梦想赢钱，这种龌龊的想法使他痛苦了十年之久，现在已完全消灭。他说：“赌博是一条铁链，过去束缚着我；可是现在我要想到我的工作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胡思乱想着赢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