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四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议撤销了长期以来一直在苏联文学界中削弱党的领导，破坏文学界团结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党委托高尔基须导这项改组工作，并筹备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组建内设党组的全苏作家协会。在此之前，高尔基曾多次呼吁国内作家能以党的事业为重，为人民的利益走到一起，共同繁荣苏联文学。担任了作协组织委员会主席以后，高尔基将这一工作放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去进行。他不仅在俄罗斯民族内致力于加强党内作家、党员作家与非党作家的团结，而且大大发展了俄罗斯民族与苏联其他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团结。他本人尽可能广泛地建立并保持同少数民族作家的联系。他建议国家出版社出版《苏联各民族作家文集》，安排俄罗斯作家到各兄弟加盟共和国去学习。在他的要求下，出版了迄今仍在发行的《各民族友谊》这一刊物。这一切，都使他赢得了国内少数民族作家的尊敬。他们称高尔基为苏联“各民族文学之父”。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苏联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高尔基主持了这次标志着苏联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盛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在会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无比信赖。还在一九三二年，全苏纪念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的时候，他的诞生地下新城便被命名为高尔基城，以上演他的剧本而声名显赫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被命名为高尔基艺术剧院。到了这时，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的工厂、矿山、集体农庄、学校和文化团体已遍布全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也大量出现在共和国的地图上了。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高尔基一直住在莫斯科的小尼基特斯卡娅街的一幢房子里。这所建于一九○二年的“维也纳摩登式”洋房，由于高尔基在那里度过了晚年，而成为苏联当时领导文化事业的实际中心。那些年里，进出这所内外布满稀奇古怪的花纹雕饰的楼房的人，上至政府首脑，下至普通市民。高尔基在这里接待过新生活的各类建设者，登门求教的各种拜访者。他在这里，会见过《母亲》中巴威尔形象的生活原型——来自高尔基城索尔莫沃工厂的老工人彼得·安得烈耶维奇·佐洛莫夫。而且只是由于十分偶然的原因，高尔基未能看到也来登门拜访他的革命前喀山一家面包店的老板——那个被写进中篇《老板》及《我的大学》中的“丑母鸡”谢苗诺夫。高尔基在家里召开过几十次会议。斯大林正是出席在这里召开的筹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聚会时，讲出了“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句名言，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具体范畴。高尔基上午在这里进行创作，下午会见客人，晚间有时同家人与朋友们举办家庭音乐会、舞会和文学作品朗诵欣赏会。高尔基在他六十六岁那一年，为儿子过生日举行的家庭舞会上，“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东方式长衫，戴着一顶绣花的小圆帽，样子显得非常漂亮，最低限度像童话里的神仙。”而来到这里的客人们始终恪守一条不成文的制度，即一律不在高尔基所在的房间里吸烟，尽管高尔基本人从未戒过烟。这是为了保护高尔基的健康，因为他有肺病。连斯大林呆在这里时，也都去楼内其他房间吸烟。
高尔基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里，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十分杰出的政论家。在萨马拉时期已磨砺得敏捷而锐利的文笔，在这一时期成了迅速反映火热斗争生活的如椽大笔。在不到六年时间里他写出了三百多篇政论文章以及近千份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接近于政论文的书信与演讲稿。表达深厚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赞颂社会主义新人的创造性劳动，揭露思想文化战线与经济建设上种种弊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抨击资产阶级“文明”，呼吁世界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些便是政论家高尔基恣意纵横的政论文的基本内容。而关于文学艺术的大量论文，是高尔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尤为宝贵的财富。在这些文章中，高尔基不仅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任务和方法，而且详尽回答了有关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和文学与生活、与政治的外在联系等一切重大问题。高尔基在晚年利用这种形式总结了自己毕生的创作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宝库。
高尔基在其文学创作的最后几年里，除了一直继续着《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写作外，还创作了三个剧本，改编了一个二十年前写的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年间，国外反动势力操纵的间谍机关，在苏联中、上层知识分子中间（以工程师为主）网罗资产阶级残余，组成从事反革命暗杀破坏活动的地下组织“工业党”。高尔基及时写出了《索莫夫和别的人》这个剧本，它揭露了这场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
三十年代初，高尔基曾计划写出描写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后，覆亡与挣扎的剧作三部曲。尽管在《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他已经历史地再现了资产阶级在俄国的失败过程，但他一直还想用戏剧这种最恰当的形式再现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后那些不平常的日日夜夜，以完成自己的夙愿。这剧作三部曲便是《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陀斯季加耶夫和别的人》以及《李亚宾宁和别的人》（未完成）。
第一个剧本从一九三一年夏开始写起，次年九月上演。最初高尔基曾将它命名为《前夜》。因为它描写的是二月革命的前夜。剧本在二月革命来临的背景上，塑造了外省的巨商布雷乔夫及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形象。由店员爬到当地商业界头面人物的布雷乔夫，一生巧取豪夺、放荡不羁。帷幕拉开时，他已染上不治之症，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边是，象征着俄国资产阶级已经病入膏肓的主人公在想尽一切办法延续自己的存在；而与此同时，来自同一阶级的律师、女修道院院长、资本家、地主、甚至他的妻子儿女，却围绕着他身后的遗产而当着他的面，提前展开了争夺的丑剧。目睹这严酷的社会现实，布雷乔夫责怪自己“住错了街”，对自己拼命跻身进来占了一席之地的资产阶级作了无情的揭露。面对无可救药的“疾病”，他慨叹必然规律的无情，为自己及其整个阶级被生活所淘汰而无限感伤。高尔基将他视为“忏悔的商人”。这个形象说明，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资产阶级从内部已经开始崩溃。
然而，并非是所有的资产阶级都像布雷乔夫这样听凭历史的安排。三部曲之二，描写了以陀斯季加耶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到十月间，对抗社会主义革命，而最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过程。同布雷乔夫相比，陀斯季加耶夫这个人不仅对资产阶级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更善于将这种清醒的头脑运用于改变自己阶级的厄运，同无产阶级进行更隐蔽的斗争。因此，他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最凶险的敌人。高尔基在设想的第三部中，曾交待说陀斯季加耶夫混过了在第二部结尾时他曾因预谋暴乱而对他进行的审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成了飞黄腾达的人物。但由于作家后来事务繁忙，未能写出三部曲之三。
剧中资产阶级的对立面革命者的形象，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逐渐占领三部曲的舞台的。在第一部中，共产党人尚处于地下。作者主要是以布雷乔夫的私生女舒拉和女仆格拉菲拉等人在政治上的觉醒，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在第二部中，布雷乔夫的教子、布尔什维克拉普捷夫，他的雇工顿纳特，革命的组织者李亚宾宁，以及剧本结尾时出现的大胡子士兵，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公开同资产阶级进行较量，最终战胜了他们。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部，剧本的名称已经是《李亚宾宁和别的人》了。按照高尔基的构思，舒拉“将会向左转，”格拉菲拉成了党的工作者，连第二部中出场的修道院的女仆塔伊西娅，也入了党。活动在社会舞台上的无产阶级及革命群众，正在创造着新的历史。
高尔基平生创作中规模最大的作品是《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同他大半生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度过的，有着一定的关系。这部作品描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十月革命这四十年间，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路上的分野，高尔基既有亲身经历，更有实际教训。所以，当这部酝酿了将近二十年的小说在一九二五年春开始动笔时，高尔基几易章节，几延篇幅，仿佛关于这个题目，他有说不完的话。他在名符其实的史诗规模的背景上刻画了萨姆金这个形象。从他身上反映了俄国知识界中小市民习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他们对斗争、对革命的恐惧，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领导欲的破产。高尔基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一直在写这部小说，但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写完。然而萨姆金作为祖国与人民的敌人，巳经得到了被游行队伍中的革命群众活活踩死的可耻下场。然而体现着高尔基的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斯捷潘·库图佐夫所走的道路，却没有作交待。但高尔基的一生，显示了知识分子同生活，同革命，同人民相结合的一切可能与灿烂的前景。
就高尔基一生创作的主题与题材来说，他显然是埋葬旧世界的一位文学巨人。还在十月革命前，他便预言了旧社会的必然灭亡。革命成功后，他又孜孜不倦地清扫着旧世界的废墟，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旧世界被毁灭的全过程。他同时又十分渴望自己成为新俄罗斯的赞颂者。他用特写这种精悍的文学形式，写下了新生活的赞美诗《在苏联各地》。他为了实现自己提出的表现新人的号召，还曾计划写一组《英雄的故事》。参加国内战争的英雄战士，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妇女与青年，这些记录在高尔基笔记中的普通人，都是“既平凡、又伟大的人物”。他们本应更多地出现在高尔基的作品中，但却被万恶的病魔剥夺了这种权利。
从一九三三年起，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南部的泰斯里过冬，在莫斯科郊外的戈尔卡村避暑。而在一九三三年前，高尔基几乎每年都要因肺病发作去索伦多住一段时间。一九三六年夏初，高尔基因克里米亚气候干热而返回莫斯科。但莫斯科这里同样是高温天气。六月一日，他在戈尔卡村患重感冒，从而引起肺病及心脏病的合并症。六月六日起，首都各报开始发表高尔基的病情公告。极为感人的是，《真理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专门印了一份不登这种公告的报纸供病中的高尔基阅读。苏联人民密切关注着他的身体状况。各级组织与群众发出的慰问电函，带着衷心的祝愿，从祖国各地云集戈尔卡送到高尔基的病榻旁边。但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这次未能满足自己人民的心愿。他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十分，与世长辞了。
六月二十日，在红场上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一天，苏联全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母亲》中母亲的原型，八十七岁高龄的高尔基城市民安娜·吉里洛芙娜·佐洛莫娃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在结束自己的悼念演讲时，她怀着无比深沉的母爱，高声呼叫着：“别了，阿辽沙！别了，儿子！”这时，整个俄罗斯大地的上空，回荡起这一诀别掀起的恸哭声浪。
从流浪汉到文学家，从十月革命的怀疑者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和热情赞颂者，高尔基走过了充满艰辛曲折、但更是辉煌灿烂的人生道路。作为一个人，他给我们留下了正直、坚韧、热情和勇敢的美德；作为一位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逾千万言的文学作品和不可估量的理论财富。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那凝神思考、睿智慈祥的导师形象，永远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引路帅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