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与世长辞。高尔基在国外，在病中承受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他怎能忘记与列宁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他怎能忘记列宁对他的哺育之恩与手足之情。他怎能忘记正是列宁建议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高尔基列入在国外享受苏维埃国家公费医疗人员的名单；又怎能忘记，在列宁敦促他出国就医的信上，写着这样的话：“……我疲倦极了，以致于不能有何办法挽救我自已的生命，但是您在咯血，却还不肯走！！”他含着热泪奋笔疾书，在同年五月份便写出了回忆自已导师与挚友的特写《列宁》。以后，他怀着对列宁的满腔热爱，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几易其稿，认真而又出色地完成了用文字为后人保存这一伟大形象的光荣任务。
列宁与高尔基长达二十年的革命交往，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史册里，是极其宝贵的一页。列宁作为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的全面指导及全力支持，谱写了无产阶级科学地处理政治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典范篇章。高尔基一直是从政治家列宁那里获得方向，摆脱思想迷误；同时，又从自己朋友列宁那里，不断地汲取生活的力量，开辟创作的源泉。高尔基正是从这两点最深刻的实际感受出发，在《列宁》中塑造了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列宁形象。作为人，列宁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和深邃的目光，他那极富感染力的笑声和他那童心未泯的广泛生活旨趣，使读者为这种巨大的个性魅力所倾倒，从而永远希望自己能去效仿列宁，像列宁那样生活；作为政治家，列宁那洞察历史的思想、坚忍不拔的精神、卓绝的工作才能、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使每一个革命者都能从这里获得开展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动力。高尔基不仅再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俄罗斯人，而且塑造出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衷心敬仰的导师。
整个二十年代，苏联人民在胜利结束了国内战争之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激情空前高涨。高尔基虽然这时生活在国外，却始终通过密切的联系，感受着这种民族精神的昂场勃发。他的创作热情也随之空前旺盛。他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一生中几乎所有的大部头作品。看到这一批长篇的书名：《我的大学》（1923）、《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前两部），我们很难相信这些都是一个正在养病的人之所为。但事实是，高尔基在自己文学创作的全盛时期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不仅在概括历史的广度上大大加强，而且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列宁在生前读到的最后一部作品，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之三《我的大学》。它使列宁在弥留之际，回想起了自己的“喀山大学时期”。正是在那几年里，列宁也到过喀山。高尔基将自己那个时代的战斗生活，写给正在创造新俄国的苏维埃时代的青年。书中阿列克塞追求真理，憎恶邪恶的精神，有力地鼓舞着苏联青年高举列宁的旗帜前进。
还在一九一○年，列宁第二次来到喀普里岛时，高尔基向他谈到了一部小说的构思。他说想写一个家庭从农奴到资本家的百年史。列宁肯定说：“主题非常好，”但他又说：“我看不出：你将如何结尾？现实生活还不能提供一个应有的结局。没有。这应当在革命以后去写”。一九二五年，这部小说以《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为名出版了。十月革命提供了高尔基寻找“结局”的可能；高尔基也很快便实现了列宁的遗愿。
在这部作品里，高尔基在几十年观察的基础上，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工厂主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三代人的实践，历史地概括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俄国资产阶级的兴衰过程。
小说从一八六三年农奴制改革后不久，老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带着他的三个儿子来到德略莫夫城开办工厂写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为止。
老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是这一家第一代的代表，是这一家的家长和“事业”的创始人。他一方面生气勃勃，富于创业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资本家发家的血腥本质，体现了俄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特点。
老伊里亚的长子彼得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法制思想的资本家，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与落后性。这一家的第三代，彼得的小儿子亚科甫体现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和堕落。
这一家的第二代，老伊里亚的外甥，过房的儿子阿历克塞，和他的儿子米隆都是资产阶级的活跃人物。但是他们也未能挽救这一家的没落与衰亡。只有彼得的大儿子小伊里亚，背叛了本阶级参加了革命，找到了新的前途。
一九二八年五月，高尔基决定回国。这一次，并没有列宁或党的直接呼唤，但却有着一种使他难以克制的向往祖国的冲动。他取消了不写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不回国的原定计划。祖国和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高尔基的归来。
从进入国境的第一站涅戈列洛起，高尔基可以说是在由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与热情洋溢的人群“铺成”的“铁路”上抵达莫斯科的。高尔基深深地感动了。他从人民给予他的莫大荣誉中，领会到了自己文学工作的崇高价值。他从扑面而来的感人气氛中，看到了祖国人民的崭新风貌。他含着热泪对欢迎的人们说：“我觉得，我离开俄罗斯不是六年，而是至少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祖国变得年轻了。我的印象是：在旧事物之中，在旧事物的包围之中，新事物，朝气蓬勃的新事物正在成长……我看到祖国年轻了。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变得年轻了。”正是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这种崭新而又坚定的信念，高尔基在回国第三天，便提出了创办《我们的成就》一大型杂志的倡议。他要在革命胜利的旗帜下，开始讴歌新俄罗斯的新生活了。
高尔基从未像这时这样紧密地同人民联系在一起。尽管在索伦多时，国内寄给他的大量邮件几乎形成了欧洲一条用户专用线，但他始终为不能亲眼见到火热的生活而懊恼。现在，他真正投身到这蓬勃向前的时代洪流中了。整个春天，他走遍莫斯科进行参观。他更乐于独自来到街头，与路遇的任何人随便交谈。但这必须先把自己化装一番后才可进行。著名作家费定回忆过这样一件事。他陪同高尔基去国家出版社。因为事先未想到要化装，高尔基只把自己的帽沿拉得低一点。但他的个子要比身边人高出半头，结果在出版社门口一下车，便被路上的行人认出来了。只听一声高叫：“高尔基！”人们立刻将他们俩围住了。群众向高尔基表示敬意，向他提出各种问题，递给他纸笔让他签名。高尔基被挤得一动不能动，只得大声说：“尊敬的公民们，你们这样做只能坏事，我绝对听不明白你们说的话。”还是出版社里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才将他们“救”了出来。
这一年夏天，高尔基怀着被莫斯科人的新生活所鼓动得更炽烈的欲望，开始了他一生在俄罗斯的第三次旅行。然而，这一次，他不是以一个“流浪汉”的身分，也不仅是以一个誉满全球的作家的身分，而是作为“新时代与旧时代决战的见证人”身分去对祖国的历史性变化进行了解和介绍的。他在一年之内，游历了南方与北方，从高加索山脉到乌拉尔山脉，从黑海到白海，从第聂伯河到伏尔加河，从北极圈里的穆尔曼斯克到他的故乡下新城，行程不下二万俄里。他访问了工厂与集体农庄，矿山与水库建设工地，油田与牧场，学校与部队，劳改营与工学团。来到留有他青春足迹的喀山，高尔基要求青年们不应忘记父辈们的艰辛与十月革命对民族新生所具有的伟大意义。面对无比热情地迎送他的劳动群众，高尔基赞颂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勉励人民为祖国建设忘我地工作。会见各地的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他始终强调文学要反映新人，新生活，教育要为培养造就接班人服务。火热的时代，焕发了青春的人民，沸腾的生活，使高尔基在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坚信共产党领导方面，上了生动有力的一课。他在下新城的“红色索尔莫沃”工厂群众大会上讲了下面这番话，是绝非偶然的。他说：“我指的是共产党。我不是党内的人，不是共产党员，但凭我的良心，我不能不对你们说，这——的的确确是你们的大脑，你们的力量，确确实实是你们的领导者。”诚然，高尔基后来在形式上一直留在党外。但这仅仅是因为考虑到这样作，会更有利于争取一切文化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团结向前。在高尔基政治生涯的这一最后阶段，他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努力贯彻党的路线，为开辟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创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建立了不朽业绩。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符合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的。
这次漫游全国的丰富感性材料，形成了高尔基的一组特写《在苏联各地》。它成了苏联第一次国民经济建设高潮的历史见证者。回到莫斯科后，高尔基从扫盲工作到安置流浪儿童，从成立出版社到创办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每一项社会文化事业，凡是需要他出面的，他都给予大力协助。在这些活动当中，高尔基始终关往的是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与壮大苏联的作家队伍。在他的倡议下，先后组织了“工厂史”、“内战史”、“农村史”等出版社或编辑部，以工人阶级、革命战土和农庄社员撰写自己所在部门的光荣历史这种方式，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念。应当说，这是一项极有裨益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全国性事业。至于说到培养年轻一代的苏联作家，高尔基更是有“初学写作者的‘教父’”之称的。可以说，在二十—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界中，几乎找不出一个没有受过高尔基影响的作家。他以罕见的耐心和极大的热情，尽量亲自处理数量多得难以想象的来访、来信和来稿。他乐于从中发现天才的萌芽，也严格要求这些本能地希望从他这里得到扶持的新苗，例如革拉特柯夫、肖洛霍夫、希什柯夫、巴赫麦季耶夫、法捷耶夫、列昂诺夫、费定、符·伊凡诺夫、巴甫连柯、尼·吉洪诺夫、马卡连柯、伊萨柯夫斯基，以及还可以列出更长的名单的许多苏联作家。还有许多末能达到他们这样成就的作家，以及根本就未成为作家，而只是因为一时幻想的冲动而要求高尔基予以指导、赞助的人，都从高尔基这里得到过关心与爱护。高尔基在几十年间为此付出的心血是十分巨大的。他是无产阶级当之无愧的文学导师。
在对文学界提出表现新生活，表现新人物的新任务同时，高尔基深知旧有的创作方法是不堪胜任的。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同祖国人民最壮观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水乳交融的一个崭新现实。它使得高尔基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应当探索出一种能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成为第三种方法的可能性？而这种方法应当能用更鲜明的色彩刻画今天英雄的时代，用更高昂、更相称的格调来表现它。”高尔基并非只提倡两种旧有创作方法的简单结合。在强调历史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前提下，高尔基主张“多侧面的现实主义”，后由斯大林同志概括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高尔基从创作《母亲》时便开始了的这种探索实践，终于在三十年代上半期从理论上得到了肯定性的总结，并被规定为指导苏联文学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原则。这是高尔基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又一奠基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