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伐石太太决心消灭代尔那的一家。为了防止他们得讯逃走，她要亲自去医生住处监视。她和一些革命妇女约好，在代尔那的囚车到达断头台的时候回到现场观看。得伐石太太怀中带着一支实弹的手枪，腰间插着一把锋利的短剑，来到医生的住处，只见房间里十分凌乱，好像匆匆忙忙地整理过行装。她连忙追问露茜的女仆普鲁斯小姐：“厄弗里蒙特的妻子在哪里？”普鲁斯只懂英语，而得伐石太太只会讲法语，她们因语言阻隔而发生争吵。在互相扭打中，普鲁斯触到了得伐石太太的手枪扳机，一阵火光和爆炸声，得伐石太太当即中弹身亡，普鲁斯小姐的耳朵也被震聋，匆匆逃走。
六辆囚车载着五十二个囚犯来到刑场。卡尔登作为第二十三名囚犯厄弗里蒙特从容地登上了断头台。
《双城记》写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时，狄更斯的思想和创作已进入成熟阶段。他感受到英国社会中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的严重性；看到贵族、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工人、贫民和广大农民的生活过不下去，群众不满、怨愤的情绪日益加剧；觉得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改良、纠正，很可能逼使人民铤而走险，发生暴动，引起像法国一七八九年那样的武装革命。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不满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但是他更害怕暴力革命。因此，他创作了小说《双城记》，具体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来警告英国统治阶层，要他们从中吸取教训，进行改良，缓和矛盾，防止革命的发生。
小说最主要的价值，在于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革命的必然性。
在十八世纪后期的法国，人民处于极端贫困无权的境地，城市里到处是饥饿和疾病，人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农村里更是一片凄凉，农民被国家税、教会税、贵族地主的租税、地方税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摆在农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在饥寒交迫中倒毙在小村里，就是被拘禁和死在监狱里。在政治上，一般人民被称为“贱民”，毫无人权保障，他们饱受地主贵族的欺凌和迫害。小说中所描写的厄弗里蒙特侯爵，就是一贯欺压平民的贵族代表。他的生活豪华奢侈，性格傲慢狡诈，手段狠毒残酷。你看，他的马车任意辗死穷人的孩子；私设绞架随便处死无辜良民；仗势霸占农家妇女；肆意迫害曼奈特医生，……他还用“压迫是唯一不朽的哲学”之类专横的理论来论证剥削有理，压迫有功。他的滥施淫威，造成了与农民的极度对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作品在揭露地主贵族专横暴虐，描写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时，还热情地写出了人民奋起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被侯爵马车辗死的小孩的父亲，愤怒地掷回侯爵抛下的金币；雅各党人深夜刺死侯爵，为民除害；特别是作品直接反映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后，巴黎人民冲向专制制度的反动堡垒——巴士底狱的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行动；人们欢声雷动，手执武器，高呼口号，跨过壕沟，冲上吊桥的锐不可挡的气势和威力。
小说还通过革命者得伐石夫妇的形象，进一步肯定了革命的必然性、正义性。得伐石夫妇是巴黎圣安东尼贫民区雅克党的革命领导人。他们坚定、勇敢、富有领导艺术，特别是得伐石太太，更是有勇有谋，机智灵活，目光远大，意志坚定。在丈夫担心革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不会来到时，她却真诚地相信会看见革命胜利的，并强调爱国者要用自己的行动促成革命的到来，在攻占巴士底狱时，她和男人一样勇猛，率领妇女猛打猛攻，决不后退；她仇视贵族，要求除恶务尽，不留后患。作者热情地赞扬她是“了不起的女人”。
在这部小说里，狄更斯不仅把人民的贫穷苦难的根源归之于封建剥削制度，而且肯定了法国革命的必然性、正义性；也赞同在暴政压迫下的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和行动；欣赏革命者的智慧、胆略和革命行动，这是他世界观中正确思想的反映。但狄更斯不同意人民用暴力革命，特别是对雅各宾党人坚决镇压贵族的恐怖手段十分反感。因此，作品中对革命后的巴黎的描写有不少是歪曲的。他埋怨革命行动“流血太多”、“太残酷”，不仅误杀了一批善良的贵族，而且连一些无辜平民也惨遭杀害。他把革命法庭的审判员写成“好杀成性的”、“杀人不怕血腥的、吃人的妖魔”似的形象，把所有憎恨贵族的群众，都说成是“最野蛮的人戴着野蛮的面具”，把以前赞扬的“了不起的女人”得伐石太太，描写成一个冷酪、凶狠、嗜血成性的女魔王，故意让她莫名其妙地死去。
狄更斯在法国革命前谴责封建贵族的暴行，是出于人道主义思想；革命后指责革命者的“不人道”，污蔑爱国平民是“新的压迫者”，也是出于人道主义思想。不仅如此，他还在作品里直接宣扬人道主义理想，即用宽恕、仁爱、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和暴力行动，宣扬剥削者放弃剥削，自食其力，鼓吹以德报怨、爱敌人的人类之爱。这种思想，主要反映在两个人物身上，一是贵族青年代尔那，一是小资产阶级青年卡尔登。
代尔那虽然出身名门贵族，却是个背叛自己阶级的进步人物。在作者笔下，代水那不仅外貌英俊，而且心地善良，忠于友情，见义勇为，临危不惧。通过这个人物，作者给剥削者树立了榜样，要他们向代尔那学习，象代尔那那样放弃剥削，进行道德修养，自食其力，从而缓和阶级矛盾，防止革命。卡尔登则是一个借酒浇愁、没有理想、自己也说自己没有出息的小资产阶级青年。他曾爱过代尔那的妻子露茜，当他得知代尔那被判死刑，露茜极端痛苦时，为了使自己所爱过的女人及其全家幸福，为了获得道德上的满足，就设法代替情敌上了断头台。作者用卡尔登自我牺牲的“博爱”精神与革命的“恐怖”相对照，用卡尔登的“仁慈”和革命群众的“残酷”相对照，进一步宣扬了以德报怨的人类博爱思想。狄更斯作品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正是作者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也突出地反映了英国中、小资产阶级作家对革命的矛盾态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双城记》在艺术手法上也别具匠心，有着许多跟狄更斯以前写的小说不同的特色。
结构巧妙，构思严密，情节生动、紧张。狄更斯以前的小说，如《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等，大多顺着主人公的成长或事件发生的先后述说故事，描写事件，有的还插入许多小故事，结构显得松散，不严密，情节缺乏波澜起伏。《双城记》却不同，它把三个主要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巴黎、伦敦两城，以台尔生银行职员劳雷作为联系双城的桥粱。小说的描述并不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顺序，在“序幕”之后，先写曼奈特医生出狱后的“复活”。他为什么坐牢，他和得伐石夫妇的关系，他和厄弗里蒙特侯爵叔侄的关系，他和劳雷的关系，都是通过以后的倒叙、插话和其他人的追述逐步揭示出来的。特别是作者把最关键的情节——医生在狱中写的控告侯爵罪行的材料，放在小说即将结束之前，即革命法庭第二次审讯代尔那时才公布出来。这样一公布，整个小说中的各种人物关系、矛盾纠葛都清清楚楚地连结了起来。为女婿说情乞命的曼奈特医生，竟成为置女婿于死地的控告者：而露茜所选择的丈夫，恰恰是迫害她父亲的仇人之子；得伐石太太原来就是侯爵所杀害的农家仅存的后代；医生为什么坐牢十八年的谜底也揭晓了，情节至此达到高潮。这部小说极富戏剧性，常常奇峰突起，出人意料。例如，正当代尔那被判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死刑的当晚，却出现了卡尔登的替死，造成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全副武装去监视露茜一家行踪的得伐石太太，却意外地被误触扳机，中弹死亡。这样的情节结构，和一般开门见山、平铺直叙的结构大不相同，使小说引人入胜，富有艺术感染力。
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景描绘等方面，都运用了对比手法，使之相互衬托、对照，更突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愿望。老一代侯爵厄弗里蒙特的专横暴虐、残酷掠夺，年轻一代侯爵查理·代尔那的仁慈、人道、放弃剥削，两者道路不同，结局不同，反映了作者对前者的憎恶，对后者的赞美。露茜突破了个人恩怨，消除相互仇恨，用温情主义的“金线”把父亲与丈夫这两个本来有着仇恨的人串联起来。以露茜一家在英国和睦、宁静的幸福生活与革命后法国的动荡、混乱的现实相对照，突出作者对暴力革命的厌恶，对相互谅解的温情主义的推崇。卡尔登为情敌登上断头台的“博爱”精神，与革命者用暴力杀害无辜良民的“残酷”相对照，进一步突出作者人道主义的思想要求。这样的对比手法，使作品主题突出、形象鲜明、生动有力。
《双城记》在风格上改变了以往小说的天真观、诙谐幽默，代之以严肃、悲愤的批判，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成熟，观察的敏锐，现实主义力量的增强，但也流露出对社会前途的忧郁和失望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