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特别对曾国荃说，安庆之得失，是关系曾家气运的一大关键，也是关系大清王朝安危的一大关键。他要求曾国荃在安庆无论遇到什么险恶情况，一定要设法坚守起码五天的时间，在五天之内，他一定会派援军前来救援的。
曾国藩所说的援军，主要是指他从皖南抽调出来的鲍超一军。还有胡林翼从太湖大营和鄂皖边界地区抽调的成大吉部湘军近万人。
把围攻安庆作为当时战事的关键来抓，可以说是曾国藩看得准、有眼力，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强，而顶住各方面压力，克服极端的艰难险阻，坚持安庆之围不撤，则更体现了曾国藩在关键问题上的主见性、不妥协性以及那种战胜险恶的坚韧精神。
曾国藩的“武汉—长江—安庆”三步走的以上制下、步步进逼的战略方针确实是一个登高见远、擘画全局的高明之举。它可以彻底拆除太平天国中心——天京外围的有效屏障，控制其咽喉要地，对最终攻下太平天国政权中心天京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是曾国藩在军事问题上没有被眼前一隅所局限，而是把握了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曾国藩善于从全局、从大局考虑问题，但对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章章有法。例如他认为要打败强敌，认为器械十分重要，如规定矛杆用竹必须“老而坚者”，“用木必须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他发现邹寿璋捐办的矛杆不合规定，立即下令更换。后来，他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将原来以生铁为原料，改为以熟铁为原料，结果既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难题，又使射程“多一里有奇”。这种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装子百余颗，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杀伤力之大，可以想见。当时国内造炮技术原始，多方讲求，亦无大的进展。于是决意在广州采购洋炮千尊，但至咸丰四年二月，只解到三百二十尊。以后陆续采购，大有增加，成为湘军水师主要利器。
曾国藩还是最早提出自筹军响的将帅之一。这有一个过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广西和本省作战，或靠赛尚阿大营粮台，或由湖南官府拨给。但省内财政桔据，再加上与大吏矛盾日益尖锐，曾国藩力图改变依赖官府济饷的局面，“不欲取之藩库”，乃决计自筹军饷。为此，他一面呼吁湘潭富户解囊相助，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设局劝捐，并敦请郭嵩焘等人及各地绅士相助。据郭嵩焘说，成绩可观，“甫一月捐得十万余金”。有的富户慷慨解囊，如湘乡首富朱某，一次就捐万金；衡州前湖北巡抚杨健之子也捐银万两，安福蒋某更捐钱三十余万串。但多数并不踊跃。曾国藩决计勒捐，即强行今富户捐助，“捐输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决计行勒之药”。不仅勒捐一般富户，已故两江总督陶澍，湖北巡抚常大淳家亦不例外。此外，曾国藩还奏准清廷拨银四万，湖广总督吴文咨准截留两万。
但支出更多，仅军饷一项，十二月曾国藩言即需七八万金。此外，造船所费亦巨，如奏准截留之四万金，约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二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当时正“大招水勇，所费不赀”，这就使曾国藩不得不向骆秉璋告急，“务须省库一为协济，乃可了此一局”。事实上，到衡州后，留在长沙一带之湘军勇营，仍由藩库供饷，曾自筹之饷，只能供给在衡之四营及大营日常开支。这就是说，曾国藩依靠捐输以自筹军饷，“不欲取之藩库”的计划并未实现，仍不能不依赖省中大吏的支援。这是骆秉璋顾全大局，并认识到支援曾国藩，正是保卫湖南，保卫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经历，曾国藩更痛切地认识到对清廷拨款，对绅士自行劝捐集饷，都不能抱过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权筹饷，则较为有保障。
然而怎样讲究方法呢？曾国藩最有体会的当属灵活二字。他认为读书不能读死书，用兵不能用呆兵，作文章也不能缺少变化，一派平板。咸丰年间，曾国藩写奏折一事，就说明了他的灵活性。
当时，曾国藩刚刚出山作战，但是连吃败仗，使得他悔恨交加，官场与社会上也难免冷言冷语，幸灾乐祸。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禀报自己在湘率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将对岳州、平江、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一阅，觉得如此禀报，显得自己太无能了，也显不出自己不服输、还准备继续作战的气概，就接笔改作“屡败屡战”。一字之改，被动变主动，消极变积极，败而不馁的精神气魄跃然纸上。皇帝看了奏折，对曾国藩虽未获胜，但尚在“决战”的情况，表示满意，督令再战——一字之改，又避免了被训斥乃至被处罚。
据说，曾国藩与太平军决死战斗，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嘱咐弟弟在家备好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结果真的取得了一些胜利。幕僚又将他备棺在家、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阅后，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咸丰帝看了，对曾国藩的忠心更加赞赏，催其迅速东进，进剿太平天国。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大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落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人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
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可谓“净”，但适度，很有章法。
○揉权实战：千钧一刻，霹雳手求胜
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凡事讲究“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甚至视走极端的做法为大逆不道。古人在这方面的教育极多。例如有一次孔夫子带着他的学生去参观鲁庙，遇到了一个叫作宥器的东西。孔子告诉学生，这宥器是古代国君置诸座右，用以警惕自己，以便不违反中庸之道的。说完就向里面注水。在没注人水之前，宥器是斜立着的；当水注到一半，宥器居然变得端端正正；而注满水的时候，宥器突然仆倒在地。这时候孔子告诉弟子们，这就是宥器的警醒作用了，“安有满而不覆者哉！”
哪有盈满而不颠覆的道理呢？但曾国藩虽然也崇尚中庸之道，却并不把问题看作“匀势两端而用其中”那么简单；他认为所谓中庸，是指做事得体、恰到好处，在一定情况下，即使极端的作为，也不违背中庸之道。用他的话来说，叫作“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关键是看具体情况，具体时机。
整顿地方的“峻法”事件，最能体现曾国藩的上述思想。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之初，由于地方官的掩饰弥缝，以致到处布满了反抗清政府的团会和散兵游勇，地方治安坏到极点。小至白昼抢劫，大至攻破城池，焚掠官署，变故层出不穷。他们占据险阻山岭，构筑工事，官兵简直无可奈何。如正义堂、哥老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天地会等，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团体，至于其他秘密会社，则多至不可数计。太平军初到湖南时，便有成千上万的会党徒众，加入合流，使太平军声势更盛。
湖南三面环山，山区数十州县，是各种会党活跃的区域。曾国藩运用团练、保甲等组织，缉拿会党成员，以他新定章程训练出来的乡勇，对付有组织规模的反政府武装。
他在长沙城内鱼塘口设立了一所行辕（司令部），专办全省团练，肃清地方事宜。又设立了一所“审案局”，专门审办各地缉解来省的不良分子。
曾国藩是个以儒者自许的一个老翰林，胡子粗粗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走路拖拖的，平生不会骑马，不善刀矛，走起路来，连蚂蚁也怕踩死一只，可是他在惩办“盗匪”、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上，却完全是一副刽子手的作风。
鉴于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以致好坏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于是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罚来痛惩不法分子。
曾国藩对付个别群众和小股会党反抗活动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批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审讯。
当时政局动荡，天下大乱，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会党作对，各地肯于出面办理团练的，多是为霸一方的土豪劣绅。他们平时横行乡里，一旦办起团练，就更是无法无天，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们所纠集的乌合之众残忍嗜杀过于清朝的正规军。所以，曾国藩说他们“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
曾国藩为了迅速地把各地农民的反抗活动镇压下去，就大张绅权，用以对付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并美其名曰“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曾国藩还提倡以本乡、本族之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处治大权尽归团长、族长掌握。这样既了解情况，又可避免引起乡村或宗族间的斗争。
开始时，曾国藩与张亮基商定，各地团练头子抓到会党群众捆送省城者，一概交湖南第一县善化县审理。后来曾国藩嫌他们杀人不多、不快，便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审案局，甚至已经送到善化县的人，也要强行提来杀掉。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为这些恶棍捕杀和捆送农民大开方便之门。
同时，对被捆送者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只以土豪劣绅们的言词和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病死狱中。
总之，曾国藩的审案局就是阎王殿，凡是被各地团练头子捆送审案局的人，就休想活着回去。据曾国藩自己奏称，仅4个月的时间内，审案局就直接杀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曾国藩批令各县就地处死者和后来捕捉的串子会群众92名尚不在其内。他自己后来承认杀了200多人，实际上应该大大超过此数。
曾国藩所以采用这种非常手段对付敢于起来进行反抗的农民群众，不外这样几个目的：
（一）制造恐怖，使当地群众不敢接近太平军。当曾国藩听说江西百姓纷纷欢迎太平军，并以粮食、用品相接济时，恨得咬牙切齿地说：“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此辈。”
他认为只有使民畏我远于畏贼，才能达到孤立太平军的目的。这样，即使有一天太平军打进湖南，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就无所作为了。
（二）杀一儆百，使在太平军鼓舞下革命情绪日趋高涨的广大群众，重新屈服于清朝反动统治者的淫威之下，以尽快恢复被太平军和会党打乱了的社会秩序。
曾国藩认为，由于几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层积无数，再加上各地农民纷纷造反，尤其加上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使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也抬起头来，“遂以为法律不足凭，长官不足畏”，“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就不能打消人民企图摆脱清朝统治的念头，使一些即将起来选择的人重新回到封建秩序中来。所以，他效法“武健之吏”，“不复拘守常例”，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敢于反抗的农民，惩既往而儆效尤。他还在奏折与书信中一再表示，只要能使地主士绅安居乐业，自己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也不敢辞”。
（三）为豪绅撑腰，以便把他们发动起来，举办团练，重新组织起地主阶级的队伍，对抗农民革命。早在1851年曾国藩就已经看到，在会党活跃的湘南地区已有一部分地主士绅向当地农民低头，虽然心里不情愿，表面上却不得不低声下气，甚或送钱送酒讨好会党，以求平安一时。
曾国藩认为，在整个地主阶级人心隍惶、垂头丧气的情况下，如果不把农民的气势压下去，乡里的大多数地主财主便不能起头来，更不敢公开响应他的号召，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和当地起来造反的农民。
当时，湖南会党的势力是很强的，虽有一部分已跟随太平军离开了湖南，但潜在势力仍然很大，他们正在积极活动，准备发动较大规模的起义，整个形势若箭在弦上，弯弓待发。湖南地主明知此情却无可奈何，深恐激成大变，引火烧身。因而相与掩饰，以求苟安一时。其情形与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广西非常相似。
由于曾国藩的残酷镇压，致使已经发动起来的起义尽被扑灭，正在酝酿的起义销声匿迹，被冲乱的封建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地方官绅重新巩固了自己在广大城乡的统治，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一个新的造反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