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于是断然要求王除原带一营外，新招者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曾国藩处任命，并按统一营制编练。但骆秉璋却不令裁撤，命其加紧操练，驻省听调。这样，王鑫更拒不听命，从而导致曾、王彻底决裂。王从此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自成一军。人们以后也习惯地称之为老湘军，以别于曾国藩统辖的湘军。
曾国藩在关系到自己以及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每次都不妥协。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在1853年12月，他终于与王鑫摊牌，就两人间的关系做一个了结。他给王鑫发去一封最后通碟式的信函，提出王鑫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间做一明确的选择：
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国藩所强调的不可更改的五条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王鑫自己只能统带其中的一营，其他各营需要由曾国藩另行委派营官统带，各营勇丁的数量也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自行其是。勇丁在招募入营后，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打仗。一句话，王鑫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他就不承认王鑫继续做他的部下。
王鑫此时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璋比跟着曾国藩走更有前途，便对曾国落的警告不予理睬。骆秉璋也趁机拉拢王鑫，表示他所统带的3000勇了可以不裁撤，并继续驻守在省城长沙。曾国藩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便忍痛与王鑫一刀两断，将他逐出教门。
王鑫本是罗泽南众多弟子中的位校者。他比罗泽南小16岁。少时便自视甚高，给自己取了一堆的字号别名，既字家宾，又字溪山，还自称为返璞山人、四愿居上、养拙子等。他的启蒙先生曾经对他做过这样的评论：
王鑫读书，穷极圣贤义理，志量宏远。尝书数语于壁上，谓“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死生祸福，皆所不计。”
又说：
此人体貌清瘦，目光炯炯射人，声大而远，说话如在瓮中，而滔滔不绝于词。
24岁那年，王鑫考中秀才，并转拜罗泽南为师。罗泽南一见，便觉此人不一般，对之抱有很大的期许，希望他将来能光耀师门。而王鑫对罗泽南也崇拜得五体投地。曾对别人这样评价自己的先生：
其学行才识，为当时所罕见。续千载之坠绪，辟吾道之榛芜，倡明绝学，通达时务，诚为苍生而出。
曾国藩与罗泽南关系颇睦，属早年结交的乡友之一。考虑到这一层，曾国藩不愿与王鑫为敌，做事留有分寸。而这次曾、王分裂，固然是两人利害之争，但也是曾国藩与湖南省中大吏矛盾的继续。它反映了骆秉津急欲直接掌握一支部队，不愿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曾国藩。事实上，在此之前，曾、骆在部队调遣方面就有过不止一次的冲突。田家镇败后，太平军西上，骆令驻浏阳之邹寿璋营移防岳州，但曾却令邹原地防守，不仅剥夺了骆对湘军的指挥权，且几次暗示骆的指挥昏庸，几同儿戏！省中官吏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怒，长沙知府仓少平就致书曾，指责他的行为造成“号令纷歧”。骆自然更耿耿于怀，支持王鑫，使王感恩不已，不仅可以一微怨气，更重要的是王从此只能更依靠他，更听他的指挥。
不言而喻，王鑫式的决裂如果连续发生，将对湘军，特别是对曾国藩个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为防止其重演，曾国藩断然割断与王一切联系，把他逐出教门；且在致自己的老师吴文书中，对王大加攻击，使吴不再调王鑫军北援，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事实上，王也由于不能援鄂，省内又财政困难，不能不将所部三千四百人，减去一千。这样，就对后来可能的效法者，起了警戒作用，同时，曾国藩更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之方，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并对个别敢于步王后尘的人，给予打击。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关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榆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曾国藩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罗泽南）、王璞山（王鑫）、李希庵、杨厚庵（杨载福）辈皆私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林翼）、骆（秉章）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广。
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地论述，那也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的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介”，以陶铸淮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事，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膝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收新疆，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谐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看来是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
■权经二：章法为正道，绝招求取胜
——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吞”，一切事物都有循环恢复的过程，必须按章法办事，才能成效。作战更是如此。
任何事情要想办得成功圆满，都必须讲求章法，而不能一味地“捣酱糊”。就像作文章，老牛赶山，走一步看一步，或胡来一气，都是不行的。
○揉权实战：打个“章”字大旗
“捣酱糊”这个说法来自李鸿章。那是曾李正忙于外交的时候，有一次曾国藩问李鸿章：你与外国人打交道，有何章法？李鸿章答：没有什么章法，就是一味地捣酱糊。曾问：何谓捣酱糊？李答：看着事情办，实在没办法了，就胡赖一气。曾国藩沉吟道：那怎么行呢？总得有个章法才好。
曾国藩一生办事，就最讲章法。我们姑举二例：
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与湘军已几决雌雄，各有胜负。然而太平军还控制着南京及其与南京相关的长江上游安徽等重要市镇。如何把握下一步战局的有利发展，是对曾国藩的一个重大考验。曾国藩以为，凡事必抓关键，而这个时期的关键就是要夺取安徽的重要据点。
攻克武昌后，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然后按照李鸿章所进之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经营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捕口、庐州叠挫清军。所以，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了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调多隆阿、鲍超担任。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互月）率大军增援太湖，扎营70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不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菜增援太湖，李、曾二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打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他的部队死伤过半，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战不胜他。一次夜间，他乘太平军连日围攻疲惫之时，率军摸进敌营，发起突袭。太平军在睡梦中突遭袭击，不知是何军杀来，几被其击溃。幸赖陈玉成挥军迎战，才免于溃败。
鲍超坚守20余日，直至胡林翼派金国深、余际昌率领万余援军赶到，鲍超率军从堡垒中尽数杀出，里应外合，打败了陈玉成的数万军队。陈军的大批粮草、储备被夺被焚，败走天京。湘军趁势夺占太湖，近围安庆。
这时，曾国整、李续宜也率军由湖南赶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藩围攻安庆，攻夺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箱，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此，安庆被湘军和湖北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攻陷为止，一直处于被包围的困境中。
曾国荃一军在安床到底还能否坚持下去？会不会攻安庆不克而反被太平军吃掉？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有的人提出要先求稳后求胜，宁可将曾国荃一军先从安庆城外撤走，连胡林翼也一度失去信心，对于继续围攻安庆发生了动摇。
曾国藩感到从各个方面来的压力。他在结友人的信中写道：
自今春以来，艰难万状，道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之水江西被陷一府五县，湖北被陷二府十一县，皆所以牵制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国之兵，回顾湖北腹地。又有人主张弃皖南之防退保江西。鄙意皖围万不可撤，否则江北之贼将一意上犯湖北，皖南之贼将全力进攻江西。
所以，他始终坚持要继续围攻安庆，认为能否攻克安庆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其他的都可以放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上进行考虑。他说：
纵使武昌或有疏失，安庆之围仍不能退。因为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武昌纵失尚可复得，而安庆一旦撤围，将不可复得。
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攻扑安庆围师，即使武汉失守，陈玉成亦必是以小枝驻守，而以大部队回扑安庆，甚至弃鄂而不顾。去年李秀成等弃浙江而回攻江南大营，曾经得手，现在陈玉成必定又是故伎重演。因此，无论武汉能否保住，总以陈玉成回扑安庆时，湘军能否守住壕垒，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即使失守，也可由李续宜等重新收回，这样乾坤必有转机。安庆之壕垒不能守，即使武汉保全，贼势亦必复昌，则是乾坤没有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