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宽口、长圆腹。口宽便于观察汤，并能增强瓶内水面的压力，使汤力紧速，利于茶的发立。腹长能使执把远离火面，不会烫手，而且还能有效地控制汤的流量，使注汤准确无误。
目前出土的文物及墓葬壁画中，山西长治李家沟金墓壁画“茶具图”中的盘口削肩瓶、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进茶图”中的长颈提梁瓶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长颈黑釉瓶等均已确定为汤瓶，除此之外，在江西赣州七里镇窑、吉州窑、广元窑等一批窑址中还出土了大批“瓦砂壶”，宽口、鼓腹、平底、短流，在与流成九十度角的腹壁还有筒形把手，这些都是用来作点茶注汤之用的汤瓶。可见汤瓶在宋代斗茶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地位。
（4）茶盏
茶盏在宋代茶具中最具特色，与以往产品相比，在造型和制作工艺上作了较大改进。
唐时以汤碧为贵，茶碗尚青，入宋以后，斗茶以纯白为贵，为了体现茶色，茶盏开始改施黑釉，建盏迅速取代了越碗的地位，独角戏足足唱了三百余载。
斗茶的评判标准，使得茶盏的造型也面目一新，唐时的敞口浅腹碗已经失去市场，代之以口微，腹必深，底微宽，足宜小，坯体微厚、质地粗松，便于茶盏保温，“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盏底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足小使茶盏亭亭玉立，美观大方。迎合了这些要求的茶盏颇受欢迎，建盏和吉州窑产品的如日中天就是明证。
宋代茶盏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即从茶盏内壁口沿以下三至四分起内收一阶，从而在口沿内壁形成一道较宽的凸边。这种设计与宋代的点茶道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家知道，宋人煎茶先须调膏，再煎水，再点茶。点茶时，要用茶筅在盏内环回击拂。由于击拂时要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这样做，势必会产生一种离心力，使茶汤外溢，茶面破损。因此，点注茶汤要适量有度，既不能过满，也不能太少，过满易使茶汤溢出，太少则茶色掩蔽，不易形成泡沫。针对这种不足，设计者特地在盏内口沿上做出一道宽凸边，把盏的容量分成四六比例，这样既能在点试击拂时准确注汤，使茶汤不致受离心力影响而溢出盏外，同时这道宽凸边又能起到标尺的作用，达到“一之，不过二钱，盏量合，宜下汤不过六分”的严格要求。
当然，在黑盏唱主角的在大气候下，其他釉色的茶盏如青花、白瓷茶盏，也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茶具的职能，丰富和充实了整个茶具家族。
（5）茶筅
茶筅其实就是竹帚，是点茶时的辅助工具，多用老竹制成，要求厚重，便于充分搅动茶汤，产生饽沫。
茶筅是宋人点茶道形式的发明，后流专到日本，经日本茶道的发扬光大，保持至今。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称之为“竺副师”，其文赞曰：“首阳饿夫，毅陈于兵，沸之时方金鼎扬汤，能探其沸者几？希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尔。”
茶筅实物至今尚未发现，但从一些宋代墓葬壁画中还可见到它的身影，可见它也是宋代点分茶时重要的工具。
四、五大名窑竟风流
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活动，成就了一批精通点茶的茶艺专家，助长了奢糜之风的蔓延，夸豪斗富的社会风气，使得茶具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对茶饮的神往则直接刺激了茶具的生产。全国各地的窑场林立，生产的茶具数量惊人，特别突出的是外销势头良好，近邻西夏、辽、金，海外的日本、朝鲜、荷兰及东南亚地区，成了中国茶及茶具的广阔市场。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促进了茶具制作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因政府的重视，后来享誉世界的瓷都景德镇，也不失时机地踏上了发展之路，烧造的瓷器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而且掌握了多彩施釉和各种彩绘技术，只不过因为宋代尚黑釉的时尚流行，景瓷才未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尚处在承前启后的转型时期，至于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则是明代以后的事了。
考宋一代，除独领风骚的建窑外，全国最著名的窑口共有五处，即官窑、哥窑、定窑、汝窑和钧窑；这五大名窑生产的茶具，擎起了全国的半壁江山。
官窑位列五大名窑之首，是由官府置窑烧造瓷器而得名，宋代有北宋河南开封官窑和南宋浙江杭州官窑之别，此处所指的是南宋杭州官窑。南宋迁都临安后，分别在万松岭和乌龟山八卦田建造了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专门烧造供宫廷和朝廷命官使用的艺术瓷及日用瓷。南宋官窑是世界碎纹艺术釉瓷的鼻祖，它继承和发展了唐代越窑青瓷茶具的优良传统，结合宋代艺术饮茶风行的现状，在“青”和“润”上大作文章，产品由原来的薄轴青瓷发展为厚釉青瓷，而且胎体绵薄，造型端庄，釉色晶莹，纹样雅丽。有的坯胎厚度仅为釉层厚度的三分之一，在装饰上一改前朝在产品上刻花、印花或彩绘的烦琐格调，创造陛地运用“开片”和“紫口铁足”等艺术手段，独创了碎纹艺术釉，这一别开生面技术的运用，比国外足足早了六百多年。先进的技术酿就了先进的产品，独树一帜的官窑产品一经问世，就受到了世人称羡，特别是“紫口铁足”瓷器，更是享有极高的声誉。但是，官窑的命运是与国家的衰微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蒙古铁骑南下，南宋王朝覆灭了，造诣甚高的南宋官窑窑场被毁，身怀绝技的工匠纷纷流离失所，烧造的技艺也随之失传。
解放后，各级政府相当重视对官窑瓷的研究，从1976年起，多次组织科研人员对南宋官窑的坯、釉组成和烧制技术进行反复的分析测定，精心探讨，终手突破了种种难关，恢复失传已七百余年的南宋官窑生产。
哥窑位于浙江西南部龙泉县境内，是龙泉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宋时龙泉有造瓷匠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均善治瓷器”，较好地继承了越窑的传统，同时注意不断吸收官窑的先进技术，烧造的瓷器质量突飞猛进，在釉色和造型上都有极高的造诣，有“青瓷之花”的美称，因而窑以人名，分别被称为“哥窑”和“弟窑”，其中哥窑名列五大名窑之一，弟窑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哥窑创烧于五代，全盛于南宋，以专烧青瓷而闻名。产品胎薄质坚，坯胎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黑灰胎有“铁骨”之称；釉层饱满，色泽静穆，有粉青、翠青、灰青及炒米黄等色，以灰青为主，粉青最为名贵。以纹片为装饰，大纹片呈黑色，小纹片呈黄色，纹片形状多样，大小相间者，称为“文武片”；有细眼状者称“鱼子纹”；似冰裂状的称“白圾碎”。还有蟹爪纹、鳝鱼纹、牛毛纹等多种。这种因釉原料在烧造过程中收缩系数不同而形成的纹形，自然美观，深受人们的欢迎，因此成为一种别具风格的装饰艺术。哥窑瓷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器脚露胎，胎骨如铁，口部釉隐现紫色，因而享有“紫口铁脚”的美称。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评价哥窑产品：“哥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至于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弟窑瓷，也因造型优美，眙骨厚实，釉色青翠，光润纯洁而著称于世，釉色以粉青、梅子青为最佳，其“釉色如王”的上佳效果，至今世上尚无可匹敌者，这种无上的艺术境界，是众多瓷工艺人所终生追求的目标，弟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应占的地位，由此可略窥一二。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曲阳涧磁村、燕川村，因古代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以烧造白釉瓷为主，兼烧黑、酱、绿釉等瓷器。定窑的发展，到北宋时达到极盛。据《格古要论》记载：“古定器，土脉细色白，宋宣和政和间最好曰北定，有紫定色紫，黑定色如漆，南渡后所烧曰南定，昌南（即今景德镇）仿造者曰粉定。……北定其质极薄，其体极轻。有光素、刻花、划花、印花诸种。……其研细处，几疑非人间所有。”
定窑采用一种特殊覆烧技术来烧造瓷器，这与全国各地通行的一个碗放在一个匣钵甲烧的办法有着天壤之别，随着宋都南迁，这种方法对江南地区特别是江西，有着深远的影响。定窑产品眙薄釉润，造型优美，花纹繁复，器皿装饰多用刻花、印花的手法。北宋后期，定窑还曾为官府烧造瓷器，器具底部常常刻有“官”或“新官”等款识。定窑产品以罐、瓶、盆者居多，到元朝初期，定窑全面停烧。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宝车境内，原系烧制印花、刻花青瓷的民窑，到了北宋晚期，朝廷令汝窑烧制供御青瓷，史称“官窑汝瓷”，在河南临汝民间烧制印花青瓷，则称“临汝窑”。汝民窑的烧造历史相对较短，所以传世器物不多。另一方面，官汝窑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它的造型规整，大不盈尺，以不加装饰纹样为重，却以釉色釉质见长，其釉色呈淡天青色，被瓷界称为“葱绿色”。
钧窑是北宋至金时著名的瓷窑，窑址在今河南禹县西乡神垕镇，因为古属钧州，故名。钧窑起步时间较短，但发展步伐却较快。作为北宋晚期的青瓷窑场，在烧造技术上能独辟蹊径，利用氧化铜、氧化铁呈色各异的原理，烧成了蓝中带红或蓝中带紫的色釉，改变了单色瓷的历史，这是陶瓷史上的一个大突破。其釉色细润，胎骨灰色，以色彩斑澜的釉色代替了原先的花纹装饰，是青釉瓷器的别格。《格古要论》形容其釉彩说：“钧窑有朱砂红，葱翠青（又名鹦哥绿），荔皮紫者，红如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钧瓷器皿底部刻有数目字者为宫廷内府专用。钧瓷最主要的特征是在釉面常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称为“蚯蚓走泥纹”。这种别具一格的装饰花纹，使钧瓷产品常为茶人所爱不释手。除禹县外，邻近的临沂、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鹤壁等地区窑场，受钧窑影响颇深，大都仿烧钧窑瓷器，由此而形成一个钧窑体系。
钧窑在元代又有进一步发展，不仅产量增大，而且声名也有所提高，名窑如景德镇者都出产过仿制品。据《饮流斋说瓷》记载：“元代钧窑，作天蓝色者与宋钧大致相同，然亦有别也。元瓷之釉厚而垂，宋钧釉厚而匀；元瓷之紫成物形，宋钧之紫弥漫全体；元瓷之釉浓处或起条文，浅处仍现水浪纹，宋钧则浓淡深浅皆浑然一律。”从文物标本分析，元代钧窑产品能有意识地使蓝紫两种釉料分别聚散成形，在掌握釉料变化及烧造技术方面，较前代已有所提高。
除上述五大名窑外，宋代的窑口还有很多，其中较著名的有耀州窑、吉州窑、磁州窑和董窑。从分布的区域看，南方较北方为多，且在烧造技术、施釉手段等方面，南方窑也要明显优于北方，特别是自南宋以来，这种情形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这么几方面：一、从历史渊源看，南方的科学技术水平较北方更为发达，窑场的烧造历史比北方要长得多，在技术和经验方面更有优势；二、北方名窑烧造瓷器以白釉为主，而自唐代始，茶神陆羽推崇的却是青釉瓷，遂而成风，这对主产白瓷的北方各窑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三、茶饮发源于南方，虽然很快普及推广到全国各地，但艺术饮茶的中心还是南方，这一点可确定无疑，从这个角度讲，南方地区风俗民情对窑场茶具生产的影响无疑要深远得多，这正是北方窑场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四、宋都南迁后，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也随之南移，较好地吸引了大批瓷业人才，同时，北方窑场由于战乱等原因，大多被毁，很多具有丰富经验的窑工来到南方，带来了北方的技术和经验及风土习惯，充实了窑工队伍，无疑这对南方窑场揉合北方技术，全方位地考虑生产品种有较大帮助。据陶瓷专业工作者分析，当时南方的各大窑场受北方定窑、钧窑影响颇深，甚至一度烧造了大批仿制品。由此可见，北方名窑对南宋时的南方窑场的日益兴盛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只有经历了这种大融合，南方名窑才能风格各异、缤纷多姿，从而在中国陶瓷界涂抹上浓重的一笔。
宋代五大名窑的产品，虽说没象建盏及金银盏那样风光无限、炙手可热，但正因为有它们默默无闻的奉献，才使宋代的陶瓷业出现了色彩缤纷、争奇斗妍的喜人景象。在经过元朝不到百年的级慢复苏与发展进程后，瓷茶具在明代达到了其发展顶峰，景德镇瓷器的异军突起，宜兴紫砂陶的初露锋芒，铸造了一段辉煌成就，续写了一篇不灭的神话，从此，茶具艺术走上了“景瓷宜陶”互与争锋的朝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