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茶必曰唐”，大唐中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茶饮之风也随之呈风起云涌之势，在这种社会大氛围的影响之下，古人对专用茶具的呼唤也日渐迫切。中国茶具首次从食、酒器中分离出来而自成一个体系，为品茶文化的进一步推动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角度来评价，唐人对中国茶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确是功不可没。虽说这一草创时期的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略显繁复芜杂。
一、《茶经》溯源开篇典
唐朝开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都致力于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茶饮的风光一时与蓬勃成风也就可想而知了。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自邹、鲁、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种茶铺林立，茶品繁多，贸易兴旺的景象，生动描述了安居乐业的人民对生活艺术化的执著追求。作为其标志之一，人们对饮茶的认识已经深化，不再停留在药用和食用阶段，其饮用功能的开发，意味着品茶艺术的发源。可以这么说，自中唐以后，茶叶逐渐奠定了其作为世界三大主饮料的地位。
品饮艺术的崛起，必然要求与之相伴的茶具的变革。唐以前，人们使用的茶具还是与食器、酒器混用的，就连贵若万金之躯的皇帝，也不得不使用土钵瓦盂来饮茶。据晋卢琳《四王起事》记载：“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承茶，夜暮上之，至尊饮以为佳。”可见，在当时，“茶具”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随着认识的逐渐深刻，人们不再满足于用盛饭菜的土钵土碗来饮茶了。或许，对清新脱俗的原始认识，已经开始诱导人们对“雅”的追求了。
最早介绍系列茶具的，还是茶圣陆羽。这个昔日无名无姓的弃儿，后来的小沙弥，据说很善于煮茶，以至其师傅智积法师养成了一个非陆羽茶不饮的“恶习”。唐代宗李豫对此说法大不以为然，为了一试真假，他把智积法师召入宫中，让宫中的煮茶能手奉上名茶，智积浅尝一口后，大为不屑，住口不饮。代宗只好秘召陆羽进宫煮茶。这次，智积竟一饮而尽，连连夸赞：“这真象陆羽煮的茶啊！”其实，陆羽何止善煮善品，他更善于将前人的经验升华为理论结品，其代表作《茶经》，历数千年后仍然在茶学界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在《茶经·四之器》里，陆羽不惜笔墨，用洋洋数千言详述了数量多达二十八种的一整套饮茶用具，即：风炉、灰承、、炭挝、火、、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鹾簋、揭、熟盂、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和都篮。这套纷繁芜杂却又风行一时的茶具，成了我们了解唐人品饮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陆羽介绍的这套茶具，按其用途可分为八类，即：
（1）生火用具。包括风炉、灰承、炭挝、火。
煮茶烧水，是离不开风炉的，陆羽推介的风炉，造型别致，三足两耳，类似古代的鼎，但比古鼎要轻巧许多，可以放在桌上。炉用铜、铁铸造，内有六分厚的泥壁，以提高炉温。炉身开洞通风出灰，内有三个支架，放煮茶的，在支架上分别铸有“巽”、“离”、“坎”卦符号及它们的象征物“彪”（风兽）、“翟”（火禽）、“鱼”（水虫）。风炉的底部有“灰承”，即铁制的盛灰用具。凤炉的外形美观典雅，炉脚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和“圣唐灭胡明年铸”二十一个古文字。在炉壁的三个小洞上方，分别铸刻了“伊公”、“羹陆”和“氏茶”六个古文字，连读作“伊公羹”、“陆氏茶”。
陆羽的风炉是根据《周易》的卦义设计的，“坎”主水，“巽”生风，“离”主火。按照卦义，“坎上巽下离子中”的意思就不难体会了：煎茶之水承于上，烧水之火燃于中，助火之风鼓于下。“体均五行去百疾”，意思是饮茶能使五脏调和，百病不侵，借五行之说来赞美茶的药理功能。“圣唐灭胡明年铸”，说明了风炉的铸造时间，“胡”是我国古代对西北少数民族的通称，“灭胡”当指平定“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说，风炉的铸造时间应该是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了764年）。至于“伊公羹”说的则是商朝初年著名贤相伊尹靠高超的烹调技巧而致仕的故事。《辞海》引《韩诗外传》记载：“伊尹……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伊尹用鼎煮羹，陆羽则用来煮茶，伊尹贵为丞相，陆羽则贱为一介草民，但陆羽却好象对其中的差别视而不见，将二者相提并论，确也说明了陆羽鲜明的个性，当然，这种狂傲是建立在对自己煮茶技艺底气十足的基础之上的。
陆羽设计的鼎形风炉，在唐代士大夫阶层流行甚广。著名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专门作了《茶鼎》诗大加称赞。但这种风炉在民间是否流行过，就不得而知了。据分析，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仅仅是材料的限制，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了，更何况其严格的设计要求和精湛的铸造技艺，也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风炉是生火用具中的主角，另外几件则是辅助性工具，是用竹片或藤条编成的箱子，用来盛放木炭。炭挝是一种长一尺的六角形铁棒，用来捅炭火。火就是铁制的火筷，用来夹烧红的炭块。
（2）煮茶用具。包括和交床。
是用来煮水煎茶的釜式大口锅，与以前的煮水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方耳阔边平底。“”是“釜之大口者也”，在《茶经》以前很少用，为了强调它与烹饪用器具的差别和自己对茶具的重视，陆羽独具匠心地造用了“”字，其良苦用心当不难领会。
是煎茶的主要器具，它的容量大约在四至五升之间，体积小、份量轻，便于携带，不足之处是无盖，对清洁卫生、热能消耗和茶汤香气均有所不利，这种设计上的缺陷可能是陆羽所始料末及的。
交床是一种十字交叉的支架，中间剜了圆孔，用来支。
（3）烤、碾、量茶用具。包括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和则。
夹是烤茶用具，长一尺二寸，为了增添茶的香气，一般用小青竹制作而成，但其使用寿命较短，故又发展到用精铁熟铜打造。
纸囊是用厚白的剡溪产剡藤纸缝制而成，用来贮存烤好的茶饼，香气不易散失。
陆羽设计的茶碾是木制的，内圆外方，里面放一个堕（碾轮），堕的直径为三寸八分，中间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的轴，这一暗合力学原理的设计，使碾茶时更省时省力。碾完茶后，要用羽毛制成的拂未来清扫茶碾。
对陆氏的这种木碾，后人颇有微辞，蔡襄认为茶碾应该采用银或铁等金属制品，而宋徽宗赵佶则分析得头头是道：
“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生铁者非掏拣捶磨所成，间有黑屑藏于隙穴，害茶之色尤甚。凡碾为制，槽欲深而峻，轮欲锐而薄。槽深而峻，则底有准而茶常聚；轮锐而薄，则运边中而槽木戛。”（见《大观茶论》）
范仲淹则对黄金茶碾情有独钟：“黄金碾畔绿云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豪华的茶碾，诱人的茶汤，的确容易叫人动心。
茶过碾后，还需要罗才能细而匀。罗就是罗筛，合是盒子，二者均用竹制而成，罗过的茶就用合收藏待用。
则是一种量具，用海贝、蛎、蛤之类的壳充当，或用铜、铁、竹等制成。
（4）水具。包括水方、漉水囊、瓢、竹夹和熟盂。
煮茶用具与茶汤汤质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长期与茶打交道的陆羽，对水质的重视可说是无以复加了，从《茶经·五之煮》里不厌其烦的描述我们就可略见一斑，他对水质的科学态度，在今天仍然有实在的借鉴意义。
在这一整套茶具中，陆羽介绍了五种盛水、滤水、搅水和取水的用具：
水方，用木或槐、楸、梓等木制成，内外的缝隙用漆涂封，可盛水一斗。
漉水囊，这是陆羽借鉴禅家滤水心得而推介到茶饮生活中来的。它的骨格用生铜制成，不容易生锈，囊用青篾丝编织，再细密地缝上绿色绢布，放在绿油囊里面，其功用就是对水中的杂质进行过滤，因为水方没盖，备用水不可避免地会落入尘埃等杂质，使用漉水囊过滤后，水质的卫生程度多少会有所提高，遗憾的是，这一卫生习惯并没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
瓢，又叫牺杓，用葫芦或木料制成，在如今的农家还可经常见到此类舀水工具。
熟盂，用瓷或陶制成的盛开水用的水罐。
竹，用桃、柳、蒲、葵木制成、长一尺的搅水工具。
（5）盐具。包括鹾簋和揭。
古人饮茶常有加姜、盐等调味品的习惯，至今仍生生不绝的芝麻茶、盐茶等就是这一习俗的延续。因此，作为盛盐和取盐的用具，鹾簋与揭也就在茶具中有了一席之地。
（6）饮茶用具。包括碗和札。
在《茶经》里，陆羽对当时全国六大名窑出产的茶具作了一番总体评价：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
为了证明自己越瓷较邢瓷优的观点，他还详尽地对二者作了比较：
“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因此，尽管邢窑声誉很高，“邢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见唐李肇《国史补》）陆羽还是得出了结论：“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主要原因就是“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陆羽的不落窠臼的推陈出新态度受到了当时文人学土的褒扬，他们趋之若婺，也纷纷对越瓷赞誉有加。但陆羽这种单纯从瓷色与茶汤的关系来判别瓷质优劣的固执己见，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非议，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会提到。
札是一种用茱萸木夹棕榈纤维捆紧而成的刷子，呈大等形，供调汤用。
（7）清洁用具。包括涤方、滓方和巾。
涤方制法类似水方，供盛洗涤废水之用。
滓方制法亦如水方，用来盛放茶渣。
巾有两块，用粗绸布制成，用来擦拭各种茶具。
（8）藏陈用具。包括畚、具列和都篮。
畚，一般是用白蒲草卷编而成，可放十只茶碗。
具列是用竹或木制成的床形或架形小橱，用来收藏和陈列全部茶具。
都篮用篾编成，用来盛放全部茶具，与具列比，它更便于携带。
陆羽设计的这套茶具，既庞杂又古朴典雅，对瓷器及竹木材料坚而耐用、雅而不侈的要求，较好地体现了陆羽既要求茶具美观大方，更不能损害茶质的基本出发点。以其美观大方、经济实用的特点，这套茶具在当时受欢迎，以至“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见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睹物思人，人民给了陆羽极高的评价和待遇，以至“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见《新唐书·陆羽传》）而且，“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当然，在享有崇高地位的同时，有时也会成为发泄怨气的对象，如“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见李肇《唐国史补》）陆羽成了茶事的象征和茶人的希望，无论得意还是失意，人们都愿与他共享，这种淳朴的感情，并不是能轻而易举获得的。
日本的茶学家布目潮先生对这套茶具尤为珍爱，他根据文献记载，精心绘制了茶经茶具，使后人得以一睹其丰姿神韵。南宋审安老人也以自己对茶具艺术的深刻理解和认识，精心绘制了《茶具图赞》十二幅，分别以官称和职衔来命名，在旁作诗文赞之，把陆羽的茶具之文化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二、越瓯犀液发茶香
唐代以前，我国茶具艺术的发展无疑还是缓慢的，一直沿着由土陶—硬陶—釉陶这么一条曲线前进。秦汉以后，才有了瓷器的起步，东汉晚期，成熟的青瓷在浙东一带问世，标志着我国瓷器烧造技术的新突破，但正如上文所述，由于茶具更多时候是混同于食器酒器，因此，要把这一时期出产的大量瓷器与茶具挂钩，未免有点牵强。尽管，我们不断可从出土文物中觅到作为茶具的瓷产品的踪影，但我们还不得不认为，作为茶具瓷器的大量生产，还得从唐代说起。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造就了茶业的兴盛，同时也带动了制瓷业的发展，出现了窑场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争奇斗妍的喜人局面。当时，全国享有盛名的瓷口至少有越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和邢州窑七处，但就产量和质量而言，越窑产品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越窑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青瓷窑，分布在今浙江上虞、余姚、宁波、绍兴、鄞县等地在内的曹娥江中下游、甬江流域的宁绍平原的广大地域范围内。从东汉起开始烧造原始瓷器，标志着中国瓷器的真正发源，这一点业已得到中外陶瓷学界的公认。由于烧造技术的不断提高，东汉晚期，成熟的青瓷终于从越窑的原始瓷中脱颖而出了。据专家对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瓷片的测定，其烧成温度达成1310±30℃，显气孔率和吸水率分别为0．62％和0．28％，抗弯强度达710kg／cm。（引自周燕儿《绍兴出土越窑茶具概述》）不过，当时的青瓷还远未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器型仅有碗、壶、罐、谷仓、托盏等数种，其造型和装饰还带着明显的前期烙印。
两晋时期，茶能破睡驱眠、去烦解渴的功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达官贵人群起效仿，大大刺激了茶叶和茶具的生产。由此，越窑逐渐步入了兴盛期。这一时期的产品胎色灰白，质地坚实，施釉技术有了明显提高，新兴的施点褐彩工艺普遍流行，釉色青中带灰，色调沉静，成为一大特色。装饰图样相对繁复，各种刻划、压印而成的斜方格网纹、连珠纹、花蕊纹等在瓷器上常有出现，有的还与花鸟虫兽组合在一起，展现出一种深层次的艺术效果。这一时期，越窑产品在全国声名渐响，以至杜育在他的《苑赋》中自豪地宣称：“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进入唐代，饮茶之风风靡全国，为了满足各阶层人士对茶具的需求，南北各地窑场开始大量烧造茶具，越窑更是步入了其烧造的巅峰期。无论其品种、数量还是质量，都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和提高，产品胎质坚致，坯体光洁，器形更为规整，釉色青葱，晶莹润泽，因此而赢得了陆羽“类冰”、“类玉”的赞誉。诸多文人学士也多有吟咏诗文，陆龟蒙夸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人韩则赞美越窑茶具“越瓯犀液发茶香”，由此可见，越窑产品自被陆羽评为天下第一后，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多么神圣的地位！
唐时越窑茶具主要有碗、瓯、执壶、杯、釜、罐、盏托、茶碾等数种。
碗作为唐时最流行的茶具，造型主要有花瓣式、直腹式、弧腹式等种类，多为侈口收颈或敞口腹内收。到了晚唐，制瓷工匠创造性地把自然界的花叶瓜果等物经过概括，保留其最动人、最形象的特征，运用到制瓷业中，从而设计出葵花碗、荷叶碗等精美茶具，深受广大茶人的喜爱。
瓯是中唐以后出现并迅即风靡一时的越窑茶具新品种，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茶盏。陆羽告诉我们：“瓯，越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这种撇口斜腹的茶具，深得诗人皮日休的喜爱，他的《茶瓯》诗可说极尽了溢美之辞：“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如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在势旋眼，苹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执壶又名注子，是中唐以后才出现的，由前期的鸡头壶改良发展而来。这种壶多为侈口，高颈，椭圆腹，浅圈足，长流圆嘴，与流相对称的一端还有泥条粘合的把手，壶身一般刻有花纹或花卉动物图案，有的还留有铭文，标明主人或烧造日期。这类茶器在越窑遗址均曾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