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位英国人实际上之前已经获得了老友之称，他就是促成中英邦交正常化的时任首相爱德华·希思。这位保守党党魁被击败之后，依然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
希思对香港问题的关注，在之前中英建交时已经埋下伏笔。他于1974年5月访华时，曾与毛泽东会谈，毛故意对他挑起话题：“很久以前中国怕欧洲，但这些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虽然声称“不谈”，但毛泽东还是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的回答迅速而准确：“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说。接着，他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挥挥手，指着坐在不远处的邓小平等人，“是他们的事情了。”
两年后，毛泽东去世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果然成为邓小平接下来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希思也为促成谈判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
随着英国租约的1997年大限将近，英国方面开始不断试探中国的立场，希思来“打前站”——1982年4月，他开始了人生中第五次来华访问，这次访问也标志着原先被搁置的香港问题在解决之路上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
当时，邓小平对希思说：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如果中国到时候不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
几个月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主要商议了原则和程序问题。第二年，双方开始了实质性谈判。然而在谈判前四轮，由于英方仍然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致使谈判陷入了僵局。这一次，出来解决难题的，又是希思。
1983年9月，邓小平再次会见希思。他明确提出：“英国政府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
在这场会面中，邓小平还留下了那句着名的话：“我们和英国朋友说，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回到英国后，希思向政府传递了邓小平的观点。虽然很难评估希思个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一个事实是，经过这番往来，双方的谈判僵局被打破，撒切尔夫人实际上放弃了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这也标志着中英谈判中的主要障碍被排除。
另一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英国人叫杰弗里·豪勋爵。一些人认为，他是促使撒切尔夫人改变“主权换治权”想法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也最终促成了中英双方协议的出炉。
豪勋爵是谈判的直接参与者——1983年至1989年间，他担任英国外交大臣，是“前线谈判员”，他的“后盾”则是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
当然，谈判对手的后盾也是一位不轻易动摇的政治强人——邓小平。在两位强人之间充当具体的谈判者，自然需要很高的谈判技巧，不过豪勋爵自己说得倒是很简单：“我只是个谈判者。我要维护英国的利益，但是英国的利益也包括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一点很重要，在1984年的时候邓小平先生也曾说过‘我们决定相信英国人’。”
豪勋爵认为，中英双方虽然都是两位强人，但他们“互相了解，互相敬重”，“都很希望订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而让撒切尔夫人改变起初强硬态度的，则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概念：“她第一次听说的时候非常惊讶。但是我们都能看出这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答案，所以她签署采用一国两制的中英《联合声明》，她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
豪勋爵本人也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在一次宴会上，他甚至突发奇想，将邓小平的这一“四字方针”配上了一个孪生兄弟：“两队一心”。
2011年，温家宝总理访问英国时与一批“老朋友”见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杰弗里·豪勋爵，温家宝称他为“中国人民‘元老级’的朋友”——这一称谓当然恰当，最起码，他见证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更迭，并与他们熟识。
融入世界
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渐渐加快，从1987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群体——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率先与中国人结交友情的国际组织负责人是曾任联合国人口基金（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首任主任的拉斐尔·萨拉斯。《人民日报》报道说，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事实的确如此，当许多外国人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违反人权”
时，萨拉斯始终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的一胎政策说话。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上，萨拉斯曾对记者说：“联合国将有关人权的问题交由各国自行决定。”两年之后，他又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于计划生育的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看1994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加利秘书长指出，中国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在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民办妇女大会是很有价值的。
摄影：刘启俊1995年10月21日，为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一件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礼物——“世纪宝鼎”。图为江泽民和加利参加赠送揭幕仪式。
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
作为一名力挺计划生育政策的国际组织负责人，萨拉斯生前曾多次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等多位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随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世界旅游组织前秘书长萨维尼亚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进入了老友序列。这些人与中国结缘，大多是因为他们担任国际组织负责人期间，与中国进行了良好的互动和合作。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就曾在1999年会见加利时说：“在加利博士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中国和联合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加利博士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曾任澳大利亚总理、后来成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父的鲍勃·霍克也是。他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比与亚洲的其他任何国家作为一名普通北京市民，李智根本想不到会在北京市中心的购物广场遇见萨马兰奇，并从此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2005年4月27日，位于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区内的一栋小楼比往日热闹许多，李智一家三口在这里拜会了他们的老朋友——萨马兰奇先生。
的关系都要重要”，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教育、环保、奥运等各种活动。在首倡APEC时，他特别提出：一定要有中国的参与，否则这一组织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亚太经合组织”。霍克还推动了博鳌论坛的成立。
当然，在国际组织的老朋友中，最知名的还要数曾长期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的西班牙人萨马兰奇。
在这位曾经的商人、银行家任内，他成功推动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进行制度改革，挽救了国际奥委会经济危机，并将奥林匹克的品牌和理念成功进行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推广。有人曾说，萨马兰奇接手的是一个19世纪的国际奥委会，他则将奥委会直接带进了21世纪。因为种种功绩，萨马兰奇被誉为国际奥委会历史上“第二位重要人物”——他在任21年，仅仅比现代奥运之父、法国人顾拜旦少了8年。
但在许多中国人眼中，萨马兰奇是超越顾拜旦的重要人物，因为他曾经大力支持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发挥作用，更曾力挺中国申奥，帮助中国人实现“百年梦想”——正是在他卸任的三天前，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这让一些媒体发出感慨：一切仿佛早已注定，萨马兰奇终于陪伴中国实2000年8月28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瑞士洛桑宣布北京获得2008夏季奥运会申办资格。这是萨马兰奇和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戈斯珀（右）在新闻发布会上。
的确，萨马兰奇与中国的关系充满巧合。他于1980年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那正是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的初期，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正一步一步寻求恢复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其中自然包括国际奥委会。
“我那时想不通一个有着10亿人口的大国，居然不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国。”萨马兰奇后来回忆说，“那时中国想成为国际组织成员，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唯一代表，这就意味着台湾必须退出国际组织，像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但是你们的领导对台湾非常大度，因此台湾青年才能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参加奥运会，用中国台北奥委会会旗及会歌。这个决定实在是太奇妙了，因为我们向世界证明，奥林匹克运动是面向全世界的青年的。”
1984年，萨马兰奇访华时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他们是当时唯一受邀参观纪念堂的西方人。
也是在那一年，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摘下了该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那也是中国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领奖台上，萨马兰奇亲自把金牌挂在了许海峰胸前——这是他在赛事开始前就对中国代表团做出的许诺：要为中国颁发第一枚金牌。
当然，大多数中国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萨马兰奇为他最喜爱的运动员——中国乒乓女皇邓亚萍颁发金牌时的场景。邓亚萍退役后，在萨马兰奇的推荐下，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她也是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
中国申奥也与萨马兰奇的鼓励有关。他对当时已经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何振梁说，中国应该开始考虑申办2000年奥运会了。尽管后来中国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但他坚持认为北京不应该放弃继续申办。“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21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不能没有伟大的中国，奥林匹克大家庭也不能没有13亿中国人民，因为这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萨马兰奇说。
的确，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与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的中国合作，是国际奥委会再正确不过的选择。2008年，中国贡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尽管也遭遇了一些“杂音”，但总体而言无疑为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政府都带来了双赢的结果。
萨马兰奇本人也从中获益颇多，他自己曾在2008年8月撰文表示：“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正因为如此，在这次北京奥运会上，我才能享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我的爱，这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情感。30年来我29次访问中国。我从中国收获了爱和友谊，也学会了爱与尊重中国人民。”
“我在全世界取得过许多荣誉学位和荣誉称号，但最珍惜的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萨马兰奇说。
海外祝寿
“我妈妈想，你当真每年为我做咸菜，这不会是外交辞令吧？
这么一个国家的总理夫人。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在北京期间，每年邓颖超都把她亲手做的咸菜装个罐子，再用院子里的树叶作为装饰，送给我妈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中国人自古信奉的“圣人语录”，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对待老朋友们的方式。简言之，对于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外交等工作帮了大忙的们，中国政府不吝给予高度礼遇。
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是一种常见的款待方式。对于外国政要，自然应有相应级别的领导人出面迎接，共叙友情和国是，但即使是导演伊文思、作家韩素音这样不具级别的文化界好友，只要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厚，也能够与上至中共中央总书记级别的领导人聊天、吃饭。
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曾经在抗战年代来到中国，并送出摄像机和胶片的荷兰导演伊文思频繁访问中国，并拍摄了他酝酿已久的、抽象而晦涩的纪录片《风的故事》。他的几乎每一次到来都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接见。1979年的那一次访华，恰逢伊文思的生日，对外文化协会和文化部还分别举行了招待会为其庆祝，邓小平亲自出席了招待会。
当然，结合伊文思的职业特征，中国还用电影回顾展等形式纪念他的工作以及他与中国的友谊。2008年，在伊文思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官方还为其举办了名为“尤里斯·伊文思与中国50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其实，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老友，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每年年初，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这一有着浓厚官方色彩的民间团体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春招待会，邀请在华友人参加。
对于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友，祝寿也是一种维持友谊的例行方式。如果友人住在中国，那么领导人会去看望，并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庆祝，参加宴会者不乏副国级领导，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还曾设家宴款待曾经长居中国的日本“三代老友”之一西园寺公一，祝贺他的八十寿辰。
西园寺公一的妻子和儿子也曾经参加过邓颖超招待的家宴。席间，邓颖超告诉他们，桌上的咸菜是她自己做的，如果想吃的话，可以给他们再做一份。“我妈妈想，你当真每年为我做咸菜，这不会是外交辞令吧？这么一个国家的总理夫人。”西园寺一晃回忆说，“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在北京期间，每年邓颖超都把她亲手做的咸菜装个罐子，再用院子里的树叶作为装饰，送给我妈妈。”
和作为“一代好友”核心连接点的宋庆龄一样，邓颖超也是20世纪中国的伟大女性。由于特殊的身份，她曾在团结国际友人，尤其是日本友人的工作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与周恩来总理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周恩来生前曾经向日本朋友不止一次地谈起自己1919年留学日本的往事，他说，京都岚山樱花盛开的美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希望等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后，在樱花盛开的春天再到日本看一看。可惜的是，这一愿望没有能够在他生前实现。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第二年春天，日本各方的朋友就推动日本方面以国会众、参两院的名义邀请邓颖超访日。在日本，她与田中角荣、西园寺公一等见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