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令中国重新焕发生机，也令老朋友的面孔更为丰富。
但总的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老友辈出的年代，昔日的许多老友也接连与世长辞，还有一小部分老友以不光彩的方式谢幕。
当中国的外交逐渐走向务实，走向国际化，我们或许该跟“老朋友”的时代挥手作别了。
告别之后，更须反思和检讨，们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四代老友
就算抛开这些着名的事件不谈，从一条折线的起伏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个饱经苦难的东方古国一定是发生了大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发生了巨变。
一连串密集的历史事件记录下了这一重要的转折点：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1977年冬天，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重新向中国的年轻人开放；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引发大讨论；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197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其实，就算抛开这些着名的事件不谈，从一条折线的起伏中也可以感觉到，这个饱经苦难的东方古国一定是发生了大变化。
这条折线就是这一称呼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
上的出现频次。1976年之前，每一年被冠以“老友”名号的人屈指可数，这一数值甚至在1963至1971年间为零。但从1977年开始，数据开始跃升——1977年，15次；1978年，28次；1979年，62次。
无需多言，数字已经说明了一切。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紧闭家门，视许多大国为“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的国家，早已不是那个在联合国大会中没有席位的国家，早已不是那个希望“输出革命”，拥有“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人民”宏愿的国家。
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创痛之后，中国开始抛弃凌空蹈虚的革命幻想，迈出了脚踏实地的改革步伐。这段从1978年开始延续至今的时期被称为“改革开放”，它的两个关键词也决定了新时期里的面貌与属性。
“改革”主要意味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尽管这条路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但一个客观事实是，浩劫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的确需要世界各国朋友的帮助，一些在经济贸易领域给予了援助和支持。
“开放”则意味着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在各类国际组织中，中国将拥有越来越活跃的身影，而一批“老友”则在这个过程中帮了大忙。
如果延续前三章的命名法，那么这一代的，或许可以被称为“四代老友”。
与前三代老友相比，四代老友的数量不多，身份却更为丰富，更难以总结出一些普遍适用的特征描述——这或许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渐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表现吧，毕竟，正常人的朋友们都是丰富多彩、性格各异、经历不同的，如果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反倒有那么一点“不正常”了。
外商来了
中国政府对外商们给予了热情的欢迎，白乐威本人就是许多政要的座上宾。他曾经高度评价中国的官员和官员选拔机制：“中国的领导人很棒，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很出色……我认为欧洲和美国产生领导人的体制比较而言就没那么成功，一些莫明其妙的人被推举到国家的顶层。”
“英国企业家到中国投资，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喝中国白酒。”
这是英国人白乐威与中国人做生意三十多年来的重要心得。
老实说，能够和中国人喝上白酒，白乐威已经足够幸运——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他应该还属于“帝国主义敌人”的范畴，想踏上中国的土地都不容易，遑论喝酒。在中国人的“酒文化”中，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酒桌上的朋友，而那些能不断在酒桌上喝下去的，则绝对称得上是“老朋友”了。
在来中国之前，白乐威的名字叫戴维·伯（David Brewer）。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帮他起了这个中文名字——当然，他的英文名还在使用，但他对自己的中文名更有认同感，因为他的事业是从中国开始的。
白乐威事业的起始，也是新中国的金融业恢复、考虑引入外资的起始。
1981年2月，戴维·伯作为保险咨询公司达信集团的业务代表来到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他创办了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代表处。
白乐威还记得，那时的北京，到处是自行车，人们穿着清一色的中山装；那时的深圳，还在规划和建设中，到处都是工地；而最令作为商人的他感慨万千的，还是那时的上海。“记得当时站在外滩，望着黄浦江，我不得不掐自己几下，才真的相信自己已身处上海，看着江上船只来来往往，我想着上海过去的历史，军事的，贸易的，想到许多优秀商人曾云集在这块土地上，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真的已经身处这个城市了。”
对于已经很长时间难以了解中国、难以往来中国的西方人而言，改革开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会的确是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事情。
后来，1993年，白乐威为公司争取到了在中国开展保险咨询业务许可证，这是外资金融服务公司进入中国的一个经典案例。
再后来，1994年，白乐威作为欧盟金融委员会成员，参与了中国加入WTO组织的谈判，他的核心立场是要求中国逐步开放银行业和保险业。
2000年，中国加入了WTO，这是一件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事情。中国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全球市场，而以白乐威为代表的一批外国商人，得以越来越多、越来越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
外商们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尽管他们不得不为此学会喝白酒。
而中国，自然也从中有所得，有所失。
中国政府对外商们给予了热情的欢迎，白乐威本人就是吴仪、薄熙来、戴相龙、刘明康等许多政要的座上宾。他曾经高度评价中国的官员和官员选拔机制：“中国的领导人很棒，中国领导人的产生机制很出色……我认为欧洲和美国产生领导人的体制比较而言就没那么成功，一些莫明其妙的人被推举到国家的顶层。”
由于在经贸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和对华友好的态度，白乐威被中国官方称为，他或许是“四代老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因中国的开放而获得空前的商业机会，并见证了中国走向开放道路上的一个个步伐。直到今日，他依然活跃于中英、中欧贸易合作领域，频繁与中国政要会见，不断发掘新的商业机会。
新时代的老友们已经越来越远离高山流水的知音形象，转为现实利益的结合。
另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人冷格耳，他本人并不是商人，但他的工作核心也是围绕着商业展开——具体而言，他所从事的是对华援助和经济合作。
冷格耳比白乐威早五年来到中国，他也因此得以见证“文革”末期的中国。“这场浩劫给中国留下的萧条景象很像是1945年战后的德国。”
冷格耳说，“不过，中国人民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中国出了一个伟人——邓小平。”
冷格耳和其他一些德国人对邓小平的推崇还可以从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看出来。1986年，前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经委托冷格耳起草一些文件，施特劳斯准备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建议，给邓小平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施特劳斯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是邓小平把中国引上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根本改善。
“十几亿的人口有食物，有居所，这难道不是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最大的贡献吗？”不过后来，由于施特劳斯的去世，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冷格耳认为，邓小平先生获得这样的荣誉当之无愧。
冷格耳曾经担任德国经济发展合作部国务秘书，主管对中国的发展援助。从1976年开始，他平均每一个半月就要来一次中国。在他第200次访华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还特意在人民大会堂澳门厅为冷格耳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上，朱镕基向冷格耳亲手赠送了一幅书法作品，上书“中国人民的朋友”。
称冷格耳为老朋友，当属名至实归——他的确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了不少帮助。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得到了不少国家的援助。冷格耳本人最得意的，则是他在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方面的作为。
1989年下半年，冷格耳成为第一批重返中国的西方国家政府高官中的一员。
越南大使黄文欢
据说，当时中共领导人一致决定，给黄文欢极高规格的待遇，就当是中共多了一名政治局委员。
上世纪80年代，里多了不少生意人，不过，政治人物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书第二、三部分都曾提到过一位流亡中国的国外领导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因为遭遇政变，亲王流亡至北京，获得款待和支持，其后还因为中国与美国的接触而“闹起了别扭”。
无独有偶，几年之后，又有另一位国外领导人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而到中国长期生活，他的名字是黄文欢，国籍越南。
黄文欢是一位“老革命”。1926年，也即他21岁的时候，黄文欢参加了领袖胡志明在中国举办的革命训练班，后来又陆续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从1928年到1942年，他先后在暹罗和中国从事革命活动，足迹踏遍南京、武汉、昆明、桂林、柳州等许多地方。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后，黄文欢成为党和政府内的重要成员。他当选了中央委员，曾出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卫国军全国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邀请黄文欢同志到她家做客，欢度春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邀请黄文欢同志到她家做客，欢度春节。
1950年12月，他成为越南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大使，同时兼驻朝鲜、蒙古大使。
可以看到，黄文欢与中国的缘分很深，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老朋友”，既与中国人一同参与过革命，又在建国后成为维持两国关系的最重要人物。实际上，他一直被视为越共党内的亲中派代表人物，他本人也是个名声在外的“中国通”，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一生还用中文写了不少诗歌、对联。
这样的背景令他在中国受到欢迎，但却令他在越南的政治生涯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黄文欢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是黎笋。黄、黎二人在革命中的资历相当，但黎在党内的爬升速度更快。按照黄文欢的说法，“自1965年以后，胡志明主席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差，黎笋乘机用阴谋手段，一步一步地篡夺党的领导权，特别是在胡主席逝世后，他和他的同伙就完全控制了党。他们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亲属和党羽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同时规定，在党的各部门和各级党委中，一定要有公安部门的代表担任党委委员，以便监督党委，并对那些不是他们同伙的人进行侦察，捏造罪名，横加陷害……在‘四大’之后，黎笋已成为党的太上皇。”
一位长期研究越南问题的国外学者也曾指出：“有如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黎笋有绝对权力的欲望……为了革命的成功，他必须以任何的代价，排除哪一位不相信以武装斗争赢取胜利的人。”
站在中国利益的角度来看，黎笋显然不是一位友好的领导人。他着手推行所谓“印度支那联邦”计划，一面加紧对老挝的全面控制，一面出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此举一出，中越两国的关系陷入低潮。此后，越南政府大批驱逐在越境内的华人，并且和苏联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盟友关系。
在中国和苏联之间，黎笋选择了苏联，而黄文欢则选择了中国。二者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台面上都能看得到：在纪念越共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黄文欢没有获得在主席台就座的机会；黄文欢以国会常委会副主席身份接见外国大使的时候，消息却无法见报；在另一些场合下，他虽然坐上了主席台，最后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却没有他——因为摄影师被指使，故意拍摄黄文欢被挡住的镜头。
1977年的越共“四大”之后，黄文欢卸任了党内职务。两年后，趁着去东德治病的机会，黄文欢设法逃脱，流亡到了中国。按照他的说法，他要来中国“继续从事革命”。
对于这样一位“叛逃”而来的越南高官，中国政府自然给予了热烈欢迎。黄文欢抵达中国不久，《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他撰写的公开信，信中，黄文欢指责以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为首的越南当局奉行亲苏反华政策使得越南丧失了独立性，并批评越南当局侵占柬埔寨，以及控制老挝。
后来的十余年间，黄文欢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他经常参加中外记者招待会，与在华定居的越侨谈话——谈话的内容，自然是抨击黎笋的政策，揭露他为人不齿的一面。
黄文欢与中国政府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赢。有人甚至猜测他的逃亡过程有中国人的大力协助，但目前尚没有公开资料支持这种说法。
据说，当时中共领导人一致决定，给他极高规格的待遇，就当是中共多一名政治局委员。这种待遇从一个关于医疗的细节就可看出。在越南时，黄文欢感觉身体不适，河内医院的检查说是肺结核，但却久治不愈。到北京的第三天，他就到为高干提供医疗服务的解放军301医院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他得的是肺癌，长了一个长6厘米、宽5厘米的肿瘤，而且已经接近晚期。
为了挽救黄文欢的生命，301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先是进行放射治疗，其后又选用了名贵中药进行中医疗法。短短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后，肿瘤已经缩小为长5厘米、宽4厘米。其后，黄文欢一直保持了较好的健康状态，在中国生活了超过10年。
黄文欢获得的“政治局委员”待遇一直延续至他生命的终点——1991年，黄文欢去世之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等领导人悉数参加了告别仪式。
仪式上，他获得的称谓是：“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
香港问题
“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如果中国到时候不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
黄文欢“叛逃”至中国，并逝世于此，安葬于此，着实是一桩令国际社会为之惊讶的新闻。不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外交方面经历的最重要事件，还要属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自然，在谈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也获得了的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