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活着》为界，余华的创作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变。此前，他所㈤创作的是典型的先锋文学，我们称之为余华的前期小说。在这些作品里，余华对暴力表现出了长时间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已引起人们注意并得到作家自己的认可。但是，指出余华对暴力的迷醉还只是捕捉到了他前期创作的题材与主题取向，它还远没有触及余华前期小说创作的本质。在阅读了余华创作的全部前期小说之后，我们发现，余华前期小说中有较丰富的联系紧密的意象，居于这些意象中心的是我们称之为“肢解”的意象，这些意象反复出现，又构成了相对集中的意象丛。在理解余华前期小说创作的独特性方面，这些“肢解”意象有很重要的意义。
余华的每一篇前期小说，都有“肢解”意象出现。《一九八六年》中，历史教员重新出现于城市的大街上，表演了令人惨不忍睹的对自身肉体的肢解；《往事与刑罚》中，五个至关重要的时间对应着五种不同的肢解：“刑罚专家让陌生人知道：他是怎样对1958年1月9日进行车裂的，他将1958年1月9日撕得像冬天的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对1967年12月1日，他施予宫刑……而1960年8月7日也同样在劫难逃，他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钢锯，锯断了1960年8月7日的腰……”《古典爱情》中，赴京赶考的柳生目睹了自己钟爱的小姐惠被酒店老板肢解；《难逃劫数》中，肢解意象再次出现：“不一会他们共同听到屋内响起了极为恐怖的一声，这一声让他们仿佛感觉到有一把匕首刺入彩蝶的心脏。第二声接踵而至，第二声让他们觉得是匕首刺入了她的脉中……”
《现实一种》中，遭处决的山岗被送上解剖台，得到了医生各取所需的肢解，作者对肢解的过程采用了近乎实验报告式的描述；《河边的错误》中，三颗人头分三次以令人难以理喻的方式从他们主人的脖子上割下来置于河边；《四月三日事件》中，主人公在想像中拿起菜刀架到白雪的脖子上；而《死亡叙述》中，对人体肢解的叙述成了结尾部分的全部内容……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余华前期小说中的肢解意象均为人体肢解意象。也许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出门远行，期望找到旅馆，旅馆迟迟不见，然后来了一辆汽车，又来了莫名其妙的人群拖走了车上的苹果，并对汽车进行了“肢解”：“我看着他们将车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
但联系下文的“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来看，对汽车的肢解仍可以看作变形的对“我”的肢解，作者通过对汽车的肢解象征性地描述了“我”18岁步入成人世界的一次可怕经验。第二，肢解工具的原始性。除了《现实一种》中为手术刀外，其他作品中用以肢解的道具均为极原始的工具：镰刀、锄头、柴刀、斧头、钢锯、屠刀等等。第三，作家在描述肢解场面时，极为细致，全部采用无人称冷调叙述，叙述者隐藏到几乎看不见，虽有声响出现，但总体叙述格调呈现为十分冷寂的静态描述。与莫言《红高粱》中肢解刘罗汉大爷的那种惊天地、动鬼神、呼风唤雨的高调叙述相比，余华的叙述显然过于冷漠和无动于衷。读者几乎看不到作家的爱憎和喜怒哀乐。
也许余华前期小说中“肢解”意象的重复出现恰能说明人们所言的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但我们感兴趣的是，“肢解”意象的后面是否隐藏着丰富的含义？“肢解”意象在他的前期小说中起着怎样的作用？造成余华如此迷醉“肢解”意象的原因何在？
“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余华的前期创作大致上也可以作如是观。他的文学世界同经验世界有关联但又不完全重合。
从文学世界和经验世界的相关性来考察，余华的前期小说创作可分为与历史相关和与人生相关的两大系列。《一九八六年》
《往事与刑罚》更多地属于与历史相关的系列；《十八岁出门远行》
《现实一种》《古典爱情》《河边的错误》《在劫难逃》《世事如烟》《鲜血梅花》《死亡叙述》《故乡经历》等作品，更多地属于与人生相关的系列。我们先看与历史相关的系列小说。发表于1987年的《一九八六年》写了一个“文革”中失踪的历史教员在十几年如烟往事过去之后，来到了叫“烟”的小城，于幻觉中对街上的人们施以刑罚，然后又毫不手软地对自己加以肢解。作家的笔不断地在十几年前的往事与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游移。《往事与刑罚》写陌生人接到“速回”的电报，从1990年返回“现在”会见了刑罚专家，与刑罚专家一起不断地回忆起五个时间及五种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对人体进行肢解的刑罚。较有趣的是，这两个作品的主人公都对刑罚有很深的研究而最终又为刑罚所害。从整体上看，余华似乎无意于塑造人物形象，这两个作品与其说写了刑罚专家不如说写了专家的刑罚。显然，这两个充满梦魇气息的作品同当代一段特殊的恶梦般的异化历史有关联。“十年一觉扬州梦”。而在当代情境中，十年不是时间上的多的概念而恰有实指。我们从谌容的《减去十岁》和林斤澜的《十年十癔》不难看出这一点。同样，出现于余华这两个作品中的时间也就值得注意。一定程度上，《一九八六年》
可以看作新潮小说中的伤痕文学。只不过与刘心武写宋宝琦“打裂过又缝上了的上唇”及“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不同，也与卢新华写“妈妈”身上的鞭痕和晓华内心的伤痕不同，余华的小说中没有人们熟知的伤痕文学的悲愤的控诉和极度的欢欣两大情绪，作家也不着意去写人物所受的“内伤”。他只是以极冷静的笔调写了历史教员和刑罚专家的自我肢解：历史教员一边用钢锯将鼻子锯得像秋千般荡起，将膝盖割得沙沙响，一边又大声喊着墨、劓、宫等古代刑罚的名称；刑罚专家也几乎是带着审美的态度谈论着各种刑罚，并且最终选择了被糟蹋的刑罚自缢身亡。
于是，从历史教员和刑罚专家身上，我们很容易读出一种对肉体进行肢解的精神。而一般说来，具备这种对肉体进行肢解的精神的人，首先必然经历过精神的肢解即所谓“内伤”。余华“省略”了对人物精神进行肢解的过程的叙述，让人物一上场就操刀对自己的肉体进行伤害，应当是有它的意义的。这一方面避免了陷入伤痕文学的控诉模式，另一方面，冷调叙述和人物难以理喻的对肉体进行肢解的精神可以造成一种疏离效果，从而让读者警醒，从作品中体味出人物所曾经受的精神刑罚。从这个角度上说，余华的这两个作品是更为艺术化地写出了人们在当代一段特殊时期所遭受的“外伤”和“内伤”。
比起伤痕文学来，《一九八六年》和《往事与刑罚》还增加了些“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突出地表现在作家写当代人物的命运时，一些与过去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刑罚名称突入了文本。《一九八六年》中，一张写有古代中国各种各样刑罚名称的纸条引出了历史教员形式相似的自我肢解。《往事与刑罚》中，当代的几个时间分别联系着车裂、宫刑、腰斩、活埋。作家在这里显然埋下了一个文学反封建的主题。他较为清醒地意识到了封建的幽灵在现代生活中的还魂，因而通过长长的历史甬道将挂黑牌、戴高帽同墨和劓联系在一起，把剃阴阳头、游大街同墨者守门、劓者守关联系起来，把血统论和划清界限同连坐、烹姬昌的儿子给姬昌吃联系到了一起。
另外，余华还通过对作品中时间的特殊处理表达了历史的一定的重复和循环。《一九八六年》中，余华让“过去”的人物走入“现在”（1986年）；《往事与刑罚》中，作者先让陌生人从未来返回“现在”，然后又通过陌生人同刑罚专家捕捉过去的回忆将过去带入“现在”。于是这两个作品中的时间不再是直线型地按自然时序向前发展了，而是构成了一个循环性的时间圆圈，“因此现在的实际意义远比常识的理解要来得复杂。由于过去的经验和将来的事物同时存在现在之中，所以现在往往是无法确定和变幻莫测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天然沟裂消失了，人类的历史呈现出某种类似天地初开、混沌一片的状态。这样，当余华在《一九八六年》中一面写着历史教员对自己的肉体肢解，一面又写着城里的人们若无其事地上影剧院、咖啡厅、逛商店、读琼瑶小说时，就隐藏了作家一种较有深度的忧虑，历史并不永远以一去不复返的模式向前发展，人们对历史的遗忘常带来历史的灾难性后果。
假如我们在这里把眼界稍稍拓宽，就会发现余华的创作反映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所谓集体无意识，是指自原始时代以来人们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它的内容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它沉淀在种族的每个人的无意识深处，它不被人意识到而又无处不在。由于自有人类以来的残酷的历史经验和长时间的封建统治，被鲁迅称为“酷的教育”的东西，已深深根植于国人心中。我们看到，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男性能力出现了障碍的章永磷同骟掉了的大青马讨论到了古代的宫刑；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一段心理活动也涉及到五花八门的古代刑罚：“历史上那些被车裂的，被活埋的，被火烧的，被炮烙的，被蒸煮炸的，可曾有他这样的命运？”鲁迅笔下的“狂人”对割股疗亲的恐惧更是人所共知。因此，余华前期小说中众多的“肢解”意象，未尝不可以看作长期的历史的“酷的教育”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在余华创作中的投影。而作为道具的肢解工具的原始性，恰好又是“酷的教育”的原始性的一个表征。
当余华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进入到对人性的思考时，就创作了《四月三日事件》等与人生相关的系列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从创作方法来看颇接近于《狂人日记》。主人公“他”显然是一个准“狂人”。从早晨八点起床后，“他”就面临了假设和真实的分离。
“他”的困境在于总感觉到父母、亲戚、朋友在4月3日这一天要谋杀他——这就是4月3日事件。《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恐惧在于被人“吃”，《四月三日事件》中“他”的恐惧在于被人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杀人和被人杀，在余华前期小说中成为人难以逃脱的劫数。
《死亡叙述》中，“我”开车轧死了女孩，而“我”最后被从房里冲出来的人们用镰刀、锄头所肢解；《现实一种》中，皮皮无意中摔死了堂弟，堂弟的爸爸山峰踢死了皮皮，皮皮的爸爸山岗又以独出心裁的方式杀死了山峰，山峰的妻子又将山岗送上法场并将尸体捐给解剖台；《河边的错误》套用了侦探小说中那种侦查中不断有人被杀的情节结构模式；《鲜血梅花》套用了武侠小说中子报父仇、仇仇相报的情节结构模式；但余华显然无意于写通俗小说。从余华如此执着于写人的非正常性仇杀来看，他似乎是要写出人存在的一种方式，一种状态。而在写人存在的这种方式和状态时，余华又不愿意按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来创作，而较多地采用了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许多人都把《现实一种》看作写实性作品，这其实是受了标题的影响，结果只能按照传统的故事情节的意义上看到一个兄弟循环残杀的故事，而不能看到一个更大的循环，最终也就不能解释余华为什么要将那些肢解山岗的医生写得那么冷若冰霜，甚至于以为余华要谴责医生。《现实一种》结尾部分写道：“尿医生将他的睾丸移植在一个因车祸睾丸被碾碎了的年轻人身上。不久之后年轻人居然结了婚，而且他妻子立刻就怀孕，十月后生下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这一点山峰的妻子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是她成全了山岗，山岗后继有人了。”余华以“山岗后继有人了”预示了一个新的兄弟残杀故事的开始。因而《现实一种》中医生对山岗进行肢解的大段描述，是试图以象征、寓言的形式，说明纯科学的人体解剖不能终结人性之恶。对于人性的善恶，历来就存在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两种看法。余华前期是主张人性本恶的。他甚至于将拳击运动和南方的斗蟋蟀看作古代角斗场的残杀的进化形式，认为人们对暴力的嗜好是人类自原始时代以来就有的心理经验。余华这种十分激进的认识给他前期小说的主题与题材取向以很大影响。在他的前期小说中，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是兄弟形同路人，夫妻同床异梦，朋友互相算计，四处充满了圈套和恐怖，暴力成为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几乎惟一方式，人们常像敲碎玻璃一样将人体肢解得七零八落。这既形成了余华前期小说文学表现的特异性，又表现出余华对人性思考的极端性和偏激性。
余华对人性的思考和表现可以看作他对历史的进一步的思考和表现。这种思考和表现的结果是，历史的残酷无情正是人的残酷无情的结果。在人性本恶导致了历史的残酷无情的意义上，他的与历史相关和与人生相关的两个系列小说又结合起来了。因而，总的来说，余华以“肢解”意象为中心，构筑了他自己的关于历史和人性的寓言和象征模式，而借助这一寓言、象征模式的建构，他极富个人色彩的中心意象“肢解”最终又上升到了对历史和人性的总体观照。从文学现实的层面上来考察，余华先是从一段特殊的梦魇般的历史起步的，后来，当他对历史的梦魇般的知觉扩大到对人性的思考领域时，他就越走越远了。而在这里，他得到的收获和付出的代价都是十分明显的。
在构成余华前期小说创作的独特性方面，除了不正常的历史提供了直接可感的素材之外，不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记忆所造成的一代人知觉人性的逆反方式也起了作用。另外，存在主义思潮的涌入，特别是余华所激赏的卡夫卡对异化、变形的人的存在方式的表现等对余华的创作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余华的私人经验和个体心理对其创作也有重要的影响。
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得知，余华生于1960年4月3日，父母都是牙医，他自己也做过五年牙医，并且据说是一个极端的牙医，不管好牙坏牙，他都全部拔掉。朱伟曾有这样一段记载：“余华告诉我……他大约六七岁起就在家庭关系中成了一种不和谐的因素。
他渴望自由。他羡慕辛格有一个站在前面反抗家庭束缚的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