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中华民国约法》第４７条上述规定后的“但书”为：“但认为有妨害安宁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秘密之”；《法院编制法》第５６条也规定：“审判长居法庭首席，于开闭法庭及审问诉讼，均有指挥之权”。而且，在北洋政府的刑事诉讼法典——《刑事诉讼条例》中，也未见只言片语有关公开审理的规定，公开原则呈现出模糊、暧昧的态势。严格来说，在指导刑事诉讼活动的所有法律、法规文件中，刑事诉讼法典是指导刑事诉讼活动的纲要性法律规定，主要诉讼原则在此都应该有明确体现，不然，原则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将被极大削弱。但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不止，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蔚成风气，诉讼过程的开放性势必受到压抑，开放性法律条文在刑诉法典中的消失也就成为必然。
四、当事人本人参与诉讼原则
随着刑诉法的发展演变，近代各国对于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但大部分国家采用强制本人主义，即除较轻微案件可由辩护人代为出庭外，其他案件都须当事者本人出庭，直接参与诉讼。
日本１８９０年《刑事诉讼法》即规定，“除以本刑该罚金以下罪为限，听依代人”外，一律采用强制本人主义。受其影响，《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刑事规则》一章中“审讯”一节专门规定，凡公堂审案，承审官应“令原告亲身到堂；令被告亲身到堂；两造证人隔别讯问。”并且强调，对此原则，“民事案件亦同”（第５０条）。该草案虽然首次规定了律师制度，“凡律师俱准在各公堂为人辩护”（第１９９条），但其二百零四条规定，如为被告律师，须“同被告上堂辩护其案及留心料理，务使公堂审讯该案悉合证据，依律裁判”。律师并不能“全权代理”，被告人仍应出庭。
《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于《当事人》章的《被告人辩护人及辅佐人》一节规定：“被告人除本律及其他法令许用代理人外，应以本人为被告人”（第５２条）。其后的“理由”进一步阐释道：“审判官必亲自审查有关案件之人及物件，乃得实情而免误判。本条规定被告人除法令有许用明文者外，不得用代理人。不惟审理时必须亲自到场，即起诉前所有侦查预审等处分，亦莫不然”。
民初《刑事诉讼条例》在《审判》章中规定：“审判日期除有特别规定外，被告不出庭者不得审判”（第２９４条）；只有“最重本刑为拘役或罚金之案件，被告得委任代理人出庭”；但“法院认为必要者”，仍然“得命本人出庭”（第２９５条），规束可谓严格。从大理院判例可以看到，根据此原则，一件违反程序、不当缺席判决的上告案例被上级法官纠正：
查现行诉讼规例，应科徒刑以上之被告人采用直接审理之原则，当然不能为缺席之判决。本案被告人等既经原审认为成立骚扰损坏等罪，该被告人等又未缉获到案，自不应为缺席判决，乃竟援引该省自定简章，对于未经过案之被告人，遽科徒刑，殊属不合。
不独对被告人如此，审讯中证人本人也须及时出庭，这点可从大理院对条例第２９２条补充说明的“判例”中得到明显印证：
原审审理本案，虽经公开辩论，然仅讯问该上告人一身，其他共犯及证人均未传讯，遽而宣告罪刑，何足以昭折服而成信谳；本案重要证人自应到庭质讯，始能发见真实。乃原判对于此项证人，始终并未直接审讯，仅据呈缴之函件以为判决之基础，自难认为合法之证言。
然而，与被告人必须出庭的要求有所不同的是，证人出庭与否，法官有相当自由裁量之权：“传讯证人与否，为审判衙门独立之职权。
被告人以未经传讯证人据以为攻击之理由，其上告不能成立”。这显露出该原则贯彻得不彻底性。
五、真实发现原则
真实发现原则是与形式原则相对而言的。法官以诉讼法上的一定形式为裁判的根据，此为形式原则。例如，诉讼中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自白以录取口供，法官根据口供判断罪之有无轻重，即为形式原则的典型贯彻。但口供存有真伪，若主要依靠本身即真伪莫辨的口供审理案件，其后裁决的失当则在所难免。鉴于此，２０世纪初，世界各国，无论民刑诉讼，多采用真实发现原则，以期减少形式原则下的种种弊端，力求裁判的公平。但于发现真实的范围上，民刑并不相同。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一般只能在当事人所主张的范围内，发现事情真相，不能在当事人所提供、陈述的证据外，再探求其他证据。而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得于检察官所提证据及犯人自白之外，调查种种他证。因此，当时日本着名的刑事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即认为：“刑事上之调查，乃终结诉讼之必要，非仅为断定罪之有无重轻。乃至裁判所所管辖之范围内，有无欠缺及超越，裁判官当须一一调查之，以自实其责任。可见刑事上发见真实之范围，最为广大”。清末刑事诉讼律修订过程中，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在“奏《刑事诉讼律草案》告成装册成览”一折中即指出：
摘发真实，其主义有三。一为自由心证。证据之法，中国旧用口供，各国通例则用众证。众证之优于口供，无待缕述。然证据而以法律预定，则事实皆凭推测，真实反被所弊，宜悉凭审判官自由取舍；一为直接审理。凡该案关系之人与物，必行直接讯问调查，不凭他人申报之言辞及文书，辄与断定；一为言辞辩论。
于原被两造之言辞辩论而折衷听断，自经辩论之后，于被告之一造亦可察言观色，以验其情之真伪。
清末《刑事诉讼律草案》即吸取了这一原则。在其第３２１条有关审判衙门须使用直接证据的“理由”款中，沈家本等草案制订者解释道：“诉讼之用意，专在发见真实。然欲发见真实，必不得不直接调查证据”。民初沿用清末之制，真实发现原则也被刑诉法律所吸纳认同。《刑事诉讼条例》第２９２条后附的关于询问证人的“判例”即着重指出：“本案重要证人自应到庭质讯，始能发见真实”；针对第２９４条关于被告应本人出庭的规定，大理院“判例”也进一步解释道：“刑事诉讼通例，凡审理诉讼案件以发见真实为目的”。由发现真实所决定，自由心证原则、直接审理原则及口头辩论原则的采纳，便也成为一种必然。
六、国家干涉原则
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没有处分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与否，由国家专职人员——检察官决定，实行；嫌疑人有罪亦或无罪，罪大或是罪小，法官有科断之权。因此，检察官、法官对于罪行有无的必要断定事宜及其他相关事项上，有必要加以干涉，而不为当事人的主张、辩论所拘束。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即认为：
当事人无处分权。查民事诉讼乃依私法上请求权，请求私权之保护者，当事人于诉讼中均得随时舍弃。惟刑事诉讼乃依公法上请求权，请求国家科刑权之适用者，其权固属国家，虽检察官不得随意处分，被告更不待言。是以近日各国立法例，除亲告罪外，不准检察官任便舍弃起诉权，不许犯人与被告人擅行私和，并在诉讼中撤回公诉。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处分权，审判官不得干涉。至刑事诉讼当事人无处分权，审判官因断定其罪之有无应干涉调查一切必要事宜，而不为当事人之辩论所拘束。
清末民初的刑事诉讼法律皆异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的“原告官”一节中明确规定：“刑事原告之职务由检察官执行”（第３９条）。并对检察官对于案件的侦查处分、预审处分、提起公诉及实行公诉等权力，在第二编及第三编作了专门规定。
条文后面所附的“理由”对此解释道：“犯罪概因侵害国家公益而成立，故为原告请求处罚者必须由国家设立机关，此本条第一项定检察官为原告官，使之执行提起公诉等职务也”。同时强调，若个人自愿告诉告发者，可援用相关条文之程序，但“不得为刑事之原告”。在此，国家完全垄断了刑事案件的控诉权，迥异于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对程序权利、实体权利的自由处分。
民初《刑事诉讼条例》于总则的《扣押及搜索》章中规定：“对于住宅或其他处所及船舰，有相当理由可信为被告或证据物件及可以没收之物件存在者，得搜索之；对于人之身体及携带之物件，有相当之理由可信为证据物件及可以没收之物件存在者，得搜索之”（第１４６条）；“公署保管之文书及其他物件应扣押者应请求交付，但于必要时得搜索之”（第２４７条）；发搜索票之权，“预审中属于预审推事，审判中属于法院或受命推事”（第２４９条）。在第十章《勘验》中规定：“为察看证据及其他犯罪情形起见，应实施勘验。勘验，侦查中由检察官；预审中由预审推事；审判中由法院或受命推事行之”（第１６３条）。第十一章《辩护》规定：“辩护人不出庭时，应由审判衙门为被告指定辩护人，以昭慎重”（第１７２条之“令”），“预审中经预审推事许可，审判中经法院许可者，虽非律师亦得选任为辩护人”（第１７３条）。
在民事诉讼中，只需原被告各提出于己有利的证据以判断其是非，法官原则上不能于原被告所提证据之外，另求证据。刑事诉讼则不然，法官不以检事所提出之证据为限，法官需要审查种种证据，以考察其罪行的有无及轻重。他不但可以用消极的方法，批驳检事所调查的事项，而且可以使用种种积极的办法，提出并证明自己所主张的意见。《刑事诉讼条例》的《审判》一节规定：“询问被告后，审判长应查证据”；“刑事案件，审判衙门应以职权调查证据，亦不得以被告人未能举证，遽科以罪刑”；“审判衙门审理案件，应直接调查证据，不得辄以侦查笔录以定案”（第３０４条及其“判例”）。大理院针对第３０６条的“判例”更是非常明确地规定，“查诉讼通例，法院审判案件，应以该案起诉之犯罪事实为范围，而不为起诉文所指定之罪条刑名所拘束。故牵连犯之一罪，既经起诉，则其犯罪事实所牵连之罪，应予以审理及裁判”。对于证人的传唤，“审判长得依职权或依当事人之申请传唤名单所列以外之证人”。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以请求私权的保护为目的，且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可以随意处分。因此，在诉讼上也听任当事人自由处分。诉讼之中，无论何时，当事人可以抛弃其主张的一部或全部；刑事诉讼，则依据刑法的请求权，请求国家的刑罚权的具体适用为目的。因此，其中的原告不得随意处分其诉讼，被告更毋庸待言。
所以，原则上不允许检事不起诉，不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者私和，诉讼中不得撤回公诉等。其实，早在清末通行各地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中，即已明确刑事案件的非处分权原则：“凡诉讼，除刑事外，准原告呈请注销诉讼”（第５７条）。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突破此限，亦规束明确而严格。《刑事诉讼条例》规定了五种不起诉的特别情形：
“检察认为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应不起诉：起诉权已消失者；犯罪嫌疑不足者；行为不成犯罪者；法律应免除其刑者；对于被告无审判权者”（第２４９条）。但后文随即强调：“案件不起诉者，应制作处分书，叙述事实上及法律上之理由”（第２５０条），“不起诉之处分书应以正本或节本送达于被告及告诉人”（第２５１条）。告诉人如果对不起诉之处分不服，可向上级检察长申请再议，“上级检察庭发见原庭不起诉处分错误时，得令原庭重新侦查，提起公诉”。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自由放弃诉权、随时撤回诉讼相比，其国家干涉之下的严格限制可见一斑。
七、程序法定原则
根据对刑事诉讼程序法的独立价值的认识，为正确处理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犯罪实体两因素须得到同时重视。一方面，为实现刑事诉讼具体目的，依照法定程序可以对犯罪者施以刑罚；另一方面，必须强调不经合法程序不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刑罚。从语言角度分析，这不同的话语像是在表达一个相同的意思。然而，从刑事政策角度分析，“依照程序可以刑罚”与“不经合法程序不得刑罚”，在一定情况下会发展为两个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诉讼原则。
为了实现“依程序而罚”，顺利实现刑罚权，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及时明确犯罪事实，确定当事人刑事责任，就成为刑事程序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和课题。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刑事诉讼应当为控制犯罪铺平道路，为发现实体真实服务。这种以发现实体真实为目的的诉讼原则，被称为“实体真实主义”，其侧重点在于积极、主动地实现刑罚，有效控制犯罪。
与此相对，刑事诉讼程序又要求“未经程序不罚”。这就必须通过立法手段确定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序、标准和实施办法，并要求参与诉讼的主体遵守。如果没能遵守法定程序，就不得不放弃实现处罚的目的。换言之，通过保障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公正性或正当性、完整性，来限制对实体真实的过度追求。这种观点强调的是对处罚权的控制、约束，对诉讼当事人权益的保护。由于强调不遵守法定程序就不能量刑定罪，因此，也被称为“程序法定”原则。该原则不仅要求通过立法确定刑事程序，同时要求程序的内容必须正当、公正。
在我国古代，西晋的刘颂曾经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沈家本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思想：“迨律无正条，而复以律外苛求之，此法之所以日益纷繁也。晋刘颂有‘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之请；唐赵冬曦有‘勿用加减比附’之议，并有见于律外科刑，必至有恣意轻重之弊。
今东西各国刑法，凡律无正条者，皆不得处罚，职是故也。”沈家本不但以这种思想直接指导刑律的修订，而且将其贯穿于刑事诉讼法律的修订始终。在他直接影响下，《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７６条规定：“凡裁判均须遵照定律。若律无正条，不论何项行为，不得判为有罪”。民初《刑事诉讼条例》对此完全继承，其《法例》章第一条同样强调：“犯罪非依本条例及其他关于刑事诉讼之特别法，不得追诉及处罚”。这是对中国流行几千年的程序虚无、程序随意的根本变革。
实际上，这种程序法定的要求早在１２１５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中即已确定：“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侵占财产、流放或以任何方式杀害，除非他受到贵族法官或国家法律的审判”。法国《人权宣言》也有类似规定。美国１７９１年第５条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则更为典型：“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此后，更多的国家在宪法及诉讼法典中对此作出了规定。
应该说，中国近代以来刑事诉讼法律中“程序法定”原则的出现，与以上国家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顺应了诉讼文明发展的潮流。
自此，法官定罪量刑时，不但要遵从刑事实体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也应严格遵守刑事程序法上的“程序法定”原则。虽然两个原则的真正落实都十分差强人意，但开化、向上的脚步毕竟已经迈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从“实”与“虚”两方面得到了法律上相对完善的关注，其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