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高度》序
张同吾
随着当代军人知识结构的嬗变，从部队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就我所接触的层面，便有许多将军诗人和将军作家，我阅读过他们的作品，并为其中许多人写过序言或评论，鲜明地感觉到他们大多有较开阔的思想视野、较丰富的人生阅历、较圆熟的文字技巧和较深刻的部队生活体验，因此，他们创作的诗歌和散文，成为我国军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10月，陈昊苏率领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由我主编的《中国现代诗选》（中俄双语版）首发式，李继耐主任到机场送行，他也是一位很有才气的诗人，我曾为他的《八一之歌》与《复兴之路》写过文章，这次时间宽裕得以促膝相叙，我向他谈及部队诗歌的创作态势，仍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又不断突显时代性，不断拓展文化内涵和美学疆域，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表现出我国军队既是威武之师，又是文明之师；既是祖国卫士，又是捍卫人类尊严与世界和平之师。我也谈及将军诗歌散文独有的优势和有待拓展的思想天地和艺术空间。
近日，段天杰将军的散文集《永远的高度》即将出版，他登门来访并相邀为之撰写序言。这是他的近作荟萃，笔酣墨饱、激情澎湃、正气凛然。其中许多篇章是重寻伟人踪迹、重现伟人风貌、重温峥嵘岁月、重振民族精神。我们长久地处于颂歌与战歌的年代，伟人伟绩早已被诗人和作家们用文字雕铸成巍巍高山，用激情酿积成滔滔江河，许多宏大叙事都显得相互雷同。段天杰选择了一些具体的景象、事象和物象进行记叙和描绘，以期达到以微知著、咫尺天涯的艺术效果。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耸立着张思德石像，正是当年举行张思德追悼会的地方，也是毛泽东讲演《为人民服务》的地方，段天杰站在这里浮想联翩、情思潮涌。导游告诉大家当毛泽东得知张思德牺牲时，当即指示“第一，把张思德的遗体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打口好棺材；第三，要举行追悼会，我参加，要讲话”。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且又如此关切如此诚恳，表明领袖与普通战士之间声息相通、血肉相连。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已成为革命经典文献，镌刻在几代中国人心中。当年党风民风和谐交融，领袖的话语暖人心肺；如今贪污腐败天怒人怨，领袖的话语应成为警世之音震聋发聩，段天杰命意高远文思凝重，让我们对历史青春期更加眷念与向往！《最富浪漫色彩的会谈》笔致轻盈地描绘了毛泽东与斯特朗会见的情形，“没有富丽堂皇的殿堂，也没有鲜花、美酒和红地毯，就在门前摆放一张石桌，坐在石凳上”，而且没有森严的警戒，邻居的孩子可以随意跑过来观看“洋人”。然而就是这次交谈，毛泽东发表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一哲学理念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通途。段天杰旨在说明，千古英雄并非都是横空出世旗飞鼓响，而身居山野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大智慧，才是旷世奇才，才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境界。《借得鞋帽亦风流》更是妙趣横生，毛泽东飞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是何等严峻的时刻，毛泽东却潇洒从容，“临时借了苏联医生阿洛夫的礼帽、皮鞋，在枣园大门口，周恩来左看右看，觉得帽子不合适，便将自己的盔式博士帽换给毛泽东。当他挥帽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山城人民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共最高首脑头上的帽子、脚下的皮鞋竟是借别人的”。文章穿插了一个故事：“说是爱因斯坦穿一件旧大衣，在纽约见到一位老朋友，朋友说他的大衣太旧了，劝他添置一件新的，爱因斯坦却说没关系，反正这儿谁也不认识我。后来，爱因斯坦成了闻名遐迩的大物理学家，再见到那位老朋友时，还穿着原来那件旧大衣，于是朋友又劝他换件新的，爱因斯坦说，没必要，反正这儿谁都认识我”。这个小故事既是对浅薄世俗文化的嘲讽，又把脱俗自信的精神境界写到极致，以此曲笔衬托毛泽东，让我们深化理解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才大略前无古人。还有《“感情树”下话感情》、《“读书石”前思读书》等篇什，都从不同侧面凸显了领袖不平凡的学养、胸襟和风采，以其充满热忱的叙述和笔酣墨饱的描绘，给人以诗化感染。
段天杰语言酣畅，又在优美的意境中，融入诗情画意：“凤凰山与宝塔山、清凉山隔河相望，山上景色秀美，草木葱茏。导游用延安普通话介绍说：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只美丽的凤凰，落在这里的一棵梧桐树上。直到老死之后，它将自己的身骨化成山脉，用来抵挡北国风寒。当时人们为了感念这只凤凰，就将这座山命名为凤凰山”。虽是平铺叙述却寓于深情。“八月的延安山青水绿，庄稼遍野，瓜果飘香。试想，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里，黄土高原的太阳格外明亮，蓝天上一朵白云悠悠飘过，门前一棵古槐如同一把撑开的大伞，树荫下领袖与作家在小石桌旁交谈，这是何等的惬意和浪漫”。以情入景，意在赞美伟人。他还有大量排比句势，不断深化情感内蕴，也不断强化了语言气势，使散文增添了政论色彩。
多年军旅生涯，使段天杰对部队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对战士们充满挚爱的深情。在《永远的高度》这部散文集中，有许多短章生动传神入魂入骨地描绘了战士们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他们坚定如山的意志、澄净如水的心灵和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那位“十班长”给人一种粗犷剽悍的印象，他能骑马奔驰出神入化，他能一肩扛起辕杆，让车尾着地，车轮悬空，这个“粗人”却能辅导战友们学文化，从这些普通战士中竟产生了将军、学者和教授，真是“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还有一位“傻大个”看似憨直，却是“一个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包容别人的人，一个忍着伤痛也要帮助别人的人，一个随时准备为祖国、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一个不论放到哪个岗位都能干出成绩的人，是值得怀念和敬重的人”。而《我们不想家》、《军号情结》等篇什，都精当地描绘出军人热爱部队的心理图像。《梨的滋味》深邃细腻地记叙了母慈子孝的动人故事，强烈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命脉，也闪灼着人性光芒。
《走近西夏》是长篇学术散文，也是段天杰的一篇力作，他以翔实史料为依据，雄辩地论述了西夏王朝的兴衰过程及内在因果。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化人类学家，难以对文章进行具体品评，但他的这种学术探究却启示我们，作家和诗人都要有历史感悟和学术意识，作品才会更丰富更深厚。
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散文的国度，这是由于我们既有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又有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那些彪炳千秋的大诗人，同时又是大散文家，他们的作品对后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超越了文学本身，而形成了世代相因的中国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规范，并潜移默化地陶冶和雕塑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历史不断前进，人们的审美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不断递嬗，但汉语言文字浸润的中国优秀作家，在自己身上总能找到几代大师的踪影。《左传》、《国语》、《战国策》机智和雄辩；李密《陈情表》以情动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文采飞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等都是散文经典。至于唐宋八大家，更是中国散文之盛，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明清散文十分讲究，李渔、顾炎武、蒲松龄、龚自珍、黄遵宪、康有为乃至曾国藩、左宗棠都是散文大家。中国散文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是“文以载道”，就是表现自己的人生见解、价值判断和新鲜的审美发现；其二是讲究灵妙，就是新颖的艺术表现，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就是体现语言的魅力、结构的魅力、形式的魅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像汉字汉语这样达到形神合一。中国散文也像中国诗歌一样，形式本身就是内容。正如先秦青铜的扑拙苍古，盛唐书法的洒脱奔放，宋代彩雕的柔静安恬，明清绘画的清峻冷寂，都是属于它们的那个时代的，同样我们这个崭新时代也在呼唤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富有时代气质的散文美学。当前的散文创作有两个明显的弊端，其一是平庸与平泛，以相似的形式传递陈旧的认知；二是细琐与矫揉，以小技巧把玩一己悲欢。我们期待散文家以其智慧与涵养，开拓崭新的散文天地。段天杰既有悟性又有灵性，既有较好的文化积淀，又有较好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倘若视角更新颖，内涵更丰盈，语言更空灵，他的散文将会更有艺术感染力。
是为序。
2013年7月30日于北京
